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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刊刻角度而言，清三代的写刻本，可谓超迈古人，其中有很多的名品都受到了后世藏家的喜爱，这其中之一，就是林佶所刻的四部书，因为这四部书都是林佶亲自写样，因此成为了清三代写刻本中的独特品种，这四部书被并称为“林佶四写”。我在迷上线装书的最初几年，不久就得到了第一部“林佶四写”之一，而后对他所写之书大感兴趣，于是努力探寻其他三种，好在20多年前，“林佶四写”还并不那么珍罕，没过多久，这四部书就齐聚于我的书房，王勃在《藤王阁序》中有“四美具，二难并”之说，而我得到了这四部书，也算是“四美具”吧，尽管搜集难度并不大。
“林佶四写”固然精美，但是按照黄裳先生的说法，看多了这种精美的写刻体，有天也会有甜得发腻的感觉。“林佶四写”是指经林佶手书上版的《渔洋山人精华录》、《尧峰文钞》、《古夫于亭稿》及《午亭文编》这四部书，这部书之所以名气大，是因为林佶本来就是当时颇有名气的书法家，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有《国朝书品》一篇，以此来品评清代藏书家的书法地位，他将林佶的书法称之为“林佶小真书”，包世臣将其定为“佳品下”。这个佳品如果换成百分制，以我的估计，相当于80分以上，但即使如此，藏书家们恐怕坚决不同意包世臣给林佶排的座次，否则的话，他所刻的那四部书也就不会受后世藏书家所喜爱，但转念一想，其实清代有许多大书法家，只是没人，可能也是不屑于来给刊刻书写样，毕竟那是手民的劳动，这样想起来，反而可以衬出林佶做事的功绩，如果不是他下这么大工夫，后世就不会有“林佶四写”这么一个特殊的藏书品种，正如王芑孙在《渊雅堂诗集》中对林佶的评价：“举世都将细楷推，崎岖薄宦托烟媒。尧峰板本参分布，却自黄庭得法来。”
林佶是清初福建藏书家，生于顺治十七年（1660），卒年不详，字吉人，号鹿原，别署麓子、鹿原学者、紫微内史、道山亭长、鹿原叟等，也不知为何，他给自己起了这么多的号。他本是康熙三十八年的举人，曾经拜汪琬为师，学习朴学，在他中举之后，就来到了北京，而后因为机缘巧合，他被赐给了进士出身。 关于林佶的出身问题，不知算不算一段机缘巧合，因为林佶来到了北京，跟当时的大名士陈廷敬和王士禛交往比较密切。在康熙四十五年时，他听说皇帝北巡返回，暂时驻跸于密云县，于是林佶就作了一篇《日月合璧五星联珠赋》，同时以他那精美的小楷，又抄录了一部御制诗集，而后他就赶往了密云县。某天，他在道旁迎驾，皇帝翻看了他的所作，可能是因为字写的漂亮，于是就命林佶进入翰林学士查昇的帐内。当时查昇和钱名世用御制诗集中的“野静知民乐”一句为题，以此来作五言排律八韵，而林佶作的那一篇，受到了皇帝的称赞，因此，康熙帝就带他回京。其实林佶除了会写小楷，他在篆书和隶书方面，也颇有功力，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皇帝把他留在了宫里，帮助内府编纂官刻本，当时的内府本《诗经传说汇纂》和《子史精华》都有林佶的参与。
