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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荣渔2682号”海上大劫杀
［首次杀人的崔勇，说不出是紧张还是兴奋。“我看到我的刀刃前端没有血迹，用左手把整个刀刃都涂满了血，又往我没穿衣服的胸前涂上血，目的是让刘贵夺看到我沾血了，证明我动手捅人了。”］
（作者：郭国松）
山东荣成，石岛。
乘坐唯一的一趟公交车到达终点站，从写着“鑫发集团”四个大字、有保安值守的路口往里走，便是鑫发渔业公司的专用码头。
初春时节，海边上无遮无拦，凛冽的寒风从海面上扑过来，就像针尖一样扎在脸上，睁不开眼睛。
一眼看上去，码头上停靠的渔船，“鲁”字开头的名称最多。我在港内拥挤不堪的渔船中寻找“鲁荣渔2682”号，最后只找到了它的姊妹船“鲁荣渔2681”号。
“鲁荣渔2682”号去了哪里？莫非它带着22条冤魂又出海了？
五年多前的一个冬日，“鲁荣渔2682”号从这里启航，驶向遥远的南太平洋。33名船员，带着淘金梦，踏上了血腥的航程。
死亡之途
2010年12月28日，虽然只是初冬时节，但对于山东半岛东北部的荣成来说，气温已经降到零度以下。很快，这里将会被大雪覆盖，“鲁荣渔2682号”要赶在这之前出发。
正式出发前的12月27日，边防部门的人员登船检查，但直到此时，“鲁荣渔2682”号还有19名船员没有办理海员证。鑫发公司先让这19名船员下船，从其他船上借来19名有海员证的船员顶替，以欺骗的手段完成边检后，“鲁荣渔2682”号从鑫发码头出发，停泊在码头外的海上，公司派船把没有海员证的19人送到船上，再把借来的19名船员换走。
时近中午，没有特别的仪式，“鲁荣渔2682”号与本公司的另外三艘渔船启航。在韩国釜山加油后，四艘渔船从日本南部的大隅海峡驶入太平洋。
“鲁荣渔2682”号船上共有33名船员，其中职务船员8人，普通船员25人。
33名船员主要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其中，辽宁籍的船员不仅人数最大，而且由于船长李承权是大连人，船上的职务船员都是他找来的，以辽宁籍为主。
具体而言，辽宁籍船员17人，黑龙江籍船员5人，吉林籍船员4人，内蒙古籍船员5人，贵州和安徽籍船员各一人。
船上25名普通船员大部分没有出过海，有些人甚至不会游泳。他们对大海乃至船员的海上生活一无所知，唯一在乎的是公司承诺的每年45000元的保底收入。
船员们与公司签订了服务期限两年的合同。两年内，船一直在海上作业，中途不靠岸。等两年后回到出发地，每个船员将得到最少90000元的报酬，对于这些穷苦的农民来说，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在经历了好奇、晕船、剧烈呕吐，到逐渐适应的整个过程后，船上的生活渐渐平静下来。
2011年3月1日，“鲁荣渔2682”号经过长达两个月的漫长航程，横穿太平洋，到达秘鲁附近的南太平洋海域。
保底收入导火线
作为全球四大渔场之一的秘鲁渔场，那里的鱿鱼比成年人的个头还大，动辄就是100来公斤。利用鱿鱼趋光的特性，夜晚，船的四周悬挂着数盏2000瓦的强光灯，50米的水下照得通体透明，鱿鱼被吸引过来。
严格地说，渔船到那里不是用渔网捕鱼，而是钓鱼；钓鱼的时候并没有鱼饵，把带着钩子的鱼线放进几十米深的海里，鱿鱼们愿者上钩——完全是姜太公的手法。
在秘鲁沿海作业一个半月后，由于产量不理想，经过公司同意，“鲁荣渔2682”号与“鑫发9”号等五艘渔船转移到智利海域。
平静的日子没有维持多久，随着船员黄金波、岳鹏先后要求回国，船员们的情绪受到影响。
“黄金波曾向我提出过回国的想法，我问他原因，他说自己钓不到鱼，很上火。”船长李承权说，“我劝过他，让他安心钓鱼，第二天或第三天，他就又开始钓鱼了，从此再也没有向我提起过回国的想法。”
李承权的说法大致得到了黄金波的印证。
但是，船员刘贵夺却是另一种说法：“钓鱼我总是排在前五名，后来算了算，一共五个月，我能挣五千元左右。每天最少工作十八个小时，感觉非常累，船员都有意见，黄金波和刘成建身体有病，要回去。公司说可以回去，但最少要在船上呆一年多，船长跟公司联系人说，不死不能回去……”
不久，黄金波在钓鱼的时候晕倒，他和岳鹏两人躺在宿舍休息，每天只吃一顿饭。李承权打电话给公司，停发了他们两人每月1000元的工资。
船员们的不满情绪开始发酵，私下里总在议论保底45000元有没有保障的问题。
直到此时，这些对法律一窍不通的船员才想起上船前签的合同。
奇怪的是，船员们与鑫发公司签订的合同有两份，一份的开头很详细，包括甲方全称“荣成鑫发水产食品有限公司”、所在地址、乙方姓名、身份证号码、居住地址等。落款盖有甲方的公章，有甲方代表、副总经理王智勇的签名以及乙方的签名，时间是2010年12月6日。
另一份合同的开头只有乙方的名字，其他全部空白；落款处的公章内容为“荣成市鑫发渔业有限公司”和甲方代表王智勇以及乙方的签名，时间同样是12月6日。
一部分合同上居然盖着“荣成鑫发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和“荣成市鑫发渔业有限公司”两个公章。
二副王永波的妻子张岳林送丈夫出海，在石岛的酒店住了10天，回大连时，她顺带捎回六份合同，甲方的公章全部是“荣成市鑫发渔业有限公司”。
张岳林和船员马玉超的母亲专门去查过，根本就没有“荣成鑫发渔业有限公司”，那公章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上述两个不同公章的合同，后来都被警方收入卷宗，表明船员家属所言不虚。
让船员们耿耿于怀的保底收入45000元在合同的第二条：“乙方自出海到东南太平洋渔场进行鱿钓生产期间的保底收入人民币45000元／年（包括附件所示年工资、奖金、社保等）。月工资在月末由公司汇入乙方提供的指定账户或乙方指定的个人领取，收款费用由个人承担，余下奖金、社保等合同期满一次性付清……”
何为保底收入？在何种条件下才能够拿到保底收入？合同上并没有约定。
