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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复兴丨刘伯英:一种全新的城市更新观念

 灵石水华 2016-03-27

城市,是人性交融的场所,是生活记忆的载体。

当我们经历了大规模的“增量”开发与推土机式的“更新”,城市的记忆逐渐被斩断,往日热闹的街区和工厂,如今犹如一具具空旷的躯壳,丧失了生机与活力。

城市中的遗迹已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成为一代人珍贵的记忆,我们不可再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抹去时代的印记,我们需要以更加灵活有效的方式去保留和利用它们。

抛弃制式化的保留或摧毁,它们将成为可触碰的乡愁,蕴含新价值的宝藏。



刘伯英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北京华清安地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创办人、首席师建筑师;

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中国国家代表(TICCIH National Representative),理事(Board member);

中国建筑学会理事;

中国建筑学会工业建筑分会常务理事;

中国建筑学会工业建筑遗产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中国文物学会工业遗产学术委员会会长;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工业遗产学部主任;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工业遗产研究会副理事长;

《工业建筑》杂志编委


背景:2015城市复兴元年
“2015年被称为城市复兴元年,虽然话有点儿过,但充分显示出城市复兴在中国当前城市转型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新常态下,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度。特别是2015年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为城市建设确定的顶层设计,提出树立“精明增长”、“紧凑城市”的理念;给城市“减肥”,为城市划“界限”;针对城市病等突出问题,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和城市综合竞争力;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城市复兴的意义更加重要。”


纵观中国城市发展历程,大规模开发建设与城市更新一直是伴生关系,但在过去更重视开发建设,对城市更新、再生重视不够,很多衰败地区被遗忘;许多开发建设甚至是建立在对城市既有建成区“大拆大建”基础上,简单粗暴,致使城市的文化传统、情感记忆丧失殆尽,人们曾经的美好生活场所、心灵情感故乡不复存在。

 


目前,广州、深圳、上海等城市,城市增量发展的空间已经不多,未来城市的功能调整和升级的战略预留空间更是严重缺乏。城市更新、城市再生,向既有的居住区和工业区等城市建成区要空间成为必然。2007年广州启动退二进三,关闭或疏解城市中心的第二产业,支持第三产业发展,优化城区环境质量。20102月成立“三旧”改造工作办公室;《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2009年)和《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实施细则》(2012年)先后颁布;20154月上海《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出台,标志着上海进入以存量开发为主的“内涵增长”时代。我们已经饱尝“急功近利”、推倒重来的恶果。如何在新的一轮城市更新热潮中,贯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找到一套更加系统综合、与城市发展的功能需求紧密结合、科学又行之有效的方法,尤其重要。



深圳蛇口大成面粉厂被选址为2015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主展场,在城市事件的推动下被激活重生。


“  
城市复兴的概念与内涵?
 

 


城市复兴是针对既有城市建成地区存在的问题,以振兴地方经济,活化存量资源,修复社会结构和提升环境质量为目标,采用全面、整体、系统和综合的观点和方法,通过综合性、整体性的城市开发计划与实践行动。使寻求亟需改变的地区,在经济、物质、社会和环境方面得到持续改善。不同于过去以物质空间为核心、以注重房地产开发、缺乏全局和系统观点、急功近利的传统城市更新,城市复兴是一种多维度、众参与、综合性的解决城市问题的长效机制。

城市发展是一个从不间断的新陈代谢过程,城市更新作为城市自我调节机制始终存在于城市发展之中。纵观西欧各国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历史:


1950年代的重建

(Reconstruction)


为了应对战后对住房的持续需求,城市郊区化和工业搬迁导致内城衰败。




小补充:

这个时期是英国战后城镇重建时期,为了应对战后对住房的持续需求,城市郊区化和工业搬迁导致内城衰败。在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下,城市政策主要来源于国家的控制和提供服务来指导城市变化的过程。对私人部门的依靠是忽视的,因为它被认为没有能力满足社会的需求。这个时期,国家的指导是直线型的,私人在开发和土地上的利益必须要服从公共的利益。


 1960年代的重振
(Revitalization)


规划对城市中心区出现的衰败无能为力,更多地依靠政府的财政资助,完善城市功能和社会服务。




小补充:

边缘地区与郊区的人口和住房压力持续增大,内城的物质、经济、社会却持续衰败。为了应对问题,国家的内政部成立了城市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按照1969年地方政府资助法案,严重衰落的地区将收到中央的资助,以帮助完成城市和社会服务的计划。这个安排保证这个项目的75%的钱由国家资助,剩下的部分由地方政府解决。


1970年代的更新
(Renewal)

城市白皮书(The 1977 Urban White Paper: Policy for the Inner City)对城市计划进行修订,改造项目大量增加,形成政府与私人投资合作的模式。




小补充:

增长的城市贫困、住房需求、低收入者和内城男性的长期失业与增长的就业机会丧失成为当时困扰城市的四个主要问题。1977年城市白皮书的颁布代表了对城市贫困与城市经济复兴的重视。主流的城市政策,包括住房、规划和工业布局第一次都与内城的衰落联系起来,零星的政策不再受到重视。1977年白皮书导致了对城市计划的修订和合作计划的形成。同时,内城区域法案提供给私人公司资金,使他们可以与城市计划和政府一起解决经济更新。合作计划由1977年白皮书发展而来,其主要目的是指导内城更新所需要的各个部分的努力和资源,通过撬动私人投资来获得城市更新需要的资本。


 1980年代的再开发
(Redevelopment)

注重城市中心区商业开发和公共环境建设,非盈利组织、社区组织也加入到城市更新中来。




小补充:

