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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道教的贵己重生论

 青木森森 2016-03-26

  道家与道教的人生观,以重视个体生命(贵己重生)的价值观为本,探讨如何使个人精神快乐和生命永恒的问题。“贵己重生”思想源于先秦杨朱学派。杨朱派的思想纲领是“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他们认为:人所追求的首先是个人自身的生存,一切客观。事物的意义仅仅在于其是否有利于保全自身生命的存在。如果拿外在的“物”或“天下”与自身相比,论其轻重,则自身的生命为重,而身外之物和天下为轻。因此保全自身生命,使之不受名利物欲的牵累和损害,这是首要的行为准则。显而易见,这种“贵己为我”、“轻物重生”的思想是个人主义的人生价值观。

  

  杨朱派公开宣扬个人利己主义的学说,提出“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口号,与儒家的仁爱说和墨家的兼爱说大相径庭,因此受到圣人之徒孟子的严厉批评。但这种思想并非损人利己的极端个人主义,也不是放纵自我感官情欲的享乐主义,而是一种合理的个人主义。杨朱派的人生观是利己而不损人。所谓“我不爱天下,未云贼也”。不仅不损害他人,而且对自我的感官欲望也要节制,使之不伤生。所谓“耳目鼻口(之欲)不得擅行,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不仅要节制感官享乐,而且要重视生命的完全和尊严感,不要苟且偷生。《吕氏春秋,贵生篇》载杨朱派学者子华子说:“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所谓迫生,就是人的情感欲望都不能得其所宜,被迫屈服含辱而生。这样的“迫生不如死”。只有保全自我本性不受污辱,才是对生命真正的尊重。迫生不如死是子华子的思想,杨朱本人可能没有这样说过。杨朱派的基本观点还是要保全个人的生命。这种轻物重生思想的流行,有其历史背景。杨朱派处于诸侯剧烈兼并的战国时代。当此战乱之世,少数权势者称雄争霸,而多数弱小民众的个人权益乃至生命则随时可能被无端剥夺。人们的思想因此而迷惘,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怎样才能保证个人的生命和本性不受外来的侵害?杨朱学说代表了当时的隐士阶层,即下层知识分子对这些问题的想法。他们虽有知识而无权势财富,不满战乱争夺的现实,但又无可奈何,因此要退避自保。他们要求维护个人自然的生存权利和真实本性,在乱世中苟全性命,既不想为谋取名利和身外之物而危害自身,也不肯为了“天下”人的利益而牵累自我。为了全性保真,必须清虚自守,不去参与权势名利的争夺,尤其不能受统治者所悬赏的名位和物利的诱惑。这种个人主义人生观虽有自私狭隘和消极保守的局限性,但与损人利己的极端个人主义是不同的。

  

  杨朱派的学说对庄子有重要影响。庄子悲叹在现实社会中个人生存的无保障和精神不自由,因此吸收了杨朱派贵己重生的思想,强调要珍视个体生命的存在,不要“以身殉物”。只有放弃对名利物欲的追逐,才能避免为物所累。但是与早期杨朱派不同,庄子所要保全的不只是人的肉体生命,更重要的是保全人的精神自由。庄子认识到:人生的自由快乐和生命的永恒,在现实中都难以实现。所以对自由和永生的愿望,最终只能落实为对某种理想人格的追求,在精神上超越自我而达到“逍遥”境界。因此庄子主张忘我、无待。他对生死有极为透彻的认识。认为天地万物的生死变化,都是气的聚散和自然现象。因此不必为生命的短暂而忧伤,为死亡的必然而悲哀。

  

  杨朱派与庄周派的人生观,对后人都有重要影响。魏晋之际,天下分裂动乱,礼教沦丧,生灵涂炭,士族文人痛感人生悲凉,功名利禄不可久恃。因而道家思想复兴,形成魏晋玄学思潮。神仙道教在士族中也有不少信徒,养生避世,服食仙药成为当时贵族社会的风气。庄子主张顺任自然,追求精神自由和超越的人生观,对魏晋玄学家影响极大。特别是玄学名士嵇康和阮籍,更倾慕庄子追求的人生境界。嵇康在《答难养生论》中描述自己的人生理想是:“顺天和之自然,以道德为师友,玩阴阳之变化,得长生之永久,任自然以托身,并天地而不朽”。阮籍在其《大人先生传》中表达了同样的理想:“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聚散,不常其形。”他们都认识到人生有限而宇宙无限,个人只有投身于无限的自然物化之中,与无生死无始终的道体融合为一,才能解脱生无所系、死无所归的恐惧和感伤。嵇康对长生问题也颇为关心,《晋书·嵇康传》说他“常修服食养性之事,弹琴吟咏,自足于怀。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至于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乃着《养生论}。”