“我们问船长，能不能拿到保底收入，船长说不是保底工资，是按产量发工资的。每斤给我们提两毛钱，每吨就是400元。”船员黄金波说，“每个人按照自己的产量计算一下，根本完不成，每年就到不了45000元，船员都感觉被骗了。”
当时，船上流传着来自船长李承权对合同的解释——只有在出现意外、钓不到鱼的情况下，公司才能发给每年保底收入45000元；如果正常钓鱼，将按实际产量提成。
按照这样的解释，船员们的收入实际上就是每个月底薪1000元，外加钓鱼提成，根本就不存在保底收入。
钓不到鱼还有45000元，钓到鱼了可能拿不到45000元，这种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逻辑激怒了船员。
另一方面，每天长达18个小时、甚至一天一夜不睡觉的超负荷工作，让船员们不堪重负。
“船员下午16时许起床，先把冷冻的鱼装袋入库，17时许，船员吃完饭后开始干活，一个通宵，第二天上午8、9点钟收工吃饭，10点钟左右睡觉。”船长李承权说，“钓鱿鱼的活挺累的，工作强度也大，我们的船作业三个半月左右，共钓鱿鱼400吨，平均每名船员钓了13吨左右，提成5000多元，加上基本工资，船员每月的工资不到3000元。”
第一个被杀者
45000元保底收入的梦想破灭后，船上就在暗暗涌动着不安和不满的情绪。
船员刘贵夺后来承认，在动手劫船前一个月，他们就在悄悄筹划，私下联络船员，确认哪些人能够跟他们一起干，从而足以对付船长的势力。
“我们商量控制船长，当时想大副付义忠，大车温斗他们可能反抗。”行动总指挥刘贵夺说，“我们想把船长挟持，刀架他脖子上，他们肯定就不敢反抗了，他们都听船长的，不能不管船长的死活。”
按照刘贵夺的说法，劫船回国的想法是内蒙古籍船员包德格吉日胡最先提出的。“内蒙古的5名船员，除了黄金波，其他人都听我的。”包德说。
经过秘密联络，刘贵夺和包德算了一下，支持他们行动的船员有13人，胜算把握较大。
2011年6月16日（智利时间）下午，公司联络的一艘油船给“鲁荣渔2682”号加油45吨，再加上剩余的燃油，船上的总油量约70吨，足够回国。
刘贵夺与包德决定当晚动手。两人分头做“战前紧急动员”，将行动计划通知到每一个参与者。刘贵夺给黄金波布置的任务包括：动手前把厨房的菜刀藏起来；准备辣椒水和面粉对付反抗的人；关掉驾驶室的窗子，防止其他人听到。
当晚11点半，刘贵夺和包德率领黄金波、戴福顺、刘成建、双喜、王鹏，持刀进入最上层的舵楼——驾驶室，包宝成、丁玉民、姜晓龙、薄福军、梅林盛把守通向舵楼的楼梯，担负狙击任务，确保刘贵夺他们几个人能顺利实施控制船长的计划。
由于渔船在停泊状态，驾驶室无人，李承权正在船长室休息。船长室与驾驶室相通，里边有两个上下铺，平时就是船长和大副付义中的宿舍。
李承权正在自己的房间睡觉，刘贵夺、包德、刘成建三个人持刀闯进来，刘贵夺把李承权从床上拽起来，让他起锚回国。李不同意，刘贵夺朝他的左大腿捅了一刀，接着包德用铁棍朝他的左太阳穴打了一下，李承权就倒在床上，刘贵夺船员双喜和戴福顺他俩把船长绑上。
混乱中，大副付义中进入船长室，被几个人七手八脚地绑了起来。
伙食长夏琦勇发现舵楼那里发生了事情，他想上去，被、姜晓龙、刘成建和黄金波拦住。
刘成建手里比划着刀说：“让你下去就下去，没你什么事。”
“夏琦勇不听，用手把我拿刀的手拨开，我们就撕扯开了，我用刀就捅夏琦勇，扎在他后背左肩膀位置两刀。夏琦勇被扎以后就往舵楼左后边油桶方向跑，跑到油桶跟前就摔倒了。”姜晓龙说，“我跑过去，第一刀没扎进去，他用双手一下就把刀刃抓住了，我们两人就在这里抢刀。”
这时，刘贵夺跑过来。“我上去捅夏琦勇左腿一刀，捅雨裤上了，又捅屁股下边一刀，他受伤了。姜晓龙拿刀朝夏琦勇胸前捅，刀都捅弯了。”刘贵夺说，“我大喊刘成建把他腿打折了，也是为了吓唬大家，刘成建就打了他一棍，夏琦勇躺下老实了。”
身受重伤的夏琦勇躺在走廊上呻吟，他看着姜晓龙说：“我对你不错。”
过了一会，“我感觉他死了，就叫双喜过来，和我把老夏扔下去。”姜晓龙说，“第一次还没有扔下去，老夏掉到一层甲板走廊上，然后我和双喜，刘成建三人下去把老夏扔到海了。”
夏琦勇被杀的过程，刘贵夺、姜晓龙、刘成建、黄金波各有各的说法。刘成建描述了更血腥的场景：“姜晓龙手里拿着割鱿鱼的刀蹲在夏琦勇的右边，用左手捂住夏琦勇的嘴，右手拿刀在他脖子上划了两三刀。夏琦勇躺在那里已经不能反抗了，脖子上被划了一道长约10余公分的口子，直往外流血。”
事后，警察问姜晓龙：“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否有拿刀割老夏脖子？”
“说实话，我当时真是懵了，具体情节记不住了。”姜晓龙说，“黄金波在场，还用手拽我，说老夏已经不行了，他应该看得清楚。”
夏琦勇死后，大车温斗用绷带给船长李承权的伤口做了简单包扎，刘贵夺让包德和姜晓龙把他抬到驾驶室，设定回国的卫星导航路线。这时，李承权才发现，船上的对讲机和卫星电话都被关闭，用于远程通讯的单频对讲机话筒被拆掉。
“鲁荣渔2682”号变成了一个在太平洋上移动的与外界失去联系的孤岛。
“事情闹大了”
包德从驾驶室窗子探出头来，对着楼下钓鱼的船员大喊：“收线！收线！”
双喜拿着刀子下到一层，“鱼线赶快收，没收的用刀割！”
这时的刘贵夺俨然一个指挥官，他发出命令：“起锚！”
“鲁荣渔2682”号的引擎被启动，由船员王鹏驾驶，踏上了回国的航线。
王鹏双手操舵，包德站在驾驶室。“有必要这么做吗？”王鹏问道。
“要不是用你开船，连你也一块扔下去！”包德说。
渔船起航后，黄金波回到他住的六人间，本来住在机舱旁边四人间的大车温斗也躺在六人间的铺上，大家都在说刚刚发生的事情。
“老夏死了。”黄金波说。
“没事，船长回去报失踪掉海里就没事，以前经常有这种事情发生。”温斗对刚刚发生的命案并不是很在意。
黄金波心里不踏实，他出去，到12人间门口坐着。刘成建走过来说：“我们都要注意点，防止有人造反。”两人在那里坐了一个通宵。
王鹏操舵一个多小时后，包宝成上去接班。王鹏看到姜晓龙和黄金波在二层甲板上，就过去和他们聊天。
“动夏琦勇有必要吗？”同样的问题，王鹏又问了一次。
