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3期·【史学研究】略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与起始标志

山东藏书 2016-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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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钱耀鹏，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文章出处：《西部考古》2012年。感谢作者授权。

内容提要

新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之一，学术界对其基本文化特征的认识虽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仍屡屡引发有关新石器时代起始标志等问题的学术论争。事实上，新石器时代的基本特征似可分为广域性（磨制石器、陶器、常年性建筑等）和狭域性（种植农业、家畜饲养、纺织等）两大方面。进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起始标志，理应存在于广域性文化特征之中。尤其磨制石器，不仅体现着石器制作技术，也隐含着木加工及建筑技术的重大进步，为人工定居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

本期值班编辑：小武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人们对于新石器时代基本文化特征的认识日趋全面。作为人类社会与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之一，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在世界古文明地区，几乎所有的文明要素都是这一时期奠定的。不过，在以往的研究中，基于对地域性文化特征的高度关注，人们似乎又过分强调了新石器时代基本特征的地域性差异，致使时代特征方面的统一性几乎遭到了否定。进而，又屡屡引发了有关新石器时代起始标志问题的争论，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本文围绕新石器时代的基本特征，拟在分析其广域性和狭域性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新石器时代的起始标志，以期客观认识全球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突出特点，促进相关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

一、新石器时代基本文化特征的认识历程

在考古学史上，随着汤姆森（C.T.Thomsen）“三期说”理论的诞生与传播，人们便开始了有关新石器时代及其基本文化特征的认知历程。事实上，由于冰川的缘故，丹麦所在的北欧地区缺乏打制石器即旧石器时代遗存，所以在汤姆森“三期说”体系中，石器时代的内容最初就是指新石器时代。而法国和英国学者在接受“三期说”理论的同时，很快又注意到其境内的石器时代存在着以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为突出特征的阶段性差异。最终，英国考古学家约翰·卢伯克（John Lubbock）于1865年在其《史前时代》一书中，最早且明确提出了“新石器时代”等概念。他不仅把丹麦考古学家汤姆森 “三期说”中的石器时代进一步细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阶段，认为旧石器时代为早期石器时代,是一个打制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当为晚期石器时代，是一个磨制石器时代[①]。显然，“新石器时代”这一概念的提出，其实就是人们对石器特征及其制作技术发展变化之认识结果的具体体现，而磨制石器自然而然地就被视为新石器时代最突出的文化特征，进而也就被视为新石器时代的起始标志。

19世纪后期，在考古学家通过工具和武器的制作材料及技术来认识早期人类历史的基础上，一些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通过对后进民族的比较研究，又以生存方式及文化发达程度等为标准来划分人类社会及其文化发展阶段。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促进了对人类早期文化发展特点的深入探索，并直接影响到有关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的认识问题。1838年，瑞典隆德大学的动物学教授尼尔森（S.Niisson）就把人类社会分为：狩猎——采集者、牧人或游牧、农耕、文明四个阶段[②]。其中，尼尔森第一次把农耕的出现明确视为进入文明阶段之前一个时期的主要标志。尽管他本人没有进一步深化自己所提出的分期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特征，而这一研究缺憾直至数十年后才为其他一些学者所弥补。1881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 Tylor）在《人类学：人类与文明研究导论》一书中即以文化的进步程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野蛮时期、半开化时期、文明时期三个发展阶段，并认为半开化时期代表了农耕文化开始的一个时期[③]。

美国学者路易斯·H·摩尔根的学术研究不仅更具影响力，而且得出了有别于欧洲学者的一些认知结果。他在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一书中，进一步把早期人类社会及其文化的发展历程细分为三期七段，即蒙昧时代（低级、中级、高级）、野蛮时代（低级、中级、高级）、文明时代，并指出了每一发展阶段所特有的一个时代性标志。其中“野蛮时代的第一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始于陶器的制造”[④]。显而易见，摩尔根的认识不同于欧洲学者，尤其他并未突出强调农业的进步作用，仅仅把家畜饲养作为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结束和中级阶段开始的标志。