  

  阮籍和嵇康的思想代表玄学激进派的人生观,而《列子》书则表达了当时玄学颓废派的人生观。他们也受庄子思想影响,认为生死寿夭都是不可抗拒的自然命运,人生短暂可悲,功名不可久恃,无论生前名声显赫或是声名狼藉,死后都同样化作腐骨。既然如此,又何必为生时虚荣,死后浮名所系累呢?所以《列子·杨朱篇》主张及时行乐,放纵耳目口腹之欲,认为这是符合“自然”的行为。他们的人生格言是“且趣当生,奚遑死后?”只管生前享乐,不必顾及死后名声,也不为养生长寿或追求长生不死而劳神费力。《杨朱》篇反映了部分魏晋士族(如刘伶、谢琨等)腐朽堕落的人生价值观,他们歪曲理解道家顺任自然的思想,以为动物性的人欲就是自然,因此由悲观厌世变为纵欲混世,由人性觉醒而归于泯灭人性,疯狂发泄兽性。

  

  魏晋士族文人对人生的态度是多样的。同样禀承道家宿命天定,自然无为的思想,着名道教学者葛洪却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葛洪对现实人生的短暂悲苦也深有感触,然而他没有因此厌弃人生,故作旷达超脱或自暴自弃,反而更加坚韧的追索着生命的意义。在他看来,人生最可宝贵的是生命,“生之于我,利莫大焉。论其贵贱,虽爵为帝王,不足以此法比焉;论其轻重,虽富有天下,不足以此术易焉”。正因为生命可贵,所以上自帝王,下至百姓,莫不欲长生不死。这种愿望合乎天意,本于人情。从爱惜生命的立场出发,葛洪尖锐地批评了庄子和某些魏晋玄学家不信长生,在生死问题上无所作为的观点。在《抱朴子内篇》书中,葛洪反复论证神仙可学,长生可求。认为人之性命不完全取决于天命,人类有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来改变生死命运。只要勤学苦修神仙方术,就能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夺天地之造化,制天命而永生。《黄白》篇说:“天下悠悠皆可长生也,患于犹豫故不成耳。……《龟甲文》曰: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古人岂欺我哉!”这是呼唤人类战胜自然命运的赞歌。

  

  道家所谓的“天道自然”,含义复杂,至少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将自然看作纯粹客观的天地万物演化过程,人类只能随顺自然变化而无所作为;其二是在自然的演化过程中,人类可以主动地适应自然变化,掌握其变化法则,参与物化。自庄子以来道家学者中,有片面理解自然无为的倾向,消极因顺自然而看不到人的智慧和力量。然而人类之所以能够在不利的客观环境中生存下来,并创造出灿烂的文明,不正因为人类具有不屈服于命运安排,敢于向自然挑战的精神么?以葛洪为代表的神仙道教徒,纠正了对道家自然观的片面理解。他们从爱惜生命的立场出发,坚信“我命在我不在天”,长生可为,方术有效,主张为追求长生而积极探索自然和生命的秘密。葛洪所追求的长生成仙固然是虚幻的,人类的技术条件至今还远不能克服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将生命延至永恒。但是葛洪反对消极顺应自然,敢于向世俗认定的常理挑战,并认真总结和研究秦汉以来神仙家的养生长寿方术。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不正是真正的科学家所应具备的品质么?在中国历史上,葛洪及后来的许多道教学者之所以能在医药养生、化学和工艺技术等方面取得许多重要的成就,正是与他们对人生执着眷恋,对生命奥秘的不断探索分不开的。

  

  (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研究室编《中国道教基础知识》,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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