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耀州窑

　　在中国瓷业的发展中，先后出现过不少名窑。这些名窑因制瓷工艺精湛，瓷釉品种和装饰手法精美独特，瓷器产品精良，在同时代中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佼佼者，耀州窑就是其中的一个。在宋代名窑中，耀州窑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北方著名窑场。它以盛产风格与特色独具的剔花、刻花和印花青瓷，成为我国北方青瓷的代表，进而又成为宋金时期耀州窑系的代表和中心窑场。然而，能够认识耀州窑的辉煌历史却并非易事，这处名窑因明清以来的说陶者不识“庐山真面目”，而长期泯没于名窑之外。直至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多次田野考古才重现风采。 
　　 
　　蒙冤的名窑 
　　 
　　耀州窑被排除在宋代名窑之外，是从明代开始的，根据是明代吕震等撰《宣德鼎彝谱》中“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定”的记载。此书后来被学术界考证为明代晚期才编著的托古伪书，并不能代表宋代名窑的真实情况。其实在宋人的笔记、小说和有关宋代文献中，对耀州窑的记载相当多，如宋代《清异录》《老学庵笔记》《清波杂志》《元丰九域志》和元人《辍耕录》《宋史》等均有述及，特别是《元丰九域志》《宋史》和新近才发现的金代大定年间《耀州吕公先生之记》碑，均有耀州窑在北宋和金代给宫廷贡瓷的记载。可以这样说，元代以前的古文献对耀州窑的记载，比明以来所称“宋代五大名窑”中的某些窑还要多，其中的钧窑就不见于宋代文献记载。这说明耀州窑在宋代的名窑地位并不在“五大名窑”之下。

　　然而两宋和金元时期对耀州窑的记载，仅限于只言片语，对该窑状况和产品的全貌并不得其详。仅有的一些记载，又被明清以来的文人演绎或曲解，到了近现代，中外学者已不能认清耀州窑的真实面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外学者对一些传世耀州窑青瓷一直不能确定其窑口，曾将五代至北宋初的剔花耀州青瓷认作“东窑器”；宋代的印花、刻花和素面耀州窑青瓷，错认作“汝窑”“北龙泉”“北丽水”；金代的月白釉耀瓷，被认作“白龙泉”。对于耀州窑其他时代的青瓷和黑、白、茶叶末、花、酱等色釉品种的瓷器，就更和耀州窑沾不上边了。这一时期里，也有一些很有见识的学者，认为上面所述的宋代传世耀州窑青瓷与汝窑和龙泉窑的特征不同，但又不知这些瓷器具体产于何处，就含混地称之为“北方青瓷”。一个古代的名窑和名瓷，就这样蒙冤和泯没在古文献之中。 
　　 
　　半个世纪的耀州窑考古 
　　 
　　耀州窑位于西安以北近百公里的铜川黄堡镇，其地宋代辖于耀州，故名耀州窑。现今对该窑的正确认识和全貌揭示，是通过考古工作获得的。半个世纪以来，几代学者对耀州窑遗址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古和研究工作，使耀州窑的发展历史得以澄清并得以系统化。 
　　最早到窑址实地考察的学术界人士是北京故宫的陈万里及其助手冯先铭、李辉柄。1953年北京广安门工地出土了一批青瓷碗、盘标本，多饰有印花龙凤纹。陈先生看后，又查阅了耀州宋代贡瓷的资料，遂在次年来耀州窑考察。在黄堡镇找到了古窑址，还发现了我国最早记载制瓷工艺的北宋元丰七年《德应侯碑》，采集了一批与广安门出土青瓷相同胎釉的宋代青瓷片。此后通过撰文，初步澄清了明代以来对宋代耀州瓷的误认。 
　　195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王家广副所长曾任轻工部陶瓷处处长，对耀州窑很重视，建所伊始，曾派唐金裕赴耀州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黄堡揭示出上、中、下三个文化层，分别代表金元、宋、晚唐三个历史时期，出土瓷片8万多片。这是我国对古瓷窑址进行的首次大面积科学发掘，为耀州窑研究增加了有关历史时代的信息和新的科学资料。发掘报告使外界首次对耀州窑有了较系统的认识。 
　　1973年，为配合窑址区内的铜川灯泡厂基建，笔者受派赴窑址主持发掘，找到了唐宋之间的五代青瓷，还出土了青瓷之外的多样瓷釉品种，拓展了视野，对该窑增加了新认识。 

