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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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诗集》的重要贡献是把历代歌曲按其曲调收集分类﹐使许多作品得以汇编成书。这对乐府诗歌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例如汉代一些优秀汉族民歌如《陌上桑》、《东门行》等见于《宋书·乐志》、《孔雀东南飞》见于《玉台新咏》﹐还有一些则散见于《艺文类聚》等类书及其他典籍中﹐经编者收集加以著录。特别是古代一些民间谣谚﹐大抵散见各种史书和某些学术著作﹐杂歌谣辞一类所收﹐多为前所忽视者。至于後来杜文澜的《古谣谚》等著作﹐则远比此书为晚﹐显然是在它的基础上编撰的。《木兰诗》和《孔雀东南飞》被合称为“乐府双璧”。
它的编次是把每一种曲调的“古辞”(较早的无名氏之作)或较早出现的诗放在前面﹐後人的拟作列于後面﹐使读者了解到某些文人诗是受了民歌或者前代文人的影响。例如﹐“相和歌辞”《薤露》和《蒿里》二曲﹐在《宋书?乐志》中﹐仅载了曹操的拟作﹐而在此书中却录有汉代古辞。曹操的拟作虽然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技巧都高于“古辞”﹐然而要说明这种曲调的来源及其本意﹐就远不如古辞明显﹐又如《陌上桑》这个曲调﹐据《古今乐录》本是汉代的“相和歌”中的“瑟调曲”﹐在《宋书·乐志》中却只录了曹操﹑曹丕的拟作和晋乐所奏的一首改写屈原《九歌?山鬼》的诗﹔至于《陌上桑》的古辞却列入了“大曲”一类。在《乐府诗集》中﹐则首先著录古辞﹐使读者了解曹操等人的作品不过是依古辞的曲调而拟作的新辞。此书还把后人各种拟《陌上桑》而作的诗﹐都附在后面﹐如《采桑》﹑《艳歌行》﹑《罗敷行》﹑《日出东南隅行》﹑《日出行》等等﹐由此可见﹐《陌上桑》对后来文人的种种影响。又如﹐把陆机的求仙诗《东武吟行》和鲍照的《代东武吟》编排在一起﹐可见同一曲调﹐可以谱写成内容完全不同的各种诗歌。
《乐府诗集》以音乐曲调分类著录诗歌﹐对一些古辞业已亡佚﹐而其曲调对后人有过影响的乐曲﹐都作了说明。如“汉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杂曲歌辞”中的《行路难》﹐都只有鲍照的拟作为最早﹐但编者仍把《梅花落》归入“汉横吹曲”﹐并在《行路难》的说明中引证了《陈武别传》﹐指出这个曲调在魏晋以前﹐就在北方牧民中流行﹐说明它早在汉代可能已经产生。它反映了汉族民歌对文人诗的影响﹐以及音乐和诗歌的关系﹐对各种乐曲的相同题目﹐它指出了前代乐曲与后代乐曲的继承关系。如“梁鼓角横吹曲”中的《黄淡思》﹐编者就引用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认为即“汉横吹曲”的《黄覃子》。
《乐府诗集》对各类乐曲的起源﹑性质及演唱时所使用的乐器等都作了较详的介绍和说明。书中这些说明徵引了许多业已散佚的著作﹐如刘宋张永的《元嘉正声伎录》﹑南齐王僧虔的《伎录》﹑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等书﹐使许多珍贵的史料得以保存。这对文学史和音乐史的研究都有极重要的价值。但其中有一些可能出于传闻﹐未可信从。
缺点 《乐府诗集》也存在较多的缺点。现列举几个：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就曾指出本书把某些文人诗列入乐府题目之中不大恰当。此外﹐由于它重在曲调﹐因此所录歌辞往往和关于曲调的叙述不太一致﹐如近代曲辞中的《水调歌》﹐编者认为是隋炀帝游江都时制﹐而书中所录“唐曲”﹐并未注明作者。其实这些曲辞﹐恐怕是杂取唐人作品而成﹐如其中“入破”第二首﹐显然是杜甫的诗。
关于此书的分类﹐近代学者也曾有过争论﹐如书中的相和歌辞和清商曲辞的界线﹐梁启超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认为“清商”乃汉魏时的“清商三调”﹐郭茂倩把“吴声歌”﹑“西曲歌”称为“清商曲辞”﹐而把汉魏的“清商三调”归入“相和歌辞”是承袭了南宋郑樵《通志》之误。黄节不同意梁说﹐他认为汉代“清商曲”已散佚﹐魏晋“清商三调”中包含有“相和歌”十一曲﹐至于隋唐以後﹐魏晋“清商曲”的曲调亦已不传﹐所以郑樵所列“清商”﹐只录晋以后的南方民歌【《〈宋书·乐志〉相和与清商三调歌诗为郑樵〈通志·乐略〉相和歌及相和歌三调之所本》及《答朱佩弦先生论清商曲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