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一方面肯定了摩尔根的分期方案，并认为野蛮时代低级阶段是“从制陶术开始”的，但也同时承袭了欧洲学者的既有认识，明确指出这一时期的特有标志“是动物的驯养、繁殖和植物的种植”[⑤]，继泰勒之后再次肯定了农业的标志性即划时代意义。

上述分期研究的出发点及具体结果虽然有所区别，但其间也不无联系。正如摩尔根本人评价汤姆森的三期说“对于某种目的来说是极其有用的，对于古代艺术品的分类也是如此”，说明他的研究工作明显曾经受到汤姆森学术思想的启迪和影响。若再考虑到摩尔根和恩格斯分期方案中的标志性特征与汤姆森“三期说”在揭示技术进步方面的类似性特点，可以认为陶器和广义农业事实上已经被视为新石器时代的基本特征，甚至突出强调了陶器的划时代意义。及至1926年，布基（M.C.Burkitt）在《我们的祖先》一书中，在综合考古学与人类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明确把农耕、家畜饲养、制陶术、磨光石器概括为新石器时代的四大特征[⑥]。而且，这一观点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惟国内学者有时也将纺织视为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特征之一[⑦]。

不过，人们迄今仍未停止有关新石器时代基本特征的探索和讨论。近年来，国内又有学者把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概括为栽培农作物、陶器、磨制石器和营建居所[⑧]，不同以往的就是营建居所被明确纳入新石器时代基本特征的范畴。所谓营建居所，其实也可以概括为人工建筑，但人工建筑实际始于旧石器时代，即便是临时性或季节性的窝棚式建筑。因此，作为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营建居所或人工建筑还必须具备长年性或定居性特征。否则，便无法区别旧石器时代的临时营地及窝棚式人工建筑[⑨]。

显然，人们对新石器时代及其基本特征的理解，经历了一个由片面到比较全面的认识过程。时至今日，再也没有人把新石器时代简单地理解为磨制石器时代了。按照国内学者的理解，即如果把纺织和人工建筑（常年性）也纳入新石器时代基本文化特征的范畴，以往所谓的“四大特征”就变为“六大特征”了。不过，回顾新石器时代文化基本特征的认识历程，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一是有关新石器时代文化基本特征的认识主要是基于欧洲及北非和西亚等地的考古发现，其中也不能排除来自文化人类学方面的一些影响；二是受到汤姆森“三期说”划分标准的影响，人们往往把新石器时代的基本文化特征集中在遗物方面，极少关注遗迹现象及其所隐含的文化进步信息；三是未能充分兼顾宏观性的地域差异，从而制约着有关各种特征之间内在联系的比较分析。也许就是基于这些原因，人们在不断认识新石器时代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又屡屡引发了有关新石器时代及其起始标志的论争。

二、新石器时代起始标志的认识分歧

农耕、家畜饲养、陶器和磨光石器虽普遍被视为新石器时代的基本文化特征，但还不能以此来掩盖人们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争论与认识分歧。事实上，在新石器时代基本文化特征的认识过程中，学术界始终未能就新石器时代的起始标志问题达成共识，甚至进一步影响到新石器时代名称的使用问题。难以否认，有关新石器时代起始标志的争论，其实就是对这些基本特征在文化发展过程的进步意义的认知差异。同时，也是我们重新检讨和认识新石器时代基本文化特征时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

近代考古学发端于欧洲，这是不争的事实。最初，汤姆森在其“三期说”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新石器时代的概念，但所谓石器时代的具体内容实际只包括以磨制石器为显著特征的文化遗存。进而，在以制作技术及其所导致的突出特征而把石器时代划分为两大阶段之后，无论称之为磨制石器时代还是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明显都被赋予划时代得意义。毋庸置疑，由于此时的考古学尚处于不太成熟的早期发展阶段，有关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工作也多集中在欧洲和地中海沿岸，人们对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还缺乏必要的认识。尤其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历程和编年体系有待进一步确立。因而，许多理论问题诸如旧石器时代如何过渡到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是否就是最早出现并预示着一个新时代到来的关键因素等等，尚非亟需讨论的学术课题。不过，这些潜在的疑问并不影响两个石器时代的划分，而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划分结果本身就已经确立了磨制石器的重要意义。因此，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一般都是以磨光石器的有无来区别旧、新石器时代遗址的。