“当时压不住了，不动手不行。”姜晓龙说。
这时刘贵夺和刘成建过来，王鹏说：“杀人了，事情闹大了。”
“这是公海，没人说出来就没事。”刘贵夺说完就上了舵楼。
正说着，双喜来了。“事情闹大了，也没想到会这样。”双喜说。
“那怎么办？”王鹏接过他的话问道。
“先保命再说，走一步算一步。”双喜回答说。
王鹏回到宿舍。“当晚我们谁也没有说话，我也没睡。”王鹏说，“黄金波一晚上没回来，第二天天没亮的时候才回来，上床躺着也没说话。”
第二天，包宝成提醒刘贵夺，要把救生衣和刀收起来，还有救生筏，要防止有别的船靠近时船员跳下去。
刘贵夺让薄福军、双喜他们分头把船上的刀子全部收起来，放到驾驶室，统一保管。而他们这些参与行动的人，每人都带着一把刀子。
船上的救生衣原本都发给了船员个人，平时不穿，只有风浪大的时候才穿上。根据刘贵夺的命令，30多件救生衣被集中保管。一个救生筏，用钢筋加固后，想把它放下来很不容易。
刘贵夺把他们的人分成两批，包德带着姜晓龙、戴福顺负责白天值班，刘贵夺和黄金波、双喜、刘成建值夜班。王鹏因为需要驾船，他跟丁玉民两人机动。
“鲁荣渔2682”号渔船有两层甲板。一层甲板靠前部是11人间，机舱上方有两个小房间，分别是四人间和六人间，其中，四人间住着大车温斗、大管王延龙和三车温密。二层甲板最前面是驾驶室，中间是船长室，后边是12人间。
船上的铺位被重新调整，除了四人间，其他几个房间都被安插了被刘贵夺称为“我们的人”，以监控船员的动向。
普通船员两个人一班，每天到驾驶室值班（船员们叫“走岗”），白班四小时，夜班三小时。一人掌舵，一人负责瞭望，确保渔船按照设定的卫星导航线路航行，防止跟其他船只发生碰撞。
刘贵夺这时候是全船最高指挥官，他搬进船长室，睡在其中的一个上铺，下铺是一度被他们捆绑、后来恢复自由的大副付义中，船长李承权还是睡在他原来的铺位。
船上看起来慢慢安静下来。但是，刘贵夺的神经依然紧绷着，“我们的人”向他报告的任何信息，他都要记在本子上。
过了大约两三天，包德跟刘贵夺说，“我们的人”也够了，让梅林盛在底下埋伏着。“梅林盛走岗开船时，我让他继续住那里，观察其他船员的情况，如果有情况就向我反映。”刘贵夺果然得到了梅林盛提供的情报，“有一天，梅林盛告诉我说，岳朋和薄福军、陈国军经常在一起说话，单国喜说过，如果我们弄他们，他们就反抗。”
包德生活在一个善于用刀的民族，既然动了刀子杀人，鱿鱼刀不行，手上得有一把好刀。他和内蒙古籍船员从船上拆下几条角钢，在砂轮上打磨了9把刀刃锋利、长约30至40厘米的新刀，“我们的手”每人一把。
清除“造反者”
经过一个月航行，“鲁荣渔2682”号穿过夏威夷附近海域，进入西太平洋。
7月20日，“鲁荣渔2682”号位于日本以东约1500海里的太平洋上。按照9节／小时的速度，一周左右即可穿过日本南部的大隅海峡，进入东海。
在此之前的几天，船上的设备陆续出现问题，船上的一台小型发电机被烧毁。这艘船上本来配备了两台大型发电机和一台被称为“小副机”的小型发电机，平时需要开两台大发电机，但在无法得到燃油补给的行驶途中，只能开一大一小，否则，两台大型发电机一起开，耗油量太大。
现在，小发电机被烧毁，只能开两台大功率的发电机，耗油量大增，可能导致中途无油而抛锚。结合各种内线情报，刘贵夺断定，这是负责船上设备运行的温斗和温密兄弟在背后搞鬼，目的是让渔船在海上抛锚。
“我看见温斗经常和别人串，经常说悄悄话，我感觉有人要造反。包德格吉日胡也发现有要造反的，发现二副王永波、岳朋、刘刚、单国喜、吴国志和大车温斗关系挺好，岳朋和单国喜、薄福军说要造反。”本来就高度警惕的刘贵夺草木皆兵。
7月20傍晚，刘贵夺和包德等人在舵楼开会。“温斗和温密是兄弟俩，不管留下哪一个，另一个都会反抗，只能留下大管王延龙，把温斗和温密都干掉。”刘贵夺说。
之所以留下大管轮王延龙，是因为杀了温氏兄弟后，船上懂技术的就只有王延龙一个人。
刘贵夺列好了名单：温斗、温密、王永波、岳朋、刘刚、姜树涛，一共六个人。
包德又补充了三个人，“造反的还有吴国志、陈国军、薄福军。”
“不行，今晚不动他们三个。”刘贵夺否了包德的人选。
7月20日深夜，按照分工，包德率领戴福顺、双喜、姜晓龙、刘成建、黄金波一共六人实施杀人计划，刘贵夺带着冯兴艳、王鹏、梅林盛、丁玉民，坐镇舵楼指挥和策应，并看住船长和大副。
一切安排到位，刘贵夺让船员宫学军煮了面条，又拿来酒，让大家边吃面条边喝酒，借酒壮胆。
行动开始后，刘贵夺打开船上的广播，播放音乐，制造噪音。然后以修舵为由，让黄金波将温斗从四人间骗到驾驶室。
四人间平时只有温氏兄弟和王艳龙三个人。黄金波、双喜、戴福顺三人持刀控制住大管轮王延龙，姜晓龙、刘成建杀了温密。
温斗检查了一遍，发现舵没有问题。正往回走，迎面被姜晓龙、刘成建、黄金波三人截住。
刘贵夺说：“我从窗户往外看，温斗从舵楼往左侧楼梯下了一半，包德捅了温斗一刀，刀尖从身体露出来。”
温斗猝不及防，大叫一声。船长李承权透过嘈杂的音乐听到了大车的叫声。“大车叫什么？”李承权问道。
“大车说明天修。”刘贵夺敷衍说。
姜晓龙、刘成建、黄金波冲过去，一阵乱刺。温斗身中数刀，被扔进海里。
杀了温氏兄弟，姜晓龙、黄金波、刘成建提着血刀子上了二层，包德、梅林盛、王鹏、冯兴艳已在那里等候。刘贵夺从舵楼走过来说：“刘刚、王永波、岳鹏三个人不能留。”
刘成建进入12人间，让岳鹏出来。岳鹏刚到门口，包德对着他的腹部就是一刀，刀尖穿透了他的身体。姜晓龙、刘成建又对他连刺几刀。
上了刘贵夺黑名单的船员刘刚也住在12人间。刘成建站在走廊大喊：“刘刚，你出来！”
刘刚从12人间出来，黄金波、姜晓龙、冯兴艳、王鹏四个人挥刀刺向刘刚，随后被抛入大海。
到底谁刺了几刀，刺在身体何处，没有人说得清。“捅在哪里记不住了，那时候人就懵了。”姜晓龙说。
包德、姜晓龙、刘成建、冯兴艳、黄金波五个人进了12人间。二付王永波在上铺睡觉，包德朝他的腹部连刺两刀，其他四人也跟着乱刀刺向王永波。王永波从上铺掉到地上，肠子流出来。这时，刘贵夺进来，一边用刀捅他，一边喊“王哥”。
面对奄奄一息的王永波，刘贵夺让其他人收拾一下。包德和冯兴艳把王永波抬出来扔到海里。
“杀王永波的时候，屋里的人都看到了，但没有人敢动。”刘成建说。
