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鉴赏大家张永昌

    张永昌先生是苏州文物商店的奠基人之一。目前曾供职于北京卢吴公司的职员只有他一人健在。卢吴公司是由卢芹斋和吴启周二人合伙创立的古玩公司，规模很大，总店设在巴黎，纽约、华盛顿，北京、上海等地都设有分店。卢、吴二人在国内收购古玩，然后运往法国、美国等地销售。
　　
　　南北两昌情谊深
　　
　　上个世纪末，在国家文物局举行的书法比赛中，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秘书长刘东瑞先生写了一副对联参赛。上联是“南北两昌爱瓷玉广传弟子”，下联是“上下永宝民族魂乐在其中”，边注写道：“南北两昌即北京耿宝昌、苏州张永昌。‘永宝’、‘两昌’横读为二位大师之名。即南张北耿矣。此乃我文物鉴定界之魁首耳。后学刘东瑞敬书北京红楼。”参赛作品展出后，其内容引起了很多观众的兴趣。

　　为了更多地了解张永昌先生的情况，笔者先采访了住在北京的张先生好友——著名的文物鉴赏家耿宝昌先生。耿先生说，20世纪20年代初，张先生生于上海，祖父张楫如，号西桥，是著名的金石学家。西桥先生擅刻竹、扇骨，与吴昌硕、王一亭交往甚密。沪上著名收藏家周湘云、张石铭等人也是张家的至交。他的祖父过世后，父辈开始从事古玩经营。张永昌先生为人耿直、聪慧好学，曾是北京辅仁大学的学生。1941年，张先生只读了两年大学就辍学了，由叔父张仲英介绍到卢吴公司学习古玩。因为他是家中的“长子长孙”，必须继承父业。耿先生又说，姑苏城出文人才子，青年时代的张先生不但在卢吴公司学习鉴定玉器、瓷器，他的书法学习郑板桥，风格自成一家。受其祖父张楫如的影响，他还擅长篆刻印章、竹笔筒、扇骨等，耿先生至今还藏有一方张先生年轻时为之刻制的秦汉小篆名章。

　　耿先生说，张先生是鉴定玉器和瓷器的通才。卢吴公司是当时跨国的大古玩公司，所见的都是高档精品，加之他文化底子好、勤奋有天赋，所以练就了很高的文物鉴定水平，对玉器和瓷器的鉴赏力尤其突出。建国后，在苏州文物商店主要从事文物鉴定与征集工作，直至退休。他在长达64年的文物工作中培养了大批学生，许多学生成为业务骨干。他博学多才，传授的知识实用性强。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以“竹筒倒豆子”的精神讲学，将自己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先生无私的师德、渊博的学识，赢得了大家的敬重。

　　张永昌先生尤其擅长鉴定传世古玉，即古玩行中所说的“熟坑”玉器。耿先生说，“熟坑”玉器是指古玉出土后又经世人把玩盘磨过的玉器；“生坑”玉器是指新出土的古玉。因为“生坑”玉器上有土锈等出土痕迹，所以比“熟坑”玉器容易鉴别。20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盛行盘磨古玉。盘玉的方法是：把“生坑”古玉放在装有竹叶的布口袋里随身佩带把玩。因竹叶表面的毛茬儿如极细的砂纸，可以将“生坑”玉器的土沁磨掉，使之显现出油润的光泽，并产生新的颜色和包浆。这是当时人们追求的一种时尚，但后人鉴定古玉时，往往因为“熟坑”玉器没有明确的出土地点，表面的土沁又被磨掉，因此对这类玉器进行鉴定有相当的难度。张先生是国内外公认的古玉鉴定第一人。

　　耿宝昌与张永昌二位先生对文博界的另一项重大贡献是培养了大批鉴定人才。张先生编写了许多实用的古玉鉴定教材，具有很高的学术和应用价值。多年以来，在许多文物鉴定培训班上，两位先生常常同台授课。一讲“瓷”，一授“玉”，同为著名的文物鉴赏家，彼此呼应。 “北耿南张”、 “南北两昌”的说法遂传为佳话。

张先生谈“卢吴公司”
　　
　　2005年11月17日下午，笔者到苏州张永昌先生家拜访。先生住在一条小巷的二居室单元楼上，屋子不大，灯光昏暗。刚进门时，先生正在午睡，等到三点半先生醒来，接受了采访。

　　张永昌先生是苏州文物商店的奠基人之一。目前曾供职于北京卢吴公司的职员只有他一人健在，因此抢救这段历史尤为重要。张先生20岁时为了继承家业，从北京辅仁大学辍学，经叔父张仲英介绍，拜北京卢吴公司经理叶叔重为师学习瓷器、玉器、青铜器及杂项等古玩业务。卢吴公司是由卢芹斋和吴启周二人合伙创立的古玩公司，规模很大，总店设在巴黎，纽约、华盛顿，北京、上海等地都设有分店。卢、吴二人在国内收购古玩，然后运往法国、美国等地销售。卢芹斋是浙江湖州人。少时在上海读书，后来去了法国巴黎。起初与驻巴黎的中国使馆人员合伙经营国内丝绵、茶叶及古玩生意，做古玩生意赚钱后创办了卢吴公司。卢芹斋娶一法国女子为妻，生3子，二女儿还来过中国。他的二女婿是当时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参赞，对中国文物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具备很高的鉴赏水平。北京卢吴公司在前门大街鲜鱼口内崇贞观16号，是一处三进五开间的大院。当时张先生在辅仁大学读书时，就住在这个院里。公司第一进院南房的会客厅是接待一般客人的，第二进院东西两边是会计室，其中上房是张先生当年的住处，还有一个比较讲究的会客厅，用来接待体面的、有身份的人。第三进院是库房，把收购来的古玩存放在这里。北京卢吴公司通常不做生意，只负责进货，然后运到上海。

