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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从业是一种义务

 Purefact 2016-03-27

        廉洁系从业之本。“廉洁”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伟大诗人屈原的《楚辞》中:“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意思是说,我年幼时秉持清廉的德行,献身于道义而不稍微减轻。东汉著名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释说:“不受曰廉,不污曰洁。”也就是说不接受他人馈赠的钱财礼物,不让自己清白的人品受到玷污,就是廉洁。廉洁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历经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积淀,已经成为高尚的内在品质和道德标尺。廉洁不仅是我们把工作做好的保证,也是衡量我们的人格和心灵的准绳。廉洁是一种责任,是为国家负责,为人民负责;廉洁是一种使命,是党和政府的严格要求,是广大群众的殷切希望;廉洁是一种态度,是对生活的热爱,对人民的博爱;廉洁是一种信仰,是价值观的选择,是崇高理想的追求。因此,廉洁是企业的灵魂和精神,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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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周敦颐曾经写下千古名篇《爱莲说》,文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等名句一直流传至今,这些名句也成为清正廉洁的美好象征。纵观周敦颐的政治生涯,他的官位并不显达,但在道德情操和生活作风上,却如同他笔下的《爱莲说》中的莲一样冰清玉洁,堪称古今清廉典范,千百年来一直为人敬仰。


        周敦颐是在西夏侵犯北宋那年,抱着济天下的浩然之志入仕的,“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政善民安,则天下之心和”等,既是他对官德修养重要性的认识,又是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当时已进入以文立国的一代统治新风,官场既有腐朽无为者,也确有一些官员崇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关注现实,恪守职责。但周敦颐


        力图实现的人格理想、高远志向,不管外界环境如何,即使官场有淤泥浊水,他也能做到光明磊落、冰清玉洁。


        周敦颐有着卓越的政治智慧,高超的办案能力,但尤为突出的还是他的清正廉洁,不结党营私,更不谋私利,心胸坦荡,为人正直,真正做到了“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为后人树立起一座儒者从政的丰碑。他认为:一个人只要拥有了高尚的道德,就能够在从政时做到廉洁奉公。他在回答“圣人”是否可以学到时说,关键是要克服私心杂念,做到“无欲”,“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薄。明通公薄,庶呜呼”!周敦颐在从政过程中,始终按照“明通公薄”的原则办事,廉洁奉公,从不谋私。他曾在湖南、江西、四川、广东等省内为官,除接受朝廷俸禄外,不贪不挪,超然洒脱。他任南昌知县时,有次患病昏睡,友人潘兴嗣到访,见他的行李只是一个破旧的竹织的方形小箱子,里面仅有一百钱,可谓身无长物。他从道县离开后,再也无钱回归故里,也没有留下深宅大院与百顷田园。他在永州当官时曾咏诗一首:“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可见,他自知廉洁从不会担惊受怕,而把精力集中在公务上并不知疲倦。《宋史·道学传·周敦颐传》这样称赞他:“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激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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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车轮前进到今天,不管在哪个岗位上,我们都应该向周敦颐学习,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努力做到清正廉洁。作为企业员工,我们需要廉洁。廉洁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只有廉洁,才能贏得他人的尊重。这种尊重与爱戴是花钱买不到的,是别人夺不走的,是物质享受比不了的。所以说,我们要学会廉洁,做到廉洁。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廉洁从业就是要求员工立足自己的实际工作岗位,廉洁奉公、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公道正派,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规范和约束自己的思想与行为,不断自我净化和自我完善,树立牢固的廉洁理念,增强抗腐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一个优秀的企业员工不仅要具备丰富的知识,更要具备廉洁意识。这是一种觉悟、一种境界,也是一种精神。在灯红酒绿、利益横行的今天,毫无疑问,只有高度的廉洁意识才能抵制腐败,保持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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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先锋孔繁森生前是西藏阿里地区的党委书记。他的家远在山东聊城,但是他坚决服从党的安排,两次赴藏工作,历时将近十年,为西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94年年初,阿里遭受了50年不遇的雪灾,几万牧民群众被大雪围困,大批牲畜死亡,抗灾救灾刻不容缓。这时,孔繁森爱人病重在拉萨,女儿打电话到阿里,恳求他急回拉萨。面对人民利益与家庭利益的矛盾冲突,作为地委书记的孔繁森再次选择了前者,他毅然带领干部冒着漫天大雪奔赴抗灾救灾的第一线。他认为,为人民利益而工作而活着,人生才有意义。为了人民的利益,他可以舍弃一切,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为了藏族同胞的幸福,孔繁森无私地、全身心地、舍生忘死地投入着。在阿里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孔繁森动情而激昂地说,群众祈求神灵,是把幸福寄托在来世上。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使群众今生今世过上幸福的生活。他还说:“阿里的贫穷,是我们的耻辱;率领群众致富,是我们的天职。”就是这种使命感和荣辱观使孔繁森为改变阿里地区的贫困面貌而竭尽全力工作着。


