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被哈佛校长称作“比挖祖坟还热闹”的课改 |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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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哈佛老校长艾略特的话：“在任何社会里，存在百年以上的大学，都是一面鲜明地反映该社会历史与民族性格的镜子。”古老的校园，连同里面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伴随着代代相传的知识与信仰，凝固成了一种力量，让人平静而又自信。哈佛学者布鲁姆把这种力量形容为“一个最沉溺实际生活的民族对沉思生活表达的敬意”。因此，发生在大学围墙里面的那些事儿，例如哈佛每隔20多年一次的本科课程改革，常常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

　　哈佛本科课程以博雅教育为主。洛厄尔校长对此的阐释是“广泛涉猎，学有专攻”，也就是“T”型课程结构：横的是通识教育，体现知识在跨多个学科领域的宽度；竖的是专业教育，体现知识在某个特定领域的深度。打个比方，上通识课像去教堂，上专业课像去医院，你恐怕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教堂或得到了什么，但每次上医院总是很清楚自己的需要且能判断解决问题的程度。专业是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与特长进行选择，可以在大二甚至大三再确定。专业教育由各学科的教授从入门到高级来设置课程，目标是培养该学科领域的专家或学术接班人。相比之下，通识教育不是学生的选择，而是学校的规定，所有本科生必修。通识教育通常是教授给非本专业的学生或“外行”开设的课程，讲授通用原则或基本方法，目标是培养学生用跨学科的思维来解决复杂问题。在这些通识课教学过程中，学科差异明显，一个美国的经济学家会发现他跟一个美国的人类学家对话，远比跟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交流要困难。通识教育的初衷就是期望不管学生选择什么专业，经过选修前两年的通识课程，即使是“外行”，他们也能与不同领域的专家对话。

　　无论从学生还是老师的角度，每次通识课改革都比专业课引发更多争议，用博克校长的话说“比挖祖坟还热闹”。美国大学与学院联合会专门出书总结了在通识教育改革过程中经常出现的50个陷阱。总之，哈佛的通识课程轻易不会改革，大多数教授有生之年也就赶上一次。但是一旦启动，必定轰轰烈烈，上至校长下至教授与学生，覆盖各学科，吵得不可开交，并通过媒体辐射到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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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改革：选课制和三大学院

　　每次哈佛启动通识教育改革的时机，恰好都是美国社会或民族遭遇重大考验或面临重大抉择的关头。1620年，五月花号带着100多名清教徒登陆新英格兰地区，缺衣少食，第一年寒冬之后生存者仅余半数。16年后他们就在查尔斯河边划了片地叫剑桥小镇，修了牛津路，建起了哈佛。再过140年之后才有了美国。为这个新的国家指点方向，为美国这个以移民为主构成的社会凝聚信念，这是哈佛从诞生之日起就携带的DNA。这批清教徒移民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最关心的就是培养有知识的牧师。在建校前200年，哈佛是个神学院，一半以上毕业生都成了神职人员。直到1869年艾略特校长推行选课制，才取消了拉丁语、希腊语等与神学相关的必修课。除了大一英语写作和外语，其他全是选修课。他还振兴了医、法、商三大学院，奠定了“本科博雅教育+研究生专业教育”的美国模式，并沿用至今。2006年哈佛一半以上的本科毕业生都去了这三大学院。回顾起来，1869年横穿美国大陆的铁路正式通车，开启了大规模且高效率的工业化生产的序幕，社会正需要这些医生、律师和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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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改革：“集中-分布”

　　1910年，洛厄尔校长启动“集中-分布”的课程改革，规定学生要修满6门专业课、6门分布课（覆盖自然、人文、社科三大类）以及4门选修课。哈佛本科生至今把自己的专业叫作Concentration，而不是Major。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飞机、坦克、航母等武器第一次投入战争。哈佛共有11000多名教师、学生、校友直接参战，尤其是本科和商学院几乎全民皆兵。哈佛师生知识广博，既会外语，能与法国、西班牙等国军人并肩作战；又懂机械，能开战斗机或救护车；还会管理，能负责装备运输或其他物流。一战阵亡的哈佛师生近400人。哈佛Widener图书馆对面的教堂，就坐落在校园里最显眼的位置，是特意为这些阵亡者修建的纪念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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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改革：哈佛“红皮书”