刘贵夺见段志芳和宋国春都在床上躺着，便对他们说：“没事，不动你们。”
另一边，姜树涛从房间里出来，被双喜和戴福顺拦住。“你干啥？”双喜问。
“我，我去做饭。”情急之下，姜树涛编了个理由。
“几点了？你半夜去做饭？”双喜持刀逼着他，姜树涛往后退，两人上前连着两刀，刘贵夺刚好走过来，上去又是一刀。
“刘哥，刘哥，我错了……”姜树涛哭着求饶。
“得了，扔到海里。”刘贵夺摆摆手说。
六条人命，转眼间消失在黑暗的大洋中。
领头者刘贵夺
大开杀戒的第二天早晨，包德跟刘贵夺提出，要杀吴国志、陈国军、薄福军。“包德说，梅林盛、冯兴艳、王鹏、丁玉民四人没有杀过人，必须让他们手上沾血。”刘贵夺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直接告诉梅林盛、冯兴艳、王鹏、丁玉民他们四个，杀死吴国志、薄福军和陈国军。把他们叫到船尾，然后都杀了。”
为什么要杀他们三个人？不管是刘贵夺还是包德，始终没有给出让人能够接受的理由。
一群怀着海上淘金梦想的船员，几乎是在一夜间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而刘贵夺是这个团伙说一不二的领头人物。
1980年9月出生的刘贵夺，家住黑龙江省龙江县杏山乡，再往西走200公里左右，便是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首府乌兰浩特。
正是初春时节，刘贵夺的父母对我的突然到访甚为惊讶。问起刘贵夺的情况，他们似乎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刘贵夺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都已独立成家。刘贵夺在乌兰浩特打工时认识前妻，结婚后住在岳父母家，有一个孩子。两人结婚四五年后离婚，孩子跟母亲生活。
“为啥离婚，也不知道，我想还不是因为钱，他们在城里，到哪里能买起楼？”刘贵夺的母亲冯国兰一边抽着自己做的旱烟，一边说，“儿子回来不说，他知道家里没钱，也没开口要。他们闹离婚的时候，老大还没对象。”
冯国兰隐约记得，有一次刘贵夺回家时说过，妻子要求买房子，房产证上写她的名字。
刘贵夺的家乡地处大兴安岭与东北平原的过度带，明显的丘陵地区特征。当初全家五口人共有近60亩土地，1998年遭遇洪涝，次年大旱，一半的土地被政府要求退耕还林，最后剩下26亩耕地。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刘贵夺跟村里很多人一起，开始出去打工。
说起刘贵夺这个人，“俺家那孩子，你说他坏他也不坏，他也不偷不摸不抢。他长得挺大，有他爹高，也有他那样。”冯国兰说，“反正他这样人，虽然野点吧，也不是那么坏，整急眼了吧……”
“整急眼谁都不好办。”刘贵夺的父亲打断妻子的话说。
刘贵夺的父亲刘吉文中等个，并不是想象中的东北大汉。
“他也不跟人家打仗，看啥都心软，会说话，会来事，搁哪干活人家都得意，不懒，有眼睛，看着活就干。”冯国兰对儿子刘贵夺的评价可以从一个侧面得到印证——在船上钓鱼的时候，刘贵夺的产量最高，几乎超过黄金波等船员的一倍。
或许就因为刘贵夺“会说话，会来事”，他成了船上的领头人，船员们也都认可他的地位。
但是，从刘贵夺的父母身上，从这个家庭的背景上，却无法找到他突然变得极端嗜血的基因。
失踪者，投诚者
连续的血腥杀戮，使得船上陷入恐慌。在温氏兄弟和二副王永波等六人被杀的第二天，船员马玉超不见了。
马玉超是这个船上唯一的大学生，老家在黑龙江海伦，考上了山东工业学院，大专。
1986年出生的马玉超，是家里独子，毕业时已经24岁。没找到好工作，也被45000元的保底收入吸引，上了这艘死亡之船。
没有人发现马玉超是如何离开渔船的。翻看他留下的日记本，只是写着自己“很害怕，想平安无事回家”。
“没想处理马玉超，难道他自己跳海了？”刘贵夺好像有一种挫败感，他站在船舱里，自言自语地说，“跑就跑了，我都扔海里好几个了，还差这一个？”
刘贵夺这一说，船员崔勇顿时感到紧张起来。“我当时很害怕，当天就跟段志芳商量，不行，我们两个加入刘贵夺一伙。”崔勇说，“段志芳怕他们不要人。”
过了几天，崔勇又去找段志芳，急切地希望入伙。“我和段志芳到舵楼里找刘贵夺，跟他说，想加入他们。”崔勇说。
亲眼目睹了王永波被杀过程的段志芳同样惶恐不安。他虽然被安排顶替被杀的夏琦勇做饭，但内心总是有一种预感，担心哪一天被叫出去杀了。
“崔勇找我商量，说刘贵夺在船上总杀人，害怕被杀。”段志芳说，“崔勇说要跟着刘贵夺去日本，刘贵夺说他手上没沾血，不带他去。崔勇让我跟他一起去找刘贵夺，表示愿意跟他，防止被刘贵夺杀了，我同意了。”
刘贵夺当时没有直接表态，只是不冷不热地说：“我考虑一下，有事会叫上你们。”
面对刘贵夺模棱两可的态度，崔勇不放心，他干脆说：“刘哥，再扔人的时候，叫上我们俩。”
从舵楼出来，崔勇和段志芳又去找姜晓龙。“姜哥，你帮我们说说，求刘贵夺别杀我们俩，让我们做什么都行。”崔勇说，姜晓龙答应过两天帮他们找刘贵夺。
怀着这种心情的还有船员冯兴艳。下面这段对话真实地反映了冯兴艳当时的心理——
问：“你每次杀人后，有何心理变化？”
冯兴艳：“每次杀人后心里都特别害怕。”
问：“你为什么要入伙？”
答：“我入伙是为了活命，我不杀人，刘贵夺、包德就要杀我。”
问：“杀吴国志的时候，你问吴国志是否有钱是什么意思？”
冯兴艳：“想让他把随身的钱交出来，再杀他。黄金波先问他是否有钱，我跟着问了一句，吴国志没说话，我就第一个上前捅他。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做给包德、刘贵夺那伙人看，我当时想再不积极主动杀人的话，怕被他们杀了。”
问：“你为什么加入刘贵夺、包德等人犯罪团伙？是何时加入的？”
冯兴艳：“包德找到我，要我入伙，说要是不入伙，就把我扔海里，我怕死，就直接同意加入了。当时我心里也明白，入伙了就得杀人，手上必须沾血。为了活命，我就豁出去了，即使是杀人我也能干，这些都是我当时心里想的。”
船长入伙