        为寻找发展经济的对策,在阿里工作的近两年中,孔繁森没休息过一个星期天。阿里地区的7个县、30个区,他全部到过,106个乡他去了98个,好多区、乡他都去了好几次,行程达7万公里。在孔繁森的带领和努力下,阿里的工厂拔地而起。孔繁森生命最后的10天,他还在新疆为阿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而奔波,办成了10件大事。就在他殉职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在新疆拨通阿里的电话,询问阿里地区规划的修订情况。当他不幸逝世时,人们在他的遗物中,发现的竟是他利用考察间隙写下的发展阿里地区经济的12条建议,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孔繁森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却从不利用职权搞特殊,谋取个人私利,廉洁奉公。1986年孔繁森担任聊城行署办公室副主任,用车本来很方便,可元宵佳节,他却借来地板车推着年迈的老母亲上街观灯赏景。1991年,已是聊城地区行署副专员的孔繁森,新盖的专员住房本来有他的一套,他却让给了其他住房困难的同志,自己仍然住在简陋的房舍里。在西藏,孔繁森只吸几毛钱的低档烟。有一次,孔繁森到阿里党校讲课,党校的同志在桌子上放了两盒红塔山香烟,孔繁森却批评道:“在阿里一斤羊毛四块八毛钱,一盒红塔山却二十元钱,吸一盒红塔山,四五斤羊毛就烧掉了!”1994年7月,孔繁森带领阿里的同志到北京跑项目,一连数日,他和同志们都在街头的小摊上吃面条,随行的同志觉得一个地委书记吃小摊不雅观,可孔繁森却郑重地说:“咱阿里太穷,想想咱们那里还不富裕的群众,大鱼大肉咱能吃得下吗,我们是人民的干部,应该时刻想着人民群众啊!”


        孔繁森同志遇难后,阿里地委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在他的遗物中还有数千元的各种发票,这些发票在他任职期间完全可以签字报销,然而他却严格地把握了公与私的界限,其中有一张5元钱的用车发票,就是孔繁森在担任聊城地区林业局局长期间,因私事用车按每公里1元钱交纳的用车费。他自己的私人物件除了一个袖珍收音机外,再就是几件简单的换洗衣服,还有仅剩下的八块六毛钱。谁会相信,这竟是一个地委书记的全部家当。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孔繁森以党和人民的要求严格规范约束自己,一言一行都体现了一个领导干部所应具备的廉洁觉悟。他经常反省和检查自己,当他看到一些群众生活仍困难时,他心情沉重、难以入睡,他自我检查:“我们所做的,离中央的要求差之甚远,需要不断努力,千万不能满足现状。”他自责:“我等既为‘父母官’,不为民解忧,何以言公仆!”正是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激励着孔繁森一直扎实勤奋地工作,从不满足,从不懈慢。他警示和告诫自己,做到清正廉洁。他以正确的态度参加反腐败斗争工作的自查自纠活动,提出:“自查自纠中要自觉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要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不掩盖问题,不避重就轻。领导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在自查自纠中要主动不要被动。要从思想深处欢迎群众和干部揭发批评。”


        孔繁森在西藏工作很有成绩,但他不满足,时刻激励和鞭策自己“要下决心为西藏人民做点贡献”。他经常说:“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廉洁自律,拒腐蚀,永不沾,应该像高山雪莲一样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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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繁森以高山雪莲的高洁自励,做到始终如一地守廉持廉,一心为民,他的一生亦雪莲一样清白、圣洁。可谓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廉洁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心正方能做大事,廉洁才敢谈人生。人生漫漫长河之中,许多事情需要我们凭良心而为,如果利欲熏心,无原则、无廉耻,就会丧失立场、丧失本性,别说做大事,就连最基本的人身自由都难以保障。因此,在工作中,廉洁是我们员工赢得别人的信任和尊重、稳稳当当立足社会的基础。在这个前提下,廉洁从业,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不谋私利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社会和个人良好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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