　　张永昌先生的老师叶叔重是吴启周的外甥和女婿，因此把上海的分公司交给他管理。上海卢吴公司，名“禹贡”。在上海昭通路70号。先生说，敌伪时期，吴启周改做丝绸生意，叶叔重也跟卢芹斋不来往了。因为叶、卢二人之间有一笔帐得结算，叶叔重就把帐目抄成大本子，到法国找卢芹斋结帐。结帐以后各管各的，北京的货装箱后被运往上海，从此叶叔重离开北京到上海生活。张先生23岁那年，即1943年冬天，北京卢吴公司解散，他被父亲召回，在上海住了半年后，24岁时到苏州结婚并定居下来。1944年，他担任苏州市平江区古玩珠宝业的行商组组长，经营古玩、珠宝玉器，往来于北京、天津、山东、南京、扬州、苏北地区，苏杭地区和上海一带，他的业务范围很广，与各地同业交往频繁。因为他能采购到高品位的东西，所以建国后当古玩行业进入公私合营时，先生被推举为采购组组长及鉴定组组长。

　　20世纪上半叶，国家、民族岌岌可危，国宝在劫难逃。张先生作为当时卢吴公司的雇员，也谈到了一些往事。众所周知，1915年与袁世凯二公子袁寒云协从甚密的古玩奸商赵鹤舫伙同卢芹斋，将盗运到京城的唐太宗墓前的石雕“昭陵六骏”之“飒露紫”、“拳毛二骏，在袁世凯的庇护下盗运到美国，现收藏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张永昌先生说，在敌伪时期，有个叫张雪耕的古玩商，他的店铺称“雪耕斋”，与卢芹斋有业务联系。一次，张雪耕给卢芹斋送来一些青铜器，其中有一件是商代的青铜尊，卢芹斋准备将文物分两批走私出境。第一批文物被盗运出国外，而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抗战胜利，包括青铜尊在内的第二批文物还没被运出境外。建国后 “禹贡”被人民政府接管，全部文物封存后归公。在政治运动期间，调查其历史问题时，此事被交代出来。这批青铜器由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扣留在上海，张雪耕因此事入狱，他交代出把青铜尊存放在“禹贡”的事实，因此张先生的老师叶叔重也受到法办。张雪耕死在狱中，叶叔重劳改释放后，住在浙江杭州的女儿家直至去世。

　　此外，卢吴公司与北京的大古玩商岳彬、张彬青（主要做青铜器生意）、以及张彬青的徒弟倪玉书、陈鉴堂二人有业务往来，岳彬跟一个外国人的生意做得很大，其中就走私了洛阳龙门石窟寺的石刻造像。建国以后，岳彬、倪玉书、陈鉴堂都受到了人民政府的法律制裁。岳、倪二人年事已高，死在狱中。陈鉴堂刑满时已经七十多岁了，他出狱后张先生就没有见过他，据说陈鉴堂是活到八十几岁去世的。

上海老宅“聚珍斋”之往事

    张永昌先生的叔父张仲英在上海昭通路55号,开有一家颇具规模的古玩店“聚珍斋”。这是一栋二层小楼,全家居住。前面是店,楼上中间存放东西,后面是家。张先生的父亲身体不好,母亲早亡,因此他住在叔父这里。祖父张楫如去世后,留给张先生的第二任祖母7500多块银圆,祖母用其中的4000元放贷给一家很大的家具店,但家具店在抗日战争中被烧毁,老板也跑了。另外的3500元交给先生的叔父,叔父用这笔钱培养张先生一直读到大学。当时张永昌先生与其叔父的子女张永珍、张宗宪、张永芳一起住在这座小楼里,长大以后各自成家才分开。堂妹张永珍到香港发展,成为知名企业家。2002年5月,以4150万港元拍下清雍正粉彩蝠桃橄榄瓶,捐给上海博物馆。张永珍女士与先生的感情比较好,去年张先生生病,她还来看望过。堂弟张宗宪人称“罗伯特张”,也是海外文物收藏界和拍卖界享誉极高的大家。堂哥张永芳是海外著名的建筑师,在香港、加拿大等地的拍卖界也很有影响。谈到与耿宝昌先生的相识经历,他说,当时孙瀛洲把生意做到上海,孙先生带着弟子耿宝昌到上海进货时,与耿先生在这座小楼里相识。建国后“聚珍斋”公私合营,成立上海文物公司时,张先生与资深的文物鉴赏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年过九旬的薛贵笙先生相识。

勤勉工作广征重宝

    张永昌先生从事文博工作64年,任职期间他征集了包括瓷器、玉器、青铜器在内的许多高档文物,其中大部分珍品入藏苏州博物馆。此外,他还从准备出口的商品中,发现了许多国宝,使这些珍贵文物避免流失海外。

    他还协助国家文物局流散文物处、中国文物商店总店、江苏省文管会等单位完成了不少重要任务。如:1973年至1975年,为苏州博物馆藏品进行全面鉴定,除书画藏品外,各类文物均由张先生负责分类编目、鉴定和登记。20世纪80年代,他协助中国文物商店总店对8万余件古玉进行鉴定和估价;90年代他参加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持的“全国博物馆馆藏一级文物鉴定确认工作”专家组,巡回鉴定了19个地区106个文博单位的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