随着田野考古工作区域的逐渐扩大和研究工作的日渐深入，一些学者开始质疑乃至否定磨制石器的划时代意义，并将另一种文化特征作为新石器时代的起始标志。如前所述，这一问题的争论首先是摩尔根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引发的。尽管他所划分的野蛮时代远远大于新石器时代的范畴，但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的分界线大致相当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区别，而区分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的标志就是制陶术的发明。在国际考古学界，认为陶器的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观点主要流行于前苏联和日本。且不说前苏联考古学界曾受到摩尔根—恩格斯思想的强烈影响，日本学者则是基于本国境内客观存在的文化特征而采用这一观点的。事实上，俄国考古学家A.A.伊诺斯特兰采夫早在19世纪中期就根据拉多加湖附近的发掘结果，对磨制石器作为新石器时代最具代表意义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⑩]。20世纪以来，中亚和西伯利亚发现了许多出土陶器的遗址，在共存的石器中除极少数局部磨制者外多为打制石器，磨制石器远不及陶器显著，但在时间上及文化特征上明显有别于旧石器时代遗存。加之恩格斯又充分肯定了摩尔根关于人类文化发展阶段的分期标准，因而苏联考古学家就普遍认为：过去那种把新石器时代称之为磨制石器时代的说法已经过时了，主张“新石器时代是从陶器的出现开始的”，甚至有人直接把新石器时代称为“陶器时代”[11]。日本考古学界则把文化与时代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绳纹文化也就被称作绳纹时代，而绳纹又是陶器的突出特征之一。基于前苏联的学术影响，中国考古学界在田野考古工作中一度也非常重视陶器的研究，只要发现有与陶器共存的史前遗址均被视为新石器时代遗址。近些年，甚至也有学者主张把新石器时代改称为“陶器时代”[12]。

新石器时代的概念确立不久，欧洲一些学者就把农耕与新石器时代联系在一起。19世纪中后期，瑞典学者尼尔森和英国学者泰勒皆视农业为文明时代之前一个时期的特征和标志，尽管这一时期还包括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尤其1935年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V.G.Childc）明确指出：“食物的生产——粮食植物，特别是谷物，有意识的耕种和动物驯化、饲养以及选择，是一种经济革命——人类历史上自从学会用火以来最伟大的事件[13]”，并明确提出了“新石器时代革命”的概念，用以表示人类由食物采集向食物生产转变的革命性变化。显然，农业作为新石器时代的重要特征，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

农业作为新石器时代起始标志，这一认识很快又得到了西亚地区考古证据的有力支持。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们在西亚地区一些不含陶器的遗址地层中发现了农作物种子。于是，就有学者据此提出了“前陶新石器时代”的概念，并认为陶器或者磨制石器作为新石器时代开始标志的观点已经不能成立，而应该以农业为标准把新石器时代与其以前的时代区别开来[14]。美国学者罗伯特·J·布雷伍德还明确提出了“农业革命”的概念，用以取代不甚恰当的“新石器时代革命”[15]。这样以来，又进一步引发了关于新石器时代起始标志问题的认识分歧。不过，“前陶新石器时代”的概念本身，似乎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所谓“前陶”当是以陶器为标准的，而“新石器时代”则又沿袭了源自磨制石器的认知结果，但“前陶新石器时代”的起始标志或突出特征却是农业。

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的考古学理论方法及思想观念等再度影响到中国，加上国内学者在田野考古工作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些必须解答的具体问题，中国学者才普遍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如华南地区一些属全新世初期的洞穴遗址中，常常仅发现有简单的局部磨制石器而不见陶器遗存，有关这类文化遗址的时代归属问题就出现了较大争议。有人将其归入中石器时代[16]，而有人则认为应归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17]；甚或有人以西亚地区的考古发现为依据认为中国也应有一个“前陶新石器时代”[18]。另外，有些学者仍然强调磨制石器在时代划分方面的作用[19]，或者认为应以农业的存在与否作为断定旧、新石器时代的标准[20]。无论如何，把农业视为新石器时代的起始标志，也成为国内考古学界的重要学术观点之一。争论与意见分歧仍在继续。