　1984～199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派杜葆仁和笔者共同主持窑址发掘，连续发掘14年，面积达1.5万平方米，是迄今规模最大的一次窑址发掘，揭示出唐、五代、宋、金、元、明六个时代的文化层，出土瓷片逾百万。搞清了耀州窑黄堡窑场唐代创烧，五代成熟，宋代鼎盛和传播，金代延续并烧瓷中心渐东移，元代衰落，明代停烧。出土的陶瓷制品达20多个品种，除瓷器外，还发现唐三彩和琉璃建材，使耀州窑中心窑场的历史发展全貌系统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此次发掘成为20世纪全国百项、陕西十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耀州窑博物馆。 
　　进入新世纪，耀州窑考古向纵横多方发展，由薛东星和笔者共同主持，2002～2005年，重点调查发掘了黄堡窑场逐渐东移后的立地坡、上店、陈列三窑场，揭示出金、元、明、清、民国五大时代的文化层，出土瓷片逾10万片，搞清了耀州窑东移的线路和后期的中心陈炉窑场烧瓷的全貌。将耀州窑的烧瓷历史，从800年增至1300年，使这个西北地区的第一名窑全面呈现其历史风采。 
　　 
　　窑场烧瓷始末 
　　 
　　耀州窑创烧于唐代的黄堡镇，历经五代、宋、金、元，至明中期在黄堡停烧。宋代晚期窑场从黄堡向四面扩大，金代日渐东移，明清以陈炉为中心，经民国至今，连续烧造1300年，是一处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的著名窑场。 
　　耀州窑的发展史，大体如下： 
　　唐代创烧后，因位于国都长安的京畿区域，条件优越，发展很快，开始时广泛烧造多种色釉瓷品种和唐三彩、琉璃建材，中唐后学习了越窑，日益加强了青瓷烧制。器物造型丰满大气，先以假圈足和玉譬形宽矮圈足为特征，晚唐时玉璧足变窄，成为环状矮圈足，装饰有彩绘化妆土和划花。 
　　五代以烧青瓷为主，多黑胎，加化妆土，创烧出天青釉，晚期出现了白胎淡天青釉青瓷。器物多仿金银器，花口、外撇足，以用釉裹足为特征。装饰采用划花，晚期发明了贴花和浮雕感极强的剔花工艺。在器物纹样中，发现有专为宫廷用瓷设计的龙、凤图案，还发现有刻“官”字款的青瓷器底多件。 
　　宋代是青瓷烧造的鼎盛期，主烧刻花和印花青釉瓷，兼烧黑、酱釉类器。胎呈淡灰白色，青釉为稳定的橄榄青色。造型秀美，纹样丰富，装饰手法生动。 

　金代是青瓷延续发展的时期，主烧釉色偏青绿的豆青釉刻花和印花青瓷。又创新出釉色微青中显白的月白釉瓷，其质感犹如青白玉般柔美温润。造型浑圆敦厚，釉面洁净少纹饰，成为金代耀州瓷的上乘之作。 
　　金末和蒙元时期，黄堡的耀州窑青瓷逐渐衰落，瓷釉青中泛黄，碗盘内心刮有无釉圈，装烧手法由此前的单件装烧，变为多件叠烧。而同时期的立地坡、上店及金末创烧的陈炉等三个耀州窑的新兴窑场，则表现出东移后的上升和兴旺。工艺虽呈现创烧的原始性，但在造型和纹样上都具有新意。元晚期，陈炉窑场还创新出一种简笔刻花青瓷。随着青瓷的衰落，又逐渐加强了黑釉瓷的烧造。 

