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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错了时空的人:孔融

 老刘tdrhg 2016-03-29

 走错了时空的人:孔融

——读《后汉书》杂记(9)

 

曹操杀孔融,是三国时的一个大事件。

首先,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代孙,圣人的直系后裔。汉武帝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融在没有谋反之类大罪的情况下被灭门,可见,儒家的社会地位已经式微。汉王朝在军事、政治和精神上,都丧失了控制力,灭亡只是时日。其次,孔融是闻名天下的君子,是“士”阶层的精神领袖。曹操杀他,是在舆论界和知识界立威,为自己大权专断,以及儿子登上皇帝宝座,扫平了道路。

孔融是祢衡的好朋友。祢衡裸体羞辱曹操,跑到大营门口“以杖捶地大骂”,曹操都能忍受,顾忌祢衡的“虚名”,担心杀了舆论对自己不利。孔融的名望比祢衡大得多,曹操为什么却要杀他?

我想,因为孔融对曹操的伤害要比祢衡大得多,而且,对曹操有着切实性的威胁。在曹操看来,必须杀。

孔融在汉末士人中是领袖级和标志性的人物,几乎是个完人。出身高贵自不必说(说到孔子,称“吾祖”),博学、聪慧,口才机辩甚佳。更难得的是“宽容少忌,好士,喜诱益后进”。“闻人之善,若出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称所长,荐达贤士,多所奖进,知而未言,以为己过,故海内英俊皆信服之。”这样一个人,他的政治立场和态度是有相当的影响力的。显然,在江山板荡,群雄逐鹿的东汉末年,董卓、曹操、袁绍、袁术这些心怀异志的豪雄,都会对他拉拢和利用。

然而,匡扶汉室,是孔融的底线,这不仅关乎对独尊儒术的汉王室的情感,也是儒家核心政治理念所系。可惜,孔融本质上是个书生,“负有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在政治、军事上,他根本不是任何一路诸侯的对手,更别说曹操。

董卓重用他,“会董卓废立,融每因对答,辄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转为议郎”。当时黄巾之乱北海最盛,于是董卓派孔融担任“北海相”,明摆着让他去送死。孔融到北海,“收合士民,起兵讲武,驰檄飞翰,引谋州郡”,想有所作为,结果被黄巾张饶打败。“收散兵保朱虚县”,“置城邑,立学校,表显儒术,荐举贤良”,又被黄巾包围,刘备出兵帮忙,才解了围。

 

建安元年,为袁谭所攻,自春至夏,战士所余裁数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内接。 融隐几读书,谈笑自若。城夜陷,乃奔东山,妻、子为谭所虏。

 

孔融和祢衡一样瞧不起曹操。虽不至于裸身和“以杖捶地大骂”,但也不放过任何讥讽嘲弄曹操的机会。特别让曹操无法忍受的是,孔融往往是以占领了道德、智慧、学识高地的态势发飙,于冷嘲热讽中宣示对曹操的蔑视和不屑。

曹操打败二袁,“袁氏妇子多见侵略”,曹丕更是强占袁熙的妻子甄氏。孔融写信给曹操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见面后问他故事出何经典,他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这简直就是朝人脸上吐唾沫。

曹操出兵征讨乌桓,孔融认为没必要,嘲笑说:“大将军远征,萧条海外。昔肃慎不贡楛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几乎就是说曹操在军政大事的决策上目光短浅,愚钝如儿戏。
    “时,年饥兵兴,操表制酒禁,融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 曹操在特殊时期禁酒,是临时性的决策,无可厚非。(写过“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曹操不会永远禁酒。)孔融不同意,完全可以理性地进行争论,但是他的两封书信却极尽嘲之能事。前一封,引经据典说明“酒之为德久矣”,明摆着是嘲弄曹操没学问,没见识。第二封,则干脆讥讽曹操逻辑颠倒思维混乱。可以想见,这种嬉皮笑脸的轻薄态度所蕴含的蔑视,一定强化了曹操心中的杀机。

孔融最著名的著作是《论盛孝章书》。作为散文名篇,文学史家多有赞誉。其实要考虑到孔融与曹操的关系以及当时的政局,孔融这封信措辞则未必合适。

孔融写这封信是请求曹操帮忙救助自己的好朋友盛孝章。信的第一段是: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为始满,融又过二。海内知识,零落殆尽,惟会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于孙氏,妻孥湮没,单孑独立,孤危愁苦。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不得复永年矣!

 

吴小如先生分析说:

 

开头一节只叙家常。从字面看,由光阴的流逝说到彼此的年龄,又由年纪说到朋友,再从朋友中抽出一个盛孝章来。然后说到孝章遭遇的不幸。似闲闲引入,却无一泛泛之笔。……文章的作法似疏而实不疏,笔简而涵义不简,这正是汉魏时代的文章从不着意的笔墨体现其着意的地方。(吴小如《读孔融〈论盛孝章书〉》)

 

说实话,这样的分析是由文字到文字,实在泛泛。无意对吴先生不敬,但我确实想起李泽厚对大学文史哲三系的评价:哲学失之于空;史学失之于窄;文学失之于浅。

孔融本是求人,求的又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一上来则完全是以老朋友的身份叙家常,甚至说到自己比曹操年长两岁,以老大哥自居,试想曹操读后是什么感觉?

第二段,孔融讲朋友之道,说如果不救盛孝章,那么“吾祖”(孔子)也就没有必要谈“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的话了。孔融不经意间强调子自己圣人后裔的身份,客观上是向曹操施加道德压力,其实是不适宜的。唯第三节,从召集人才的角度谈拯救盛孝章对曹操的好处,还是得体。

曹操应允了孔融的请求,征盛孝章为骑都尉,但是制命未至,盛已被孙权杀害。但这封信的“严正刚毅之气”在曹操心中引起的不快,恐怕是难以消除了。

而不知轻重的孔融又提出来在京城的一千里范围内不能封侯建议。(“尝奏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而此时曹操已经封了武平侯,孔融直接向他的权威挑战了。

曹操担心,孔融议论越传越广,会成为自己实现政治大业的障碍。但是也还顾虑孔融的名声,只能忍着,等待机会。(“操疑其所论建渐广,益惮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潜怨正议,虑鲠大业。”)

终于有人猜透了曹操的心事:

 

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构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曰:
   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见王室不静,而招合徒众,欲规不轨,云“我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卿金刀”。及与孙权使语,谤讪朝廷。又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官掖。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大逆不道,宜极重诛。 

 

 

这确实是一封阴险恶毒的“枉状”,然而“书奏,下狱弃市。时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诛”。

曹操杀孔融,是为他的政治大业扫除障碍,是经过深思熟虑、利弊权衡的,与王允杀蔡邕,黄祖杀祢衡不同,所以也不会后悔。后人认为曹操此事“失策”是书生之见。

孔融这样几乎是完人的君子适合于投生到那个时代呢?我真想不出来。看来,他的灵魂也还要和祢衡一起在荒野游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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