三、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的广域性和狭域性

毫无疑问，在汤姆森提出“三期说”之后，国际学术界首先注意到了磨制石器的突出特点，由此揭开了认知新石器时代基本文化特征的帷幕。客观而言，把磨制石器、陶器、农业、家畜饲养以及人工居所、纺织等视为新石器时代的基本特征，这些认知结果并没有什么严重失误。基于这些认知结果而导致的新石器时代起始标志乃至新石器时代名称诸多问题的质疑与争论，也是不可否定的事实。尽管质疑和争论本身就是学术发展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但还不足以解释说明导致这种学术争论的根本原因。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已经逐渐注意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的地域性差异。正是基于人们对这种地域性差异的不断了解，才屡屡引发了新石器时代起始标志以及新石器时代名称问题的论争。其中，也包含着人们对各种文化特征的文化进步意义之理解。究竟如何理解新石器时代的基本特征更为适当，全球范围内是否普遍存在较为一致、且具划时代意义的起始标志，仍是一个需要深刻分析的重要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讨论似乎只能以新石器时代基本特征的分析为基础，再无其他更好的选择。

在前文总结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不难发现，在汤姆森“三期说”、尤其英法学者以石器制作方法及其突出特征区分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后，首先是美国、俄国（包括前苏联）及日本等国学者突出强调了陶器的划时代意义，甚至提出或长期使用了“陶器时代”、“绳纹时代”等名称。而欧洲学者诸如尼尔森、泰勒、恩格斯等则逐步注意到农业的重要作用，乃至柴尔德把这种农业经济方式的出现概括为“新石器时代革命”。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北美、俄罗斯及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古代尤其史前农业极不发达，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现象就是磨制石器的种类和数量始终不及陶器突出。而欧洲的广大地区则在新石器时代就已转为农业经济生产方式，尽管这种转变可能是在西亚及地中海沿岸的影响下实现的（即欧洲基本处在经济方式转变的边缘地区）[21]。当然，把农业视为新石器时代的起始标志，并受到学界高度重视的契机主要还是西亚地区以小麦为代表的农业遗存的发现和研究，并创造出一个非常矛盾的“前陶新石器时代”概念。无可否认，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确实存在着地域性差异，但导致不同认知结果的原因似乎还不能简单地用地域性差异来解释。换言之，地域性差异不仅体现在某些文化特征的有无方面，同时也体现在数量和种类的多少方面。也就是说，即便客观存在着地域性差异，其中还应有程度或层次之分，不能一概而论。

地域性差异的存在无可否认，但如果我们暂不考虑数量、种类以及出现时间方面的些微差异，亦即程度或层次性的地域差异，则新石器时代的基本文化特征可分为广域性和狭域性两大类。所谓广域性特征，就是指在世界许多地区普遍存在的文化特征，诸如磨制石器、陶器和常年性人工建筑等。所谓狭域性特征，就是指仅存在于某些特定地区的文化特征，诸如农业（种植）、家畜饲养（或畜牧）和纺织等。

