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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型的第一次转换（上） 文/马士达 篆刻艺术之生成，是从印章进入“石印时代”开始的。 在此之前，虽然宋元时期的不少文人雅士，期望着自己能在印章的方寸之地，一展自己的才学和风雅，但是，碍于当时印材之限制，他们最多只能参与治印，即从事首道工序——书写印文，余下的事则只能依赖于工匠之手，是好是坏，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相传元末王冕，偶然之中发现一种理想的印材——“花乳石”，为文人雅士之自篆自刻，解决了一大难题。及至明代文彭、何震，推广石质印材，从此，一些有“金石癖”的文人，如鱼得水，耕石不倦，篆刻遂蔚成风气。 显然，印材的置换，为印章的艺术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印章制作之方便之门既开，对原型的艺术转换遂成为现实。 “篆刻”二字，初为动词。明代徐官谓“篆刻图书记”（语出《古今印史》），盖“图书记”为当时印章之名称，而“篆刻”乃篆印、刻印之意。亦即是说，篆刻之初，人们尚未特意区别篆刻艺术与实用印章，只是雅好古法，不同流弊而已。 前文提及，基于当时认识水平，早期篆刻家以汉魏白文印、唐代朱文印为篆刻原型，竭力模仿，从而改变了当时部分实用私印的面貌，致使印章转换而为艺术，其功莫大。但是，正缘于早期篆刻与实用印章之直接联系，缘于当时人们对“篆”与“刻”的认识程度，早期篆刻水平颇不如人意。 其一，篆刻既为实用印章之雅化、古化，仍在实用笼罩之中，则对古代印章的模仿，首先表现为对古代印章制度的回复，特别是对古代印章印文排列秩序以及印文字法的热衷。这种研究是实用的立场而非艺术的立场。且当时学者唯古是从，古之有之方可为之，古之未有则成禁忌，因而极大地限制了篆刻艺术形式，束缚了篆刻家的艺术创造力。 其二，篆刻之初，人们刚刚开始尝试在石质印材上刻锲。既然书画艺术创作有“笔法”体系，则篆刻之“刀法”，亦即成为早期篆刻家绕不过去的第一个课题，恰如今人初学篆刻，首先须知如何用刀。故，醉心于刻锲技法，乃是早期篆刻必经之路及其贡献之所在，也是其艺术水平难以提高的根本原因。 其三，当时篆书书艺并不发达，作为实用文字，篆书早已退出日常生活；作为书法艺术，篆书书艺之复兴始于清代中叶。《三十五举》尚且教人“写篆把笔，只须单钩”，毛笔“略于灯上烧过，庶几便手”，哪里谈得上篆书之艺术水平。故于“篆”，早期篆刻家首先须过“识字”关口。《学古编》开列“合用文籍品目”；徐官说：“篆刻多误，皆因六书之未明也，乃叙古今书法于中”；何震说：“六书不精义入神，而能驱刀如笔，吾决不信”；到了赵宦光也还在说：“不会写篆字，如何有好印”。 其四，当时人们不识先秦古鉨，以为汉印最古，故以汉魏白文印为艺术原型。《三十五举》说：“白文印，皆用汉篆，平方正直，字不可圆，纵有斜笔，亦当取巧写过”；“四字印，若前二字交界略有空，后二字无空，须当空一面地别之……不然一边见分、一边不见分，非法度也”；“白文印，必逼于边，不可有空，空便不古”。由此可知，当时人们对白文原型的把握，无非均衡平直、整齐一律，对篆刻“章法”的变化研究不多。这也缘于秦汉印章，其形制大体趋于一致，其印文布置大多均分印面，“章法”变化并不显著，致使早期篆刻家对此多有忽略；今人仍多有以此为篆刻章法之不二法门者，诚为可悲。假使早期篆刻家己经知识古鉨，如何会有这番论说。 其五，当时人们不知朱文印早已有之，以为唐代朱文最古，遂以唐代朱文印为艺术原型。一说吾丘衍、赵孟頫创“元朱文”，恐怕也只是以《说文》小篆为据，参照唐朱文变化而来。《三十五举》说：“朱文印，不可逼边，须当以字中空白得中处为相去，庶免印出与边相倚无意思耳。字宜细，四旁有出笔，皆滞边，边须细于字”。可见，当时人们对朱文原型的把握，比白文更为单调。 上述种种历史条件，决定了早期篆刻家对原型的第一次转换，其最具有显著意义者，即是篆刻“刀法”的研炼和创立。换言之，早期篆刻之艺术模式只能是“篆字+刀法”了。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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