　　1945年在柯南特校长的主持下，哈佛发布了《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一书，因为封面采用“哈佛红”，被称为“红皮书”。这次课程改革规定学生要在大一、大二修“文学精选”和“西方思想制度”，并在“物理原理”或“生物原理”中选修一门。“红皮书”对外发行了4万多册，还有多种语言的译本。“美国教育的要务不是使少数幸运的年轻绅士学会欣赏美好生活……我们的目的是培养大量的未来公民理解自己的责任与利益。因为他们是美国人，是自由人。”从书中观点来看，这是一本野心之作，已经超出改革哈佛的课程体系，要重塑整个美国在二战后的共同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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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改革：学习方法而非理论

　　1978年博克校长带领的核心课程改革，规定学生选择7门课程（外国文化、历史研究、文学与艺术、道德推理、定量推理、科学和社会分析），学习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例如，学生可以不记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间，但要能用历史的研究方法分析每天听到的国际新闻时事；他们可以没用小老鼠做过实验，但要能用生物工程的方法理解转基因。这次核心课程改革的目标是把重点转移到“干货”更多的方法论上，让学生掌握的不是具体的知识或抽象的价值观，而是获取知识和树立价值观的方法与途径。例如“正义课”就是一门关于道德推理的核心课。桑德尔教授传授的不是新的知识，而是一种“把原本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的思维模式与分析方法。这种新的模式或方法会改变学生对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很多看法及决定，就像桑德尔教授说的“自我认知就像失去天真——无论这让你多么不安，你也不能再回头”。然而思维模式或分析方法难以测量。当博克校长被问到学生对科学方法的掌握程度该达到什么水平时，法学院毕业的校长说，“要能看懂《科学美国人》或《科学》上的所有文章。”一位曾获诺贝尔化学奖的教授马上善意地提醒校长，“就连我也不能看懂那上面的所有文章。”由此可见，即使哈佛的教授或校长也只知道对律师、化学家等基于学科的判断标准，很难在不同学科里对一套核心方法达成共识，更别提进行清楚界定与准确测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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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改革：“连接”

　　2004年萨默斯校长发起通识教育改革，学生要选8门课程（审美与诠释、文化与信仰、实证与数学推理、伦理推理、生命系统科学、物理宇宙科学、世界中的社会、世界中的美国）。这次改革的关键词是“连接”，既要连接文理，也要连接课堂学习与校外经历。与以往课程改革不同，这次专门成立了通识教育项目办公室，还为各种课程创新“买单”，教师能报销课程里邀请嘉宾、购买设计软件、参观博物馆等支出。根据哈佛本科教务部门的统计，选通识课的学生从2009年的10%上升到2010年的20%，2012年已经超过了一半。这套新课程在2013年起全面取代老的核心课程，并于2014年开始实施五年后（2009—2014）的中期评价。

　　在评价报告里，这次改革被认为是一次“失败”，甚至被形容为“科迈拉”，一个神话里长着狮头、羊身、蛇尾的怪物。在574门被批准为通识教育的课程里，前一半是跨学科的，后一半是基于学科的，因此被看作长着“通识教育”的头，身子却还保留着老课程体系的“科迈拉”。即使在创新的跨学科课程里，教学效果也让人质疑。例如在“科学与食物”的一堂课上，老师现场煎鱼和烤面包，再用物理原理和数学公式来计算烹饪过程中不断上升的温度。完成计算之后，师生们一起享用大餐。学生对整堂课的体验不错，但考试时发现学生对方法的掌握并不理想。哈佛校刊上也有学生撰文怀念以前“干货”更多的核心课程，认为现在的课程创新虽多，但课程本质没有变化，让人困惑且失望。

　　这次通识教育改革的本质要追溯到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包括后来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社会又一次面临国家安全、政治、经济、军事、信仰等危机。哈佛毫无疑问又一次需要在这种时刻发出自己的声音，帮助民众找到方向并重建信心。适逢萨默斯校长本人是经济学家，又出任过克林顿政府的财务部长和世行首席专家，斡旋过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等全球事务。他在就职演说里强调“全球化”和“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合称）是这次本科课程改革的两个新方向。然而这位被形容为“公牛冲进瓷器店”般作风强硬的校长，还没来得及看到改革落地就因为得不到教授支持而被迫辞职。规划中的工程学院也在他离任之后才得以建立。

