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引进辩诉交易的可行性

刑事和解是在犯罪发生后，通过调停人的协调使受害人和加害人通过协商，以达成经济赔偿和解协议来解决刑事纠纷，由司法机关予以认可并作为对加害人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等刑罚的依据。刑事和解虽然没有法律形式的确认，在我国却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使用。正因为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在法律精神的追求上是一致的，因此可将刑事和解的应用作为辩诉交易制度引入的先行，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奠定了辩诉交易制度的实践基础。

在我国，对于刑事和解这种调解结案的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中进行了明确的指导。要强化诉讼调解，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大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比重，引导当事人在自愿互让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减少当事人之间的对抗。目前刑事和解的运行模式中，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司法和解、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与辩诉交易最为相似的即是司法和解，它是由公安机关进行调解，使被害人和加害人达成一致，从而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应用这一制度最多的是交通肇事等过失犯罪案件，在这类案件中，如果检察机关按照司法程序行使诉讼职权，可能会影响诉讼双方的社会关系，不能有效的解决矛盾纠纷，而通过和解达成的一致，避免了司法流程以及社会关系的不和谐，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因此，成熟的刑事和解司法实践，有利于未来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法治土壤中生根发芽。刑事诉讼法在第五编特别程序中单独列出一章来规定刑事和解，即“第二章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可以说，我国目前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为辩诉交易奠定了实践基础。在英美法律体系下的辩诉交易，其主体是控辩双方，而根据我国的法律制度，应当作进一步的修改，将被害人也纳入到辩诉交易的主体之中。这样，引入的辩诉交易就与现行的刑事和解有了更多的相似之处，在主体上都包括了加害人和被害人，同时控方在和解过程中都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在内容上，控方基于被告人的有罪答辩，对其从轻、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在结果上，控辩双方实现了双赢，同时被害人的权利也得到有效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