他在宫中工作了7年，为此被皇帝赐给了进士出身，关于这段事，记载于顾嗣立的《秀野草堂诗集》，此诗集中的《纪恩诗序》有如下记载：“壬辰三月望日，臣嗣立礼闱报罢，需次选人。时吏部方议奏授内阁中书合人。二十七日，上询掌院揆公，'修书举人下第者几人？’揆公以潘葆光、杜诏、杨祖楫、汪泰来、王时鸿、杨潴、陈王谟、田广运、林佶、王图炳及臣嗣立姓名对。上命礼部取十一人落卷亲览。翼日午刻，特谕两主考总宪赵公、读学徐公，会同九卿内阁与额外荐卷，公同覆阅议奏。二十九日辰刻，进呈御前，特赐一体中式。”这段记载很有意思，原来是皇帝特地过问，在宫内帮着修书的这些举人，有哪几位没有考上进士者？相关的人士列出了11位名姓，其中就有林佶和顾嗣立，皇帝把这几位落榜生的考卷都调来翻阅了一遍，然后由主考官们再去商议。康熙帝的这个做法当然让阅卷大臣们心知肚明，于是凡是皇帝看过的这11位考卷者，一律被赐为了进士出身，如此推论起来，林佶是因为写字漂亮而进了宫，又因为进宫而得到了进士出身，看来字写的好，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但有些事情，还真要一分为二的来看，虽然林佶在宫中受到了皇帝的喜爱，但往往是上一任领导喜欢的人，到了下一任，大多会受到另外的结果，林佶也没有逃脱这个宿命。到了雍正元年，他被人污告罢了官，而后又因故进了监狱，出狱之后，他就返回了家乡，一心一意地搞他的藏书事业。 福州林姓为书香世家，其先世自元代即迁居于此，住在光禄坊一带，林佶父亲林逊性嗜金石古文，喜爱图籍，林佶自幼耳闻目染，亦嗜书极深，认为“遗金纵满籝，何如万卷积”，故将所有积蓄皆用于买书，甚至不惜变买家产，好在其妻亦诵诗书，通经籍，在购书藏书这件事上，可谓夫唱妇随，经常将自己的首饰典当给丈夫换取古书。 林佶的藏书处为朴学斋，其斋名来历缘于老师汪琬赠诗，据民国同邑藏书家郭白阳《竹间续话》载：“林吉人朴学斋在光禄坊，与许氏紫藤花庵遗址隔早题巷。吉人自记谓其师尧峰先生赠诗，有'区区朴学待君传’句，乃以名斋，中有陶舫。后冯笏骈缙居之，今属刘氏。”朴学斋外，林佶的藏书室还有鹿眠庵、荔水庄、长林山庄、警露轩、竹声柏影轩等，架上多有孤本、旧钞，其藏书之富，由两件事可略窥一二：一是朱彝尊选《明诗综》时，曾向林佶借书抄录；二是徐乾学编《通志堂经解》时，也向朴学斋求借典籍。这件事记载于《国史·文苑传》中：“佶工于楷法，亦善篆隶。文师汪琬，诗师陈廷敬、王士禛。琬之《尧峰文钞》、廷敬之《午亭文编》、士禛之《精华录》，皆其手书付雕。廷敬、士禛之集，皆刻于名位炬耀之时，而琬集则缮写于身后，故世以是称之。佶家多藏书，徐乾学锓《通志堂经解》、朱彝尊选《明诗综》，皆就是传钞。”
但是上面的这段话只提到了“林佶四写”中的三写，不知为何始终没有谈到《古夫于亭稿》，而这种论述方式，后世也有同样的说法。民国藏书家邓实藏有一部《渔洋山人精华录》，邓实在此书后写道：“侯官林吉人以善书名，尝为其师门手写《渔洋山人精华录》、《尧峰文钞》、《午亭文编》三书，为世珍重。此本初印，写刊皆极精，秀劲古媚，使人开卷神贻，而卷端虞山蒙叟一序及赠渔洋古诗一首犹存，虽经补抄，已为难得。”这部《精华录》虽然流传甚广，但今日所见，基本都是翻刻本，只是翻刻的很精，有时极难看出原刻与翻刻的区别。当年黄永年时，曾经告诉了我一个简便的方式，我牢记于心，然后在市面上按其方法查看，20年来，我看过近百部该书，竟然一部原刻本也未曾发现，而邓实藏的这一部，如其所说，确实原刻，真让人羡煞，但在这里他仍然也只提到了“林佶四写”中的三种，但这“三写”按照《退庵书画跋》里的说法：“吉人所写三部，楷法各不同，而《精华录》为最精。”
但是今日所见《精华录》，少有人会认为好过《尧峰文钞》和《午亭文编》，因此读到这段话，会认为是梁章钜的偏爱，因为他跟林佶不止是同乡，我到福州寻访时，发现他两家住的距离，最多也就是二、三百米，但转念思之，梁赞赏林所刻之书，他说哪一部好，都有乡贤回护之嫌，如此想来，更多的原因，是少有人见过真正的《精华录》原刻本之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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