磨制石器、陶器和常年性人工建筑等文化现象之所以存在于世界各地，本身就可说明人类的基本生存需求具有超越地域及经济类型限制的共同特点。即包括环境资源、气候条件诸多因素在内的地域性差异，并不能改变人类生存的一些基本需求，而改变的只能是生计方式或者经济模式。一方面，所谓生计方式或经济模式，明显是对食物资源获取方法的高度概括，难免淡化了食物资源获取过程中的其他需求。“民以食为天”的见解固然精辟，但也不能否定安居才能乐业的客观事实。确切地说，无论人类的基本生存需求如何，所有的生存活动都是以居住（地）为基础而展开的，即便是临时性或季节性的居住场所。换言之，不论环境条件如何优越，生存资源尤其食物资源如何丰富，如果不能置身其中，人类对生存资源的开发利用就会大打折扣。显而易见，天然穴居方式则把人类的主要活动范围限定在了石灰岩山地（边缘），并不能完全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所有需求，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人工居所。旧石器时代的帐篷式或窝棚式建筑虽受建筑材料及技术的制约，安全性、牢固性和实用性（包括御寒）甚为有限，但却为人工建筑的革命性变化和居住地的根本性转移奠定了基础。从世界各地的相关发现来看，人工建筑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关键在于建筑材料和技术，建筑技术进步的核心则在于木材加工，而磨制石器的基本类型就是斧、锛、凿等木加工工具[22]。另一方面，自从人类掌握了用火技术之后，对食物的食用方法就逐渐变为以熟食为主。民族学资料证实，无论经济模式如何，人类在烧烤食物的基础上又逐渐开始采用炊煮方法，原始的石煮法进一步加剧了对炊煮容器的客观需求，而世界各地发现的早期陶器也多是适于炊煮的容器[23]。可以说陶器的发明与使用，最初主要应是适应炊煮食物需要的必然结果，无论是在采集狩猎还是农业经济条件下。这些不以环境资源及经济模式为转移的基本生存需求，就是导致新石器时代广域性文化特征的根本原因所在。

种植农业、家畜饲养（或畜牧业）、纺织等之所以首先发生在世界某些地区，主要是北半球的中纬度即温带和亚热带地区，说明人类在这些地区的生存发展条件有别于其他地区。中纬度地区的共同特点就是四季分明，无论是温带还是亚热带，都存在着一个较为漫长的冬季。植物大多春长秋止，即便没有人口压力，人类也会面临冬季所带来的生存危机。在旧石器时代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中纬度地区居民能够有效地适应并一定程度地改造自然，通过生产型经济以缓解冬季所带来的生存危机。高寒地区虽然也存在着同样的生存危机，但以草本植物及草原动物为特点的草原环境资源因素，似乎较大程度地限制了人类改造自然、发展生产型经济的可能性。亦即相对严酷的生存环境使得改造自然、发展生产型经济的技术要求过高，人们难以在旧石器时代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这种生计方式的转变。而热带地区则相反，虽不便说一年四季食物都很充裕，但季节性生存压力甚小，即便具备了生产型经济的技术要求，也不易导致生计方式的转变[24]。纺织对于高寒地区的居民也许是必要的（皮毛性衣物似乎更加实用且易于加工），但对于热带地区居民的必要性则显得不是很强。在这些环境因素的影响下，体现生产型经济的种植农业、家畜饲养（或畜牧业）和纺织等遂成为新石器时代的狭域性文化特征。

四、新石器时代起始标志问题的讨论

考古学的认知结果常常受到田野考古资料的制约，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本特征和起始标志也不例外。客观而言，有关新石器时代起始标志的争论，实际也是人们对新石器时代认识不断深化的具体反映。不过，把新石器时代的基本文化特征区分为广域性和狭域性两大类，这一结果是否有助于进一步分析讨论新石器时代的起始标志问题，或者说在世界范围内是否存在划一的起始标志，也是难以回避的问题之一。

如前所述，地域性差异并不能掩盖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存在广域性和狭域性差异的客观事实。如果说全球范围内还存在着较为统一的起始标志的话，那它就一定包含在所谓广域性特征之中，而与狭域性特征无缘。这样，在区分出广域性和狭域性特征之后，我们首先可以把种植农业、家畜饲养和纺织等文化现象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然而，广域性特征中仍然包括了磨制石器、陶器和常年性人工建筑等文化因素，孰是孰非，还不能简单地去做结论，尚需进一步的分析讨论。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出现，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包括生存需要，但“需要是发明之母”似乎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历史上的种种发明创造。毫无疑问，任何发明创造都需要相关知识的积累。不过，早期人类的知识积累往往是经验性而非原理性的。换句话说，早期人类的发明创造往往是基于经验性的知识积累，而经验性知识的积累无疑就需要以特定的实践活动作为必要的认知途径。能够提供更多经验性知识积累的生存活动，无疑就会极大地促进诸多发明创造及文化的大发展。具体来说，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转变的过程中，世界各地都普遍产生了磨制石器、陶器和常年性人工建筑等广域性文化现象。其中，有无位居旧、新石器时代转变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在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核心文化因素，似乎就是确认新石器时代起始标志的重要依据。而且，探寻这种核心文化因素，既需要涉及广域性文化特征之间内在联系，也需要关注它们在文化转变过程中所发挥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引导性的作用。