这个时期,政府的计划和议案都尽可能包括公共当局、非盈利组织、社区组织和私人部门。中央政府认识到政府不可能提供所有城市更新所需要的资源因此采取合并的方式,让私人部门当主角。合作的概念和杠杆的重视以及商业的开发导致了企业文化的诞生。也反映出政府开始利用企业手段来推动城市更新。


 1990年代
(Regeneration)


“可持续发展成为城市政策的核心,强调社会、文化、经济,以及环境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发展,城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应运而生。




小补充:
1980年代的自上而下的城市更新被重新评价后,出现了一个更加一体、地方敏感性的政策框架。政策更加倾向“新地方主义”,代表了一个管理型、竞争型和合作型的城市更新方式。同样的,政策和实践的导向也趋向物质、社会和经济战略的整合。合作的方式成为压倒性的,主要行动者、利益相关人的联合被加强。这种加强是通过资助安排来实现的,因为资助需要私人产业、地方和国家政府机构和社区的合作。从经济的角度看,从公共和志愿部门的资助到达了私人部门类似的水平。而之前,私人部门是投资的主体。


 1999年《迈向城市的文艺复兴》
(Towards an Urban Renaissance)


布莱尔领导的英国工党赢得大选胜利后,查德·罗杰斯领衔组建“城市工作专题组”,研究英国日益严重的城市问题;1999年完成了《迈向城市的文艺复兴》(Towards an Urban Renaissance)的研究报告,被称为“城市黄皮书”,将城市复兴的意义首次提高到一个同文艺复兴相同的历史高度,被称为“新世纪之交有关城市问题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之一”。




“城市复兴”是城市政策和规划指导思想发生战略性转变的标志,成为各个国家倡导和遵循的最全面、最综合的理论体系和发展策略,表达人们对城市美好理想的追求。

城市复兴与城市更新有着无法割舍的承继关系,把它们区别开来的,是一个观念,即城市更新注重物质更新,而城市复兴更关注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综合要素,在空间层次上包括从社区到城市,再到区域的广大范围。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让城市复兴的观念和理论在城市更新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城市复兴的特点是什么? 

各国的城市更新与城市复兴之路,都因各自的政治制度、历史与社会背景,以及面对的城市问题而有所区别;各国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纵观各国城市复兴的发展历程,共同的特点有:


 1


源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由于之前工业化导致的城市扩张,人口大量集聚于城市。但随着传统产业衰退、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出现,导致经济困顿、环境污染、失业率上升、社会问题突出,迫使中央和地方政府必须面对和解决。


 2


通过合作和探索实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只有政府推动,无法“包治百病”;只靠开发商推动,也会导致过度商业化。只有依靠政府、企业、学术和民间力量的多方合作,形成“合作伙伴”关系,才会取得较好效果,实现社会公平。


 3


类型丰富和方法多样。城市复兴的空间类型主要有港区、工业区、中心城区的旧居住区,甚至衰败的工业城镇和若干城镇形成的区域。城市复兴在实施过程中会同时涉及到不同的空间尺度和层次,多种策略综合使用。


“ 城市复兴有何种策略? 

各个国家通过多年的实践摸索,取得了丰富经验,城市复兴的内涵和方法得到不断发展,主要方法有:


以战略为导向

从个别项目转向整个城市,从部门利益向区域利益,从社会资本向政治资本转换;从物质改造转向整体经济、物质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城市核心价值的体现。从蓝图式规划转变为政策引导下的发展导向,文本比规划更为重要,规划的核心不是空间布局,而是政策和准则。




以设计为导向

规划对建筑密度的控制加强,土地和存量资源得到盘活和高效利用,通过旧建筑改造建筑与特色景观环境的设计营造,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技术和材料的不断发展,城市的环境品质不断提升。




以经济为导向

以强大的经济力量和文化创新作为城市发展强大的后盾,通过产业转型寻找城市经济新的增长点;旗舰项目如火车站、机场、轨道交通、高速公路的建设,进一步增加投资的吸引力,拉动城市经济攀升,在国际竞争中更加自信。




以文化为导向

包括文化政策、文化设施和文化事件,如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欧洲文化之都”、“全球创意城市网络”等,文化活动作为重要的文化策略,在城市复兴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以社会为导向

完善公共服务,系统解决公共空间存在的现实问题;对于失业、贫困、公平、少数族群等社会问题,结合“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力量,梳理社会结构,培育社区关系,让人们重获归属感、荣誉感。




以大事件为导向

2000年澳大利亚悉尼,2008年北京,2012年英国伦敦奥运会的举办;以及1994年西班牙塞维利亚,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大事件对推动城市整体的综合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城市复兴策略非常多元,实施方面不是单一方法,而是多种方法综合运用。在实施机制上,城市复兴必须动员集体的力量,通过共同参与和协商,达成解决问题的途径,实现城市和区域发展的目标。强调实施过程中多重机构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包括跨越部门的政府管理机构、民营企业和社区组织。


中国的城市更新走过许多弯路,从“推倒重来”到“循序渐进”;从旧居住区的更新,转向旧工业区的更新;从注重物质形态的环境更新,到注重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综合发展,认识和方法正在发生转变。

近年来,城市更新已经成为政府的重要议程,但城市复兴的观念、政策和实践的方法体系还没有形成。面对中国城市的现状,城市复兴的内涵和外延还需要深入研究。城市复兴在中国才刚刚起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共同携手!


内容摘自《城市·环境·设计·》(UED)杂志100期

“城市复兴”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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