“鲁荣渔2682”号继续向西太平洋海域航行，逐渐靠近日本海。
但是，大清洗过后，原先计划的回国之路被阻断。
10条人命，刘贵夺当然意识到那将是什么后果。
7月24日，受伤后一直被控制在船长室的李承权，被刘贵夺和包德驱赶到12人间。与外界隔绝了一个多月的李承权，在这个房间里见到了大管轮王延龙、船员宋国春、段志芳、宫学军。包德在房间里看着他们。
趁着包德中途出去的机会，李承权问王延龙：“温斗和温密他们怎么样了？”他受伤后，每天都是温斗提着药箱上去给他换药，后来，他再也没有见到温斗。
“他们都被杀了，当时我就在场。”王延龙小声地说。
“那我们怎么办？”李承权显得十分焦虑和恐惧。
王延龙似乎没有好的办法，只是叹息。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知道船员们当时的想法，他们是否想到过反抗？或者说，因为什么原因，自始至终没有人站出来反抗呢？
事实上，在第二轮大屠杀之前的一个来月，船员们的行动是自由的，却无人站出来反抗。
“我们在宿舍里也议论了，都挺害怕的，心想我们也没干什么，不会对我们怎么样的。”王鹏说，“我想到了反抗，但是没有人提出，我也不敢提出，怕遭到那些内蒙古人的报复。”
此时，刘贵夺已决定放弃回国，偷渡日本。他第一步要做的是筹集经费，船员们被动员交出手中的钱，段志芳将700块钱塞到厨房的一个柜子缝隙中，只拿了20块钱上交。
崔勇只有30块钱，他向段志芳借了20块，一起交给刘贵夺。“我怕我不交钱，刘贵夺把我害了。”崔勇说。
刘贵夺下令打开卫星电话，威逼船员们给家里打电话，编造生病等理由，让家人将钱汇到一个叫韩俐的账户上。后来证实，韩俐是刘贵夺打工时认识的女人，两人交往并不深。
一部分船员家人接到了电话。不过，家属们普遍对电话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大部分家属并没有汇款，这个账户最后只收到一万元。
打完电话，刘贵夺到12人间找船长李承权。“回国是不可能了，我们打算偷渡日本。”刘贵夺嘴里叼着烟，眼睛盯着李承权问道，“你是什么态度？”
“我不明白你是啥意思，有什么事情直说吧。”李承权谨慎地说。
“事情你都知道了，我手上有六七条人命……”刘贵夺把话说了一半，李承权却分明听出了他的意思。
当时还有船员宋国春在场，李承权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就明白刘贵夺的想法，“就是说也让我粘点血，不然我也不能活命。”
“你们要去日本，我是船长，别人都死了，我没有死，回去也说不过去。”李承权说，“我在日本有亲戚，愿意跟你们去日本。”
刘贵夺马上召集“我们的人”讨论船长入伙的问题。
“船长加入我们有好处，因为船长懂的事多，日本还有亲戚。”刘贵夺把李承权入伙的利与弊摆出来，“坏处是船在日本靠岸后，他会把我们都供出去。”
七嘴八舌，谁也拿不定主意，最后，大家让刘贵夺决定。考虑到李承权已向刘贵夺表态，入伙后愿意手上沾血，最后刘贵夺决定接纳李承权为新成员。
诱杀包德
在刘贵夺决定偷渡日本的时候，船上已经有10人被杀，1人失踪，尚有22人。
背着10条人命，20多个人浩浩荡荡地偷渡日本，似乎不大现实。于是，大家在私下猜测，刘贵夺可能还要杀人。消息首先在“我们的人”中间流传，由此演变为新一轮疯狂的杀戮。
“船长入伙后，我当时并不想再杀人，打算跟船长和手上沾血的人去日本，让大副带着其余的人把船开回国。”刘贵夺说，“准备船经过日本海附近的时候，晚上趁他们睡觉了，我们坐上救生筏上岸。”
尽管偷渡日本成了唯一的选择，但谁也拿不出一个具体的方案，即使作为全船最高决策者的刘贵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不久，包德将原本住在12人间的江晓龙安排到之前温氏兄弟所住、如今形同“鬼屋”的四人间，说是让他看着机舱。
江晓龙无疑是刘贵夺的干将，深得其信任。在决定偷渡日本、船长入伙、船上的环境发生变化之后，包德此举显然很不明智。只是，我们无从知晓，包德是出于何种考虑，将刘贵夺的主力赶到无人居住的“鬼屋”。
“我们的人”本来就分为刘贵夺的黑龙江帮和包德的内蒙古帮，彼此存在戒心。“我感觉包德格吉日胡不对劲，好像不和我一条心，跟我说话也少了。”刘贵夺开始用怀疑的眼光打量包德，“包德以前总说整这个，整那个，现在感觉他看我的眼神就不对，可能想把我杀了，他当老大。”
刘贵夺疑神疑鬼，越看越觉得不正常。
游走于刘贵夺和包德两股势力之间的黄金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艘船上后来的局势。
大约在夏威夷西部海域杀人的第三天，轮到包德带着黄金波等人值班，包德对黄金波说：“刘贵夺不会带这么多人去日本，他想把我们都杀了，把船弄沉，跟姜晓龙几个人去日本。”
一番煽动和试探后，包德直接告诉黄金波，他准备反了刘贵夺，夺取船上的控制权，要求黄金波跟他一起干。黄金波当场表示同意。
没想到，这个小小的渔船上也充满了阴谋与背叛。到了晚上，黄金波立即将包德谋反的计划密报刘贵夺。
黄金波本来是内蒙古籍，但他并不属于包德的势力范围，而是刘贵夺的铁杆跟班。“我挺罩着黄金波，船上就他年龄最小，我让他跟着，干点轻快活，喊个人什么的，动手杀人时在后面。”刘贵夺说，“后来黄金波也跟我说他动手杀人了，我问他怎么样感觉，黄金波说挺爽，意思是动刀捅人了。”
得到黄金波的秘密情报后，惊恐与愤怒之下，刘贵夺决定先下手为强，当晚就制定了诛杀包德团伙的方案。
刘贵夺将包德、双喜、包宝成、戴福顺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后面打了X，其中，包德名字打了两个X，然后把名单交给姜晓龙、黄金波、刘成建。
此时，两伙人在船上势均力敌，包德一伙有4人，刘贵夺一伙算上王鹏共有5人，但战斗力显然不如包德。所以，刘贵夺设计的方案是智取，而不是火拼。
刘贵夺对李承权说，他的几个兄弟温斗、温密、王永波都是被包德一伙所杀，现在准备让李承权亲手杀了包德。“我想这是给兄弟报仇的时机，又可以手沾血，就同意了。”李承权说。