在新石器时代的广域性文化特征中，虽然我们一时难以确定磨制石器和陶器的出现孰先孰后，但有一个事实却无可否认。这就是在常年性人工建筑出现之前，以窝棚和帐篷为代表的临时性或季节性人工建筑早已发生，远为其他文化现象所不及[25]。这一现象揭示出，在人类生存发展的漫漫历程中，天然洞穴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居住需求，很早甚至晚期直立人以来就试图通过人工建筑摆脱天然洞穴的束缚。当然，旧石器时代的建筑材料主要使用天然石块、大型动物的骨骼和皮革以及树枝、茅草等，人工建筑的牢固性和御寒性等相对较差，多属临时性或季节性居所。尽管在建筑材料和技术的长期制约下，旧石器时代的人工建筑始终没有突破性的发展，但这已足以说明人工建筑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即便临时性或季节性人工建筑与常年性人工建筑很难区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人工建筑也在木质材料得到有效开发后呈现出日渐普遍的发展趋势。

磨制石器和陶器有别于人工建筑，属于遗物的范畴。比较而言，磨制石器与人工建筑的关系更为密切，早期局部磨制石器的主要类型就是斧、锛、凿等木加工工具。不过，由于世界各地的环境资源差异，基于建筑需要而对木材的开发利用程度仍有一定区别。这种差异虽不致影响常年性人工建筑的发生，但却有可能影响作为木加工工具的发展进程，亦即磨制石器的出现时间问题。像西亚地区的耶利哥、耶莫、甘尼·达勒等一些所谓前陶新石器文化遗址，既没有发现陶器，也缺乏磨制石器，只有很少一点磨石、磨棒，主要生产工具还是打制的燧石镰、刀、镞之类，但却有发达的建筑技术。这些特征似乎有悖于以磨制石器所确定的新石器时代概念，而且也淡化了磨制石器与常年性人工建筑之间的关系。不过，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则情况并不完全如此。西亚地区建筑技术的发展独具特点，由于较早发明并大量使用了泥砖（坯），较之木骨泥墙等建筑形式，木材的使用可能主要局限于屋顶梁架部分。这不仅使得木质建材的使用量较小，而且对木质建材进行精加工的必要性也不是很强，因而磨制石器的出现时间略晚于常年性人工建筑。但在常年性人工建筑出现之际，人们就已经使用了打制的石锛、石凿等木加工工具，而最先出现的主要磨制石器种类仍然是斧、锛等木加工工具[26]。显然，建筑材料及其技术发展是导致木加工工具出现的重要原因，而磨制石器则应是木加工工具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即使磨制石器在世界各地的出现略有早晚之别，但也不能因此而否认木加工工具与人工建筑之间的内在联系。

陶器作为广域性文化特征之一，它与常年性人工建筑及居住方式演进是否毫无关系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陶器也和磨制石器一样，在世界各地的出现时间略有早晚之别。暂且不论陶器在文化进步方面的意义，它所突出揭示的是食物资源以及与此相关的炊事饮食方式的重大变化。同时，陶器又是水、火、土三者之间相互作用而发生物理化学变化的结果。可以肯定，导致陶器发生的直接诱因是炊事饮食需要。继而，探索、实践和发明的过程似乎也离不开炊事活动。不难设想，在天然穴居的条件下，人类虽然掌握了用火技术，但却无法经常性地导致水、火、土三者之间直接发生联系。只有离开天然洞穴，在河流阶地或平原地带居住生活时才能把这三者联系在一起。不过，移动性特征比较突出的生存方式，仍不利于人类在经验积累的过程中捕捉发明创造的火花，也不利于在探索实践中实现新的发明创造。惟有相对稳定的生存方式或者定居条件，更容易在长期的炊事活动中发现水、火、土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客观结果，并在探索实践中最终实现陶器的发明。否则，我们便无法解释陶器的发明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更早的时期，而是与打制或磨制的斧、锛、凿等木加工工具几乎同时出现。另外，移动性特征比较突出的游牧民族，历史上鲜有重大发明创造的事实也可一定程度地验证这一推断。也就是说，陶器的发明和使用，可能也与常年性人工建筑的出现密切相关。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还可获得这样一些认识：表面看来，磨制石器、陶器和常年性人工建筑属于完全不同的几种文化现象，但它们之间却存在着一种隐性的内在联系。磨制石器和陶器虽可作为广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常年性人工建筑的核心地位却无法否定。磨制石器和陶器在世界各地的出现时间不尽一致，主要在于建筑材料和技术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而非其他原因所致。无论如何，全新世以来，广域性文化特征在世界各地的普遍出现并非偶然，而是随着常年性人工建筑的出现逐步发生的。这些认识结果再次说明，居住方式的革命性变化与居住地的根本性转移，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关键环节，并以常年性人工建筑为契机逐渐导致了磨制石器和陶器等广域性文化特征的相继出现，以至可以用“居住革命”来概括其文化进步意义[27]。从这一角度来看，似乎可以把常年性人工建筑作为新石器时代的起始标志。

