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外丹向内丹转变的根本原因

由外丹向内丹转变的根本原因

 

    历史上道教曾发三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魏晋至六朝之际，从原始道教正统道教的理性化转变，第二次是唐末五代时期丹道主导学说，从外丹到内丹的转变，第三次是金元之际全真道的产生。以唐末五代为中线，以生命的终极存在情态为最高关怀的道教丹道理论，大致可分为两种主导性质，即此前的外丹信仰，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人与外部自然之间的张力，以探索外部世界为核心的自然科学得到推进；此后的内丹信仰中，人与自我之间的张力占据主导地位，对于人类生命内部结构和现象的观察和思考继续得到发展，与此同时，精神领均的问题、心身关系问题，占据越来越多的讨论空间，进而吸收理学的心性论、道德决定论，神仙炼学说越来越深地朝著主观世界回归。

　　内在化的趋，劫虽然在早期阶段就已有其基础，但是由于对即身成仙理想的强烈渴望所致外丹成仙的追，求抑制了内在化的过程，从而直到唐，代道教科技发展的基本特点都表现出对于外部世界的激情，试图假求外部世界某种玄妙之物获得以自坚固，从而推动了道教信仰者们对于自然科学与技术的探索。

　　关于外丹衰落与内丹崛起的原因，有些研究者认为，因唐代服食丹药中毒致死的事件屡有发生，遂使盛一时的外丹术受到挫折，某些好道之士逐渐重视在自身体内下功夫的内丹修炼。这看到了唐代以后道教外丹术向内丹术转变的一个原因。这是一外在因素。

　　考诸道教历史，在此漫长的道士炼丹服饵历史上，早有诸多对外丹药物毒性的明确阐述和警告，如汉末魏初的《古诗十九首》中，也有这样的诗句∶“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但是此前却从未成为人们排斥外丹药物的有力依据。葛洪著《神仙传》，就以魏伯阳丹成后试其弟子的传说，对那些以毒性怀疑服用外丹成仙之可能性的人们进行反击。与此同时，基于对伏炼技术进行总结的丹药炼制方法逐渐成熟，并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和成熟做出了重大贡献。如陈国符先生曾经指出∶“外丹与医术，初无区别，二者分派，疑始自金未耳。”二者的分离为什么发生在这一时期？很清楚，这正与道教丹道学说从外丹向内丹的转变过程相吻合（而绝非巧合）。有趣的是，唐末五代以后道士对内丹术之推重导致的结果，真如《列子．说符》所谓“见其内而忘其外”及《淮南子．精神训》所谓“或求之于外者，失之于内∶有守之于内者，失之于外。”伴随著成仙手段及相应的兴趣转移，道士们对炼取外丹之需求衰落，昔日道人棉囊之秘，至此纷纷流入俗间矣。

　  唐代以后道教外丹术向内丹术转变、内丹术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根本原因，在于道教科学哲学与科学思想的演变。前曾论及，外丹还炼过程本身在实质是一种“通过仪式”。在外丹向内丹转变过程中，这个仪式结构中所有构成性的象徵符号，包括炉火、铅汞、时空条件、药性及大丹令人成仙之功效等等，均被平移到内炼系统当中；这种转变并不意味著由于外丹的毒性而完全否定外丹药物使人成仙的功能，而是试图超越外丹药物的有限性。事实上，直到后期道教，仍可见内外二药并重的思想。如《性命主旨．内外二药说》∶

　　凡修炼者，先修外药，后修内药。若高上之士，夙植灵根，故不炼外药，便炼内药。内药无为无不为，外药有为有以为。内药无形无质而实有，外药有体有用而实无。外药可以治病，可以长生久视。内药可以超越，可以出有入无。外药外阴阳往来，内药内坎离辐轃。以外药言之，文感之精，先要不漏；呼吸之气，更要微微，思虑之神，贵在安静。以内药言之，炼精者炼元精，抽坎中之元阳也；元精固，则交感之精自不泄漏。炼气者炼元气，补离中之元阴也，元气住，则呼吸之气自不出入；炼神者炼元神，坎离合体，而复乾元，元神凝，则思虑之神自然泰定，内外兼修，成仙必矣。

　　这里将外药最终落在“实无”的判断，是炼丹过程作为通过仪式之证，也是丹药的重要性转向内在之证。而且，这里的“坎离合体，而复乾元”内炼结构及其指向，其实同作为从宇宙间凝聚“道”的外丹烧炼过程完全一样，都是药物的“返还”结过程，只是外丹见诸外，内丹秘于内而已。

　　随着道教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的逐步加深，导致了道教科学哲学的内在化转变。这种内在化的表现，不仅在于对丹药性质的认识进一步深入，而且还在于对人体自身的认识有了长足的进展，向著人类自身存在及其内部规律探索的能力和激情都较之过去远为增强。譬如解剖学的巨大成就就是一个重要例证。如前所述，医学史上的第一幅解剖图，保存在五代道士烟梦子的《烟梦子体壳歌》中。道士们对人体内部图景的把握，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使以日之医学科学观之，仍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在这历史条件下，以人类自身生命的终极自由为理想的道教科学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向著这一方向纵深发展。这也是以张伯端等为代表的未代以内丹学说迅猛发展的哲学根源。

　　内丹学说的基石，则是道教据其对宇宙和人类自身的系统观察和把握，而建立起来的一独特的具有丰富科学精神的认识论体系。没有这个认识论体的支撑，道教内丹学就失去存在，发展和解释的依据。而且，常为人所忽视的一个逻辑问题是∶如果外丹之衰落只是缘于药物的毒性，使人望而却步，从而导致了人们对丹药的恐惧和排斥，那么，这应当意味著道教神仙理想的破产，此后亦将难以令人置信。虽然，事实并非如此，而是如众所周知的，外丹的理想和理论，并未被放弃，它的主要内容被逐渐转化进入内丹学说，继续成为道教神仙理想的支撑系统；道教信仰者在逐渐放弃外丹的同时，继承和扬弃了外丹学说体系中试图援外物以化人的观念，而回到人自身内部去求索生命之延续与不死，建立起一套与外丹时期既具思想连续性又有创新性的解释系统。其中，科学思想向著更加棈致、内在化的演变，主体在条道证真过程中的作用进一步受到强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忽视这一点，将难以正确理和解作为道教史上第二次重大变革的这一变过程。

　　有研究者指出∶“来自古代印度的自然观最后都被宣扬顿悟成佛的宗教教义湮没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印度的自然观并没有在中国科学的发展过中起到多大作用。所以，佛教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与其说是在科学上，还不如说是在文学艺术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一评论可谓得失参半。其中，在与佛教争讼过程中形成的道教科学思维方式的内在化，除了继承儒道传统外，受佛教心性论影响尤深。因为它改造了中国传统的认识论方向，而引导中国人最终走向并耽溺于内部世界。这个过程的最明显起点，就在唐代道教获得崇高社会和政治地位时期。那时，由于道教得到官方的大力支持和肯定，无论在教团规模还是在思想理论上均发展迅速。这时期，一批水平相当高的道士出现，他们在发展道教思想理论的过程中，明显借鉴吸收佛教思想。而唐代以前的佛道论争，则在实际上早已为这种吸收提供了充分的分析和思考，为这种吸收奠定了基础。这时期道教思想家们就“道性”、“重玄”等问题的哲学论述，成为外丹衰变、内丹崛起、道教证仙方法由外而内的转变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