说服了船长李承权，刘贵夺又去找如伙心切的崔勇，告诉他要杀包德。
7月24日晚上，刘贵夺做了周密布置，然后给崔勇一把刀，让他藏在身上，先回宿舍，充当诱饵。
为迷惑包德，达到调虎离山之目的，刘贵夺把包德叫到驾驶室，说当晚准备杀掉崔勇。“你就别动了，你把刀给船长，看着他，让他手沾血。”
行动开始后，刘贵夺让包德到宿舍叫崔勇到舵楼。包德走到二层甲板，看到李承权站在那里，就把自己的刀递给李承权。
兵不血刃，包德被刘贵夺顺利地解除了武装。
刘贵夺同时安排姜晓龙、刘成建、王鹏守在甲板两侧，监督李承权杀人。
包德浑然不觉是计。不一会，崔勇跟着包德上了二层甲板。说时迟，那时快，崔勇抽出藏在身后的利刃，从背后刺向包德；李承权上前一刀刺中包德腹部。
首次杀人的崔勇，说不出是紧张还是兴奋。“我看到我的刀刃前端没有血迹，用左手把整个刀刃都涂满了血，又往我没穿衣服的胸前涂上血，目的是让刘贵夺看到我沾血了，证明我动手捅人了。”
突然遭到前后夹击，身受重伤的包德跳进海里，高喊：“他们要杀我，都出来！”
李承权冲着驾驶室大喊：“停车！右满舵！”船头缓缓转过来。刘贵夺打开船上的探照灯和广播，对着在海里挣扎的包德问道：“造反的还有谁？说了就拉你上来。”
“还有黄金波！”包德回应道。
“你以为我会相信吗？黄金波是我的人！”刘贵夺以嘲讽的口气说。
漆黑的海面上，包德很快便消失无踪。
血洗包德势力
包德被杀后，刘贵夺从驾驶室下来，指挥李承权、姜晓龙、黄金波、崔勇等人劫杀戴福顺、双喜、包宝成，却发现戴福顺、双喜已经跳海。
刘贵夺问戴福顺是否参与包德的造反，戴福顺否认，只是说双喜让他跳海。
这群杀手站在船上，看着在海面上沉浮的戴福顺和双喜渐渐远去。
紧接着，李承权、崔勇等将包宝成拖出来，送到刘贵夺面前审问。
“包德要造反，有没有你？”刘贵夺问道。
“真没有我的事。”包宝成辩解说，“如果不相信，你就把我杀了吧。”
刘贵夺既不想听包宝成的解释，也懒得跟他说什么。“老包，你自己下去吧。”刘贵夺冷冷地说。
自知难逃一死的包宝成，手抓着船边缘的栏杆，李承权上去踹了他一脚，包宝成跳入海中。
众人回到舵楼，刘贵夺下令把刀子全部收起来，又把我们所有人都叫上舵楼，说开个会。“手上沾过血的跟我走，去日本，没沾过血的别害怕，以后不会再动你们了。到日本后，我们沾过血的就走了，其他人把船开回去。”刘贵夺说。
但是，杯弓蛇影，一时杀得眼红的刘贵夺转眼就忘了。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想造反的还有人。”刘贵夺从驾驶室拿过一把一米多长的渔枪交给李承权，让他去把船员单国喜叫来。
在驾驶室前的甲板上，李承权、刘成建、崔勇等人围着单国喜，刘贵夺问他是否跟包德一起造反，单国喜不承认。李承权用渔枪的铁杆猛击单国喜，“站在我旁边的人上去用刀捅单国喜，也不知道是谁。”李承权说，“当时场面挺乱的，我也不知道单国喜被捅了几刀，也不知道被捅在什么部位，接着单国喜被迫从左侧跳到了海里。”
“造反的还有邱荣华。”刘贵夺的一句话，等于判了“放羊的”邱荣华死刑。
这个40多岁的安徽农民，由于家里穷，一直打光棍，曾经到到甘肃给人放羊，平时被船员叫作“放羊的”。
面对杀气腾腾的刘贵夺，邱荣华的任何辩解都是徒劳的，立功心切的船长李承权用渔枪刺向邱荣华的背部。他跳进海中，转眼间被黑暗所吞噬。
大部分船员像邱荣华一样，来自贫困的农村，家境贫寒。戴福顺生于内蒙古通辽市农村，是家中独子，父母双亡，跟着叔叔戴宝全长大，同样是单身汉。戴宝全说，出事前，戴福顺已经四年没有跟家里联系。
顺着S203公路，从兴安盟首府乌兰浩特驱车向西北110公里左右，便是包德格吉日胡的家乡阿力得尔苏木（相当于内陆的乡镇，属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前旗）。
这是一个蒙汉杂居、半牧半农的乡村，公路两侧，农民的房子看起来还算整齐。包德家位于村子的最东头，两间红色的砖瓦平房，院子里停放着两台农机，门前不远处，有一条小溪缓缓流过。
包德5岁那年母亲去世。他有一个哥哥和姐姐，出事的时候，姐姐早已出嫁，哥哥包温都色和父亲在家种地，出事第二年父亲去世。“出了这事，他父亲愁死了。”包德的舅舅包正海说。
包温都色今年41岁，身材矮壮，皮肤黝黑，他跟弟弟包德都是文盲，单身。如今，这个家庭只剩下包温都色一个人。
房子刚盖好不久，64平方米。在此之前，一家人蜗居在10多个平方的一间土房子里，用包正海的话说，这个家庭在村里是出了名的穷，兄弟俩都没找到对象。
说起弟弟包德，包温都色用很生硬的汉语说：“就是蒙古族出了个叛徒，给汉族人整死了。”
但是，你很难想象，在船上与刘贵夺起事、又接连杀人的包德，在本村人的眼里并不是异类。
“这小子挺好，对父母也孝顺，家里穷，出去打工赚钱。”55岁的村民陈来宝说，包德就是他看着长大的，“跟人说话的语气，见到谁都很好，出这种事，不知道什么原因。”
包正海虽然是包德的舅舅，但你能感觉到，他对外甥的评价很实在，绝不是仅仅出于亲情。“那孩子人很老实，也没啥脾气，不识字，在屯子里人缘很好，听说他死了，都可惜。”包正海说，“要说品德，那比他哥都好。老大喜欢喝酒，他也不喝酒，就是抽点烟。从小到现在没听说跟谁打仗（打架）、惹事生非，大伙都喜欢他。”
包德四岁的时候母亲去世，患有肺气肿、支气管炎等疾病的父亲，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家里一贫如洗。后来，兄弟俩长大成人，包德的姐姐出嫁，父子三人，种30亩地，逐渐摆脱了过去家徒四壁的窘境，但兄弟俩依然没找到对象。农闲的时候，包德出去打零工，农忙时回来干活。
“他在外地打工，家里的地也要种，还有个父亲，生病，扔家里也不行。”包温都色坐在炕上，不断重复着半生不熟的汉语，“他打电话给我，说要去海上打鱼，我不让他去，在家里种地，差不多就行了。他说咱俩都没成家，一旦要成家啥也没有，以后没钱咋整。”
如今，包德格吉日胡被杀，其他人每人得到50多万元的赔偿，只有包德和双喜没有赔偿。“给四万块钱，说是一年的工资。”包温都色说。
最后的疯狂
在血光四溅的杀戮中，“鲁荣渔2682”号继续向西航行。