　　在这两个新方向里，STEM向来不受哈佛本科师生的欢迎，当年艾略特校长曾想把工程等应用学科打包送给麻省理工学院（以下简称MIT）。后来在哈佛老校园和法学院之间修建了一栋科学中心，被认为破坏了红砖建筑的整体风格，十分难看。在2006年对哈佛大一新生的调查发现，有40%左右的新生不懂微积分（在美国，高中生就可以通过大学先修课或称为AP课，选修微积分），这在MIT或其他理工类高校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事儿。从2011届毕业生专业分布来看，其中经济学专业209人，政治学专业183人，连历史与文学专业都有58人，但是工程专业只有38人，计算机专业也只有36人。可见要在哈佛本科课程里增加STEM的成分充满了挑战。最近受欢迎的CS50“计算机入门”课是一个例外，其实哈佛本科生还有精彩的“正义课”“幸福课”“公司财务”“宏观经济学”等太多选择。难怪曾有学生把“从几千门课程里选出16门”来作为自己哈佛这四年需要克服的最大难题。

　　与STEM相比，“全球化”似乎更容易实现。然而从统计数字来看，哈佛本科的国际学生比例保持在10%左右，难以突破。哈佛究竟是一所美国的大学，还是一所世界的大学？在21世纪，哈佛究竟培养的是50年前“红皮书”里提到的自由世界的美国公民，还是在更复杂的世界格局里担当责任的全球公民？从前面的本科招生分布来看，答案倾向于前者，哈佛培养的是在经济、政治等领域能更好地参与并影响全球事务的美国公民。因此“全球化”只是打开美国公民的视野，包括跟少量来自世界各国的年轻人作为同学一起同吃同住四年。哈佛至少在本科教育阶段还是一所美国的大学，而不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的大学。不管是STEM还是全球化，哈佛这次通识教育改革的两个新方向都难以实现。

　　当这两个新方向在哈佛推进缓慢时，它的竞争对手们正在快速发展。从STEM来看，斯坦福大学、MIT、加州理工学院等纷纷抢占学术研究的前沿与应用研究的制高点。这些理工类高校强调与业界的紧密合作，学生在产业界也容易获得实习与正式工作的机会。就连政府的移民政策也对STEM专业的国际学生格外“开恩”，他们在毕业后获得的留美受训签证OPT有效期可延长17个月。就业机会的改善与移民政策的倾向同时带动了这些理工类高校的教育全球化。除了传统的高校，更为创新的在线教育如Coursera或新型大学如密涅瓦也在填补哈佛在全球化上犹豫不决所留下的空白。密涅瓦大学初始班级里28人来自14个国家或地区，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本国学生占90%的美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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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的悬念

　　回顾哈佛历史上这五次本科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学校内部的DNA与外部的时代需要是否匹配。在不匹配的时候，需要像历任校长那样勇于“挖祖坟”。但这种改变越来越难，艾略特校长上任时的课程改革只需要获得45名教师和570名学生的支持，而现在仅文理学院就有近900名教师，仅本科生就有6600多名。要在这7500多名师生之间达成共识，让他们认可一套新的通识课程，尤其是当新的方向跟哈佛300多年的DNA还不匹配时就更困难重重：本来是选修经济与政治的最多，现在要增加STEM；本来是为美国社会服务，现在要强调全球化，要实现福斯特校长在2015年毕业典礼上提出的哈佛使命，“让毕业生不断成长，超越自我，并非仅是为了每个人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人和整个世界。”难怪这次改革被评价为“失败”或者四不像的“科迈拉”。在面对外部社会的迫切需要以及新老对手的咄咄逼人，哈佛如何利用现有的生源、师资、经费等优势来完成这次“吃力不讨好”的课程改革？2013年7月《三联生活周刊》把哈佛称为“处于守势的帝国”，这个“帝国”在21世纪接下来的岁月里命运如何？我们将拭目以待。（如需更多教学改革相关资料，请联系010-58819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