　　明代是耀州青瓷的衰败期，诸窑场所烧的青瓷均呈青褐色，传统的浮雕式刻花工艺完全消失，改为呆板生硬的单线阳纹，仅陈炉镇水沟一带例外，出现了一种以青绿色透明釉为特色的青釉白彩瓷，成为耀州窑青瓷的一种回光返照现象。明代中期黄堡和上店窑场停烧。立地坡和陈炉窑场兴盛发展，加强了黑、白、酱釉和白地黑花瓷的烧造，还为明秦藩王府烧造了孔雀蓝釉琉璃建材。 
　　清代是耀州窑陈炉、立地坡窑场由盛而衰的时期，传统的青瓷已失传，改变成一种新的青黄色“香黄釉”，民间也称之为“耀州黄”，主要用来烧造“三供”“五供”“七供”类供器，具有类似铜器色泽的效果。其他瓷类，仍以黑、白、酱和白地黑花、白地赭花产品为大宗。 

　　晚清至民国时，窑业渐萧条，窑场由景德镇引进了青花制作工艺，作为改良瓷加强了生产，同时兼烧明清以来的传统瓷类，但随着国势衰微，铜川陈炉一带窑业生产日渐衰落。 
　　 
　　繁荣鼎盛的宋代耀瓷 
　　 
　　宋代是耀州窑的繁荣鼎盛期。从考古资料得知，此时可以分为北宋早、中、晚和南宋四个阶段。其中北宋早期是该窑由五代向宋代鼎盛期发展的过渡阶段。产品中的黑胎加化妆土青釉和白胎天青釉具有五代晚期特征，而浅灰白胎的青瓷又与北宋中期相近。此时也正是耀州窑对其制瓷工艺进行全面改革的时期。在泥料制备上，发明了先进的大型石碾槽粉碎设施；在拉坯成型陶车上，用平稳快速的石轮替换了效果略差的木轮；在烧瓷窑炉上，用煤为燃料、便于控制还原气氛的新式窑炉，替代了原有的以柴为燃料、耗材昂贵又难以维持大规模生产的老式窑炉。制瓷工艺流程上的这些重大改革，为宋代耀州窑的鼎盛发展提供了先进科技和工艺基础。北宋中、晚期两个阶段，也是耀州窑的鼎盛发展期，也是其青瓷发展的高峰期。此时的耀州窑青瓷，器物种类繁多，造型精巧秀美，青釉晶莹温润，刻花与印花工艺潇洒独特，纹样图案丰富多样，受到宫廷和民间的欢迎和喜爱。在此两个阶段，中期以刻花为主，晚期印花更多。图案布局亦有区别。南宋阶段时间较短，系北宋灭亡至宋金议和以秦岭为界时，此段因战事频繁，社会不安定，耀州窑烧瓷虽未中断，但规模减产。产品青釉变淡，器物增厚，具有宋金过渡的特征。 
　　繁荣鼎盛的宋代耀瓷，青釉晶莹剔透，器物造型优美多姿，装饰手法精巧别致，纹样图案华美多样，具有一种典雅优美、高品位的艺术美感。 