连杀六人，船长李承权从第一个受害者变成了刘贵夺的“血盟”成员。
剿灭包德势力后，在第二层甲板上摆了酒菜，刘贵夺与李承权、崔勇碰杯，祝贺他们正式入伙。“恭喜你成为海盗船船长！”刘贵夺对李承权调侃道。
后来被问及杀包德的动机和目的，李承权是这样回答的：“首先是刘贵夺逼我杀人沾血，否则我怕刘贵夺把我杀了；再就是我知道包德杀了王永波，我想给王永波报仇。”
李承权完成了他的愿望。他拿来船上平时祭海用的黄纸，在船头上点着，又拆开一包烟投入火中，把酒洒在甲板上，跪下磕头。“波，杀你的人包德被我杀了，给你报仇了，你一路走好。”李承权望着浩瀚的太平洋，语气伤感地说道。
见船长给二副烧纸磕头，崔勇、姜晓龙也跪下，对着大海磕头。
站在一旁的刘贵夺自言自语地说：“给包德也烧点纸吧，毕竟兄弟一场。”
这时，船上还有16人，其中6人手上没沾血。
7月25日，“鲁荣渔2682号”航行到西太平洋的日本海附近。
天刚亮，王鹏正在操舵，姜晓龙坐在一旁。
“听着声音不对劲呀。”姜晓龙对王鹏说。
姜晓龙出了驾驶室，赶紧往机舱跑。有人大喊：“机舱漏水了！”
所有的人都从舱里跑出来。刘贵夺和李承权下到机舱，发现海水已经到了脚踝，上面漂着一层油污。李承权让姜晓龙他们用盆和桶往外舀水，又用水泵抽水，但海水汹涌进入机舱，很快深及膝盖。
船开始向左侧倾斜，船尾下沉，船上一片恐慌。
刘贵夺下令所有的人穿上救生衣。简单商量后，李承权打开船上的通讯设施，发出紧急呼救。
温斗、温密两兄弟遇害后，管机舱和设备运行的只有大管轮王延龙一个人。眼看着海水不断进入机舱，李承权说：“可能是船底的总阀门漏水，赶快把王延龙叫来！”
黄金波等人找遍了船舱，没有发现王延龙。
船上的人从此再也没见到王延龙，他成了马玉超之后的第二个失踪者。
李承权判断，头一天死了六个人，王延龙可能被吓坏了，他打开船底的阀门，想让渔船进水后沉没。
王延龙当时是船上唯一知道船底总阀门的人。无法现象，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黑暗的夜晚，目睹一幕幕血腥的场景，他的内心是如何激烈的挣扎，以至于最后作出了打开船底阀门，与所有的人同归于尽的决定？
求救信号发出后，李承权负责机舱抢险，刘贵夺则与众人放下救生筏，搬运淡水和食物。但是，船上只有一个救生筏，而且漏气，刘贵夺安排大副付义中等人，利用床板再加工一个木筏。
船底阀门被堵住，李承权一边指挥排水，一边叫人腾出几只空油桶，固定在渔船的左侧。
一阵忙乱，渔船逐渐被控制，暂时没有下沉的危险。
李承权在船上挥手，让两个救生筏上的人都上来。坐在木筏子上的付义中、丁玉民、宋国春、宫学军四人并没有理会李承权，慢慢地划着木筏子离开了渔船
直到此时，刘贵夺、李承权方才明白——他们四个人跑了！
两人焦急地站在船上，对着木筏上的四个人喊叫，只有丁玉民挑衅地回了一句话：“你们在船上等死吧。”
最先接到求救信号的是在朝鲜以东海域作业的鑫发公司“鲁荣渔1927号”和“鲁荣渔1928号”渔船，此时，两船相距约1500海里。“鲁荣渔1928号”船长刘金强从对方的呼叫中获知，遇险的“鲁荣渔2682号”距日本东部海岸约500—800海里，船上有15名船员。
随后，中国渔政指挥中心通知正在日本津轻海峡附近执行任务的中国渔政118号执法船前往救援，两船相距1050海里。
就在救援船只火速赶往事发海面时，付义忠等四人逃命的木筏子竟然鬼使神差地被海流漂回渔船附近。他们拒绝上船，李承权和刘贵夺下令船上的人用铁坠子砸向木筏，丁玉民和付义忠被击中头部，鲜血淋漓。姜晓龙操起那个渔枪，跳上木筏，一枪刺中丁玉民的背部，四人落海。
付义忠、丁玉民和宫学军三人向远处游去，宋国春被拉到船上。
李承权说：“段志芳和项立山手上没沾血。”
刘贵夺喊来段志芳和项立山，有人把刀子递给他们。“不要搞得到处都是血，马上有船来了。”刘贵夺说，“拿绳子，给宋老五（船上平时对宋国春的称呼）绑起来，系上铁蛋子，扔海里。”
宋国春耳朵处被铁坠子砸伤，正在流血，他苦苦求饶：“我错了，我没有想跑，都是小丁……”
黄金波找来几条绳子，段志芳和项立山将宋国春两手反绑，又用一根粗绳子绑住他的双腿，黄金波拿来几个铁坠子穿在一起，绑在宋国春身上。
宋国春被抬起来，沉入海中。
一场持续一个半月的血腥残杀结束了。20人被杀，两人失踪，剩下的11人结成了一个“血盟”。
“活着多好”
7月25日下午，距刘贵夺、李承权他们最后杀人不过几个小时，日本海上保安厅的飞机飞临渔船上空，低空盘旋几圈后，观察渔船并无沉没的危险后离去。
当天晚上，接到国内指令的中国远洋货船“泰安城”号抵达“鲁荣渔2682”号所在海域。然后该船一直停泊在几百米外的海面上，等待救援船只。
第二天，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到达现场。日本方面的人员登上“鲁荣渔2682”号，在做了必要的询问和检查后，送来一些食品和淡水。
就在等待救援船只的四天时间内，刘贵夺和李承权在船上不断开会讨论攻守同盟，每次讨论的内容都让黄金波记录下来，让大家背熟。接着，又将被害船员的衣服扔到海里，被不明就里的日本海上保安厅人员捞起来，送给他们。“不要扔掉，晒干，可以防寒。”日本方面的人说。
早在7月25日晚21时45分，渔政118号与“鲁荣渔2682”号联系时，船长李承权即告之：“25日早4点半渔船遇险后，船上22名船员自己穿上救生衣逃生。”后来的攻守同盟正是围绕这个说法。
经过一天一夜的航行，7月26日早上6时，渔政118船与“鲁荣渔2682”号此前时断时续的通讯完全正常。“你们船上33个人的情况都很好吗？”渔政118船船长李玉文问道。
“现在船上就剩下11个人了。”李承权回答说。
李玉文清楚地记得，对方船长沉默了一下。“我一听，心里一沉，奇怪，别的人哪去了？我就问他，另外的22人呢？”
“情况很复杂，等回去和老板讲吧。”李承权欲言又止。
李玉文感觉事情重大，立即向上级作了汇报。
7月29日上午8时20分，中国渔政118号执法船赶到“鲁荣渔2682”号渔船所在海域，日本海上保安厅的5名工作人员与中方执法人员宫照柱等人登上渔船。