不过，从考古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来看，最初的首要任务在于考古遗存的年代确认。较之人工建筑，人们似乎更容易通过磨制石器和陶器来把握旧、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差异。其中的原因不仅在于临时性或季节性人工建筑与常年性人工建筑之间存在的模糊性，而且还在于早期的人工建筑在田野考古工作中更难发现和确认。客观而言，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变，本身就处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型时期，而转型期的文化特征往往又具有突出的过渡性和不稳定性特点，很难准确把握之。再者，陶器与磨制石器相比，后者与常年性人工建筑的关系更为直接而密切。磨制石器在世界各地出现的时间性差异，一般仅体现着木加工工具由打制转变为磨制的技术发展进程不尽一致而已。还有，从考古学自身的发展历程来看，人们首先是通过磨制石器而开始认识新石器时代基本文化特征的。基于对学术传统的尊重，我们似乎也没有必要彻底否定磨制石器的划时代意义。也就是说，尽管常年性人工建筑直接导致了居住方式的重大变革与居住地的转移，并由此而导致了一系列新的文化现象的萌发与形成，但我们仍然可以把磨制石器视为新石器时代的起始标志，惟需考虑常年性人工建筑以及木加工工具（包括此类打制石器）这些新的文化现象存在与否。

综合来看，基于对新石器时代基本文化特征的认识不断深入，有关新石器时代起始标志问题的论争与意见分歧，既体现出人们对多样性及地域性文化特征的关注，同时也促使人们进一步从全球的角度来认识新石器时代的基本文化特征。即便如此，仍有必要把新石器时代的基本文化特征区分为广域性和狭域性两大方面。这样，既可以揭示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也可揭示各地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广域性文化特征是以常年性人工建筑为核心的，进而通过建筑材料及其技术发展可以确认常年性人工建筑与磨制石器的因果关系及重要意义。在综合各种因素的基础上，把磨制石器视为新石器时代的起始标志似乎最为妥当，但又不能忽视对常年性人工建筑及木加工工具演进历程的考察。

[①] 【英】格林·丹尼尔著，黄其煦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第75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②] 【英】格林·丹尼尔著，黄其煦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第179~180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③] 【英】格林·丹尼尔著，黄其煦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第180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④] 【美】摩尔根著、杨东莼等译：《古代社会》第一册，第12页~17页，商务印书馆，1971年。

[⑤]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⑥] 转引自吴耀利：《史前考古学中的时代划分问题》，《史前研究》1985年1期。

[⑦] 裴文中、安志敏：《史前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47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⑧] 朱乃诚《中国新石器时代几种主要特征的起源——兼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⑨] 钱耀鹏：《略论史前聚落的萌芽与发生》，《中原文物》2003年5期。

[⑩] 【苏】阿尔茨霍夫斯著、楼宇栋等译：《考古学通论》第7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

[11] 【苏】蒙盖特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译：《苏联考古学》第67页，1963年。

[12] 李作智：《应当为“新石器时代”正名——兼论“陶器时代”》，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