　　宋代耀瓷的青釉，质地精细纯净，透明度晶莹适中，色调呈一种稳定的青绿色，具有“视其色，温温如也”“精比琢玉”的美感。这种青绿色釉，被陈万里先生称为“稳定的橄榄青色”，实则与唐、五代时青瓷最高水平的越窑秘色瓷之秘色很相似。宋代陆游曾在《老学庵笔记》中明确指出“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我们今天将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越窑秘色瓷和宋耀州青瓷相比较，两者的青釉色调确实很类同，所不同的仅是越窑“秘色”釉质更为温润，而耀州窑的“类秘色”釉质较晶莹。但两窑的青釉又共同具备了“夺得千峰翠色来”和“明月染春水”“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嫩荷涵露”“竹叶初发”的艺术美，达到了青绿瓷釉的最高艺术水平，也达到了唐宋文人审美情趣的最高境界。 
　　美如碧玉的宋代耀州窑青瓷，器物种类齐全多样，造型规整、精巧优美。以餐具类的盘、碗、盏、钵等圆器为例，有侈口、敞口、敛口和葵式、菱式、海棠式、多曲式的种种花口，有圆弧、斜弧、斜圆弧种种器腹，这些富有线条变化的圆器之腹，再配以瓜棱、多曲、多折或出筋等装饰，给人以一种设计新颖、造型优美、制作精巧、变化多样的美感。又如酒具壶类，常见的有长颈、瓜腹、单柄、弯曲长流的执壶，有小口葫芦形长流单柄壶，还有一种小口、球腹、三兽足、龙首流的提梁壶——此壶最为奇特的是在提梁前侧贴塑有一圆头胖脑的稚童，其构思显然是受到西亚金银器的启示。而最具代表性的壶是凤首、龙柄、子母狮流的青釉刻花倒装壶。该壶不仅造型精美，设计新颖，而且巧妙地应用了“连通容器液面等高”的原理，将壶盖封闭，在壶底设梅花形注口，内置柱管将酒隔开，壶注酒后再正置于餐桌，竟滴酒不漏，为宴饮者增加了情趣，堪称融合了科技、工艺、美术和实用为一体的上乘工艺品。再如酒具中的各种瓶类，造型非常多，光是装酒的梅瓶，就有放置地上的修长高体型、放置在桌上的矮短体型、沽酒用的大口粗壮型、斟酒用的精巧橄榄型等等。我们为编写考古报告整理排比宋代出土器物标本时，竞选出了上千件不同型式的典型器标本，真为耀州窑工匠的聪明才智而感叹不已。 
　　宋代耀瓷的装饰手法和纹样图案，也多种多样。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早期的剔花和中晚期的刻花和印花。剔花工艺出现在五代末至北宋初，以白胎剔花执壶最为有名，在丰满的壶或罐体之上，将缠枝牡丹类花纹轮廓之外的胎体减地剔刻，使花纹凸显在器物上，再用尖状工具，以细线或细点划出花纹的细部。所制作的剔划花器物，浮雕感极强，十分美观醒目。此类耀瓷所见不多，十分珍贵。北宋中期，在剔花的基础上，又创造出了该窑独具特色的刻花新工艺。这种刻花，也可称“刻划花”，采用对花纹轮廓直刀深刻和斜刀广削的方法，一直一斜，两刀出花，最后用篦形工具划出花纹细部的叶脉和花筋。不仅工具简捷方便，而且刻出的纹样具有犀利圆活的生动美感，再配以晶莹温润的“类秘色”青釉，青釉中呈现出深浅不同的多层次青绿色调，因此获得“宋代刻花青瓷之冠”的美誉。北宋中期创新出同样风格的印花青瓷。印花工艺的应用，使备受欢迎的青釉耀瓷得以普及生产，从而促成了耀州窑系的形成。在宋代的文化层中，不仅发现了很多印花范标本，而且还发现有专门生产印花范的母模，从而又简便了印花范的生产。 

　　此时也是耀州窑纹样和图案最为丰富的时期，不仅涵盖有宋代南北窑口的纹祥图案，而且其本身纹饰之丰富、构图之多样，在其他窑口中也是极为少见的。常见的有花卉纹中的牡丹、菊花、莲花，除了缠枝、折枝、交枝、对枝、分格、花结等形式外，还和蝴蝶、凤凰、孔雀、鸳鸯、鱼、鸭及婴戏、化生童子组台在一起，创作出诸多新颖图案。还有一些在其他窑口宋瓷上不见或少见的纹样图案，如三把莲、博古插花、鹤衔博古、驾鹤仙游、飞天、五童戏犬、婴戏葡萄、婴孩及袍服人物蹴踟、婴戏竹马、伏虎人物、庭园人物、山石人物等，就目前笔者所见之图案，已过百余种。 
　　宋人王存《元丰九域志》载有“耀州华原郡土贡瓷器五十事”，《宋史-地理志》载“耀州……贡瓷器”，均记载了北宋时期耀州窑向宫廷进贡瓷器的史实。文献和窑址出土的龙、凤纹青瓷标本均证明，耀州窑在北宋曾烧造贡瓷。也正是在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耀州太守上章天子，由皇帝下诏册封耀州黄堡一带庇佑瓷业烧造的“土山神”为“德应侯”，在宋代文献中只有耀州窑获此殊荣，足见该窑在宋代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