宫照柱把船长李承权拉到一边，问他船上发生了什么事。李承权没有隐瞒，他把一份落款7月25日的书面材料交给宫照柱，如实报告了船上发生的杀人经过。
“那10个人包括船长在内都没什么表情，船长看来心情更遭，他感觉出这事，他有责任。”宫照柱说，“我跟他们说，‘活着多好’。那10人笑了笑，也没说什么。”
在渔政执法船将“鲁荣渔2682”号拖带回国的途中，刘贵夺让大家在船上仔细搜寻，将被害船员的物品清理干净，抛入海中，连王鹏的笔记本电脑也被他扔到海里。他怀疑电脑里记录了杀人的事情
8月12日，“鲁荣渔2682”号被拖回石岛码头，船上的11人随即被捕。
在侦查人员登船进行现场勘验时，有一个触目惊心的情节——法医对全船做“鲁米诺喷显”（Luminol，法医学上也称鲁米诺反应、氨基苯二酰一胼反应，可以鉴别经过擦洗、时间很久以前的血痕，常被用于刑事侦查的取证。），发现甲板和船舱内到处是大片的血迹，历历在目。
法院以劫持船只罪、故意杀人罪判处刘贵夺、李承权、姜晓龙、黄金波、刘成建死刑；判处王鹏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处冯兴艳无期徒刑；判处梅林盛、崔勇有期徒刑15年；判处项立山有期徒刑5年，段志芳有期徒刑4年。
1991年2月出生的黄金波，是船上年龄最小的船员，事发时刚满20岁。这个在大兴安岭深处长大的林业工人的孩子，家庭状况真可以用赤贫来形容，甚至远不如刘贵夺、姜晓龙这些家在农村的船员。
黄金波的父亲黄明宝年届50，做了一辈子林业工人，现在的身份是牙克石市库都尔林业局防火科护林员，每月工资2100元，妻子没工作，一家三口就靠这点微薄的工资。“这还是刚涨的工资，他走的时候我才拿七八百块钱。”黄明宝说。
黄金波的家住在一片低矮破旧的棚户区，当地人管这房子叫“木克楞”。“房子是1958年盖的，木条子外边糊上泥巴，不保暖，冬天贼冷，屋里洗脸盆的水也结冰。”身体瘦弱的黄明宝满脸愁容，一吁三叹地说，“这里冬天零下四五十度，没有供暖，冬天就只能自己烧煤。”
“自己做了个炕和火墙，没火墙冬天能冻死人。”黄金波的母亲李凤兰说，“要不是穷，也不会出去打工。”
黄金波初中毕业后，先是到北京他叔叔所在的公司做导游，干了一段时间，又去大连学习日本料理。“这孩子在家里喜欢做饭，学日本料理挺好的，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来电话说要上船。我们都不让他去，他说都上船了。”李凤兰边哭边说，“说得可好呢，跟公司签合约了，年薪45000，一个月还有1000生活费，钓鱼有提成，每年能挣5万块。”
李凤兰翻出儿子的照片，一个文静腼腆的大男生。“孩子性格比较内向，在家里从来不惹事，有个狗死了他都要哭。”李凤兰说，“咱也不了解船员，只能告诉他注意安全，别惹事。他说公司可正规了，是一家上市公司。我问啥叫上市公司，他说你不懂……”
李凤兰根本无法想象这样一个半大孩子会杀人。
刘贵夺在被捕后对警察说：“黄金波年龄最小，我让他干点轻快活，喊个人什么的，动手杀人时在后面。后来黄金波跟我说他动手杀人了，我问他什么感觉，他说挺爽。”
现在，唯一的儿子被判了死刑，两口子就像丢了魂似的，李凤兰一直在哭。
相比之下，姜晓龙的家无法简单地用穷和富来评价。
今年40岁的姜晓龙，小学未毕业，是个半文盲，有一个姐姐和弟弟。在他五六岁的时候，临近的黑龙江尚志“招户”（全家迁入户口），父母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女儿留在老家读小学），从盛产香米的黑龙江五常，举家迁到尚志乌吉密乡。
三月底，残雪消融，在村子的南边，一眼看过去，不远处就是长白山支脉张广才岭的大片原始森林，肥沃的黑土地像被泼了一层油，泛着光亮。
当年，地方政府为了开发这些沉睡的黑土地，用“谁开荒土地归谁所有”的政策，吸引了一批外地农民。姜晓龙的父亲姜岩楼那时候也就30来岁，身强力壮，两口子风里来雨里去，年年开荒，居然开垦了150亩地。
两个儿子长大结婚后，姜岩楼自己留下几亩地养老，其余的130多亩地一分为二，给了两个儿子。
但是，赌博改变了姜晓龙。
“外屯来人耍钱（赌博），把他找去，我把他们搅黄了，他们不高兴，就到外边去。”说起大儿子赌博的事情，姜岩楼一声长叹地，“最后输了就借钱，把4垧地（每垧地15亩）押给人家，16万。输了把地抵给人家，不说是赌博输钱，欠条写的是买化肥借款。”
父母半生血汗开垦的黑土地，被姜晓龙在赌桌上输掉。
“土地就是这样押给人家的，到时候还不了钱，土地归人家。”姜岩楼痛心地说，“我这一生最烦耍钱。没有土地了，只能出去打工。”
妻子跟姜晓龙离婚，好端端的一个家庭分崩离析。
离婚后，近乎一无所有的江晓龙，带着六岁的儿子生活，2010年10月，他把12岁的儿子送给前妻，自己出去打工。他跟人家说，要挣钱把土地赎回来。
这原本是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在乡邻的眼中，都是本分善良之人。他们认为被公司欺骗，进而劫船回国，打算找公司讨个说法。可是，这艘船上没有一个是公司的人，所有的人都是受雇者。不幸的是，这些穷苦的船员们展开了血腥的自相残杀，而船东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面对“鲁荣渔2682”号渔船上发生的暴行，船员们坐以待毙，始终无人反抗。或许，那种超乎寻常的残暴摧毁了人性的底线——为了活命，有些人不惜卑鄙无耻，与杀人者达成“血盟”；个别船员为了换取自身的安全，向杀人团伙的组织者告密；而更多的人表现出懦弱与自私，他们害怕成为下一个被杀者，却又心怀侥幸地认为，“他们不会杀我”……
这场发生于太平洋上的大屠杀，让我们看到了人性被扭曲后的极端残暴，它让生活中寻常的人突然变成了面目狰狞的魔鬼，将数十条生命推向地狱之门，万劫不复。
（原载3月18日出版的《看天下》杂志，节选自作者即将出版的纪实文学《死亡之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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