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方：弗洛伊德的别样“复活”

　　友朋书信大多是讲“私房话”的地方。1920年12月，弗洛伊德给好友普菲斯特尔写了一封信，信中先是慨然自许：“吾到道不孤，处处有进步”，同时又悄然抱怨：声称自己专业上“乐趣不再，反而麻烦常有”。其实，这封短信如同一个“谶语”，死死缠绕着弗洛伊德一生，岂止那一年“麻烦常有”，弗洛伊德毕生的命运“马车”都在剧烈颠簸中穿行，阳光和阴霾同时笼罩在他的头上。大凡天才，其个人境遇注定不得安宁，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英国漫画家斯迪曼颇有感叹，1979年出版了一本图画书《弗洛伊德》，有一幅代弗洛伊德自嘲的画面，就是老弗满心的疑虑和懊恼，并慨叹：“何苦呢?早知道就安分点，当个精神科医生就好了。”

　　但是，历史对弗洛伊德是慷慨的。一方面，他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成为20世纪最显赫的思想“坚果”，弗洛伊德本人也登上了20世纪思想与学术“巨人”的圣殿。

　　弗洛姆在《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1980年)一书中总结了弗洛伊德的“三大发现”：一是无意识理论，二是释梦的技术和对于神经症的解释，三是关于“生的本能”与“死的本能”的揭示。或许，这些评价都没有他自己给出的超然、精到，在弗洛伊德眼里，他的工作同哥白尼、达尔文一样，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一次“革命”，而且是最后一次革命，哥白尼把人类所在的星球从世界中心移开，达尔文则揭示出人与其他生命形式并无根本不同，也是自然进化的结果，弗洛伊德则发现人并不是自己行为和精神的主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潜意识的支配。另一位著名心理学家波林因此认为：如果不提及弗洛伊德的名字和他的学说，几乎就无法书写心理学的历史。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也是19世纪与20世纪中经历世道人情变故最多的人，长寿(1856年5月6日～1939年9月23日，活了84岁)使得他亲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犹太血统让他一生都遭受欧洲大陆的身份歧视与迫害，学术的“山阴道”上也是波谲云诡，先是坐卧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冷板凳”，随后是接二连三的合作者、朋友学生举“叛旗”离开(有人缘此批评弗洛伊德不善于“团结”同道)，许多还留下激愤和怨懑，让人感叹学术竞技场犹如“名利场”，不是只有真理与谬误的争锋，而且上演了太多师友间忠诚与反目、大师的赞颂与漫骂、学说的膜拜与批判，交锋中的掷气与宽容等一幕幕“悲喜剧”。

　　可不是吗?即使在精神分析学说创立100多年之后，大批判的枪炮声依旧不绝于耳。2005年，由法国著名编辑卡特琳·梅耶尔集合欧美10余个国家40多位专家学者撰稿，出版了洋洋60万字的《弗洛伊德批判》，对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派发起了“排炮”般的轰击，由于该书“火力猛烈”，很让一些读者过瘾，因而人选了年度法国第八畅销书。最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推出了中译本，让中国读者也能及时目睹这场“学术暴动”。

　　我想，该书的畅销大概是缘于作者的颠覆性结论，一方面从实证的立场出发揭穿当年精神分析经典病例陈述的不确切性、虚妄性，甚至涉嫌作伪。比如作者对安娜O、狼人、鼠人、凯瑟琳娜、多拉等病例的“索隐”甄别与情境“拷打”，对于患者所述的早年所遭受的性侵犯事实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同时也对弗洛伊德的泛性理论和依据的实证材料、方法提出了挑战，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案例具有明显的“暗示”和“先入为主”的弊端，违背生物科学研究的客观性、随机性与统计学原则。同时列举了大量“弗洛伊德”之后70年对于精神医学发展的负面学术影响和恶劣的个体治疗后果，试图从实证案例、学科价值、认知方法上宣告精神分析已经是“穷途末路”。全书充溢着“精神肉搏”的冲撞意识和“血脉喷张”的亢奋感，体现了一种“后现代”的“锄魅”决绝。面对这场发生在书卷里的“法式大批判”，不过是对于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学说的“笔墨讨伐”，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法式大餐”与“法式革命”，总是有些偏激与浓烈。不过，即使“万炮齐轰”，精神分析学说也未必“土崩瓦解”，“全军覆没”。无论批判是激愤还是温宁，对于弗洛伊德和他开创的精神分析学说来说都是一种“复活”。肯定也罢，反对也罢，终将把时代与思想的聚光灯重新吸引到大师和经典头上。

　　在书的封底，有一句广告语，提出要“对弗洛伊德作一个世纪的总结”。这个任务很神圣，也很紧迫，但远非一本书，一种思潮能够完成。何况该书主编信奉一种鲜明的“科学主义”的立场。在当今中国，尽管科学主义盛行一时，但是，对于人类精神世界、社会关系和关于精神世界、社会境遇研究的学科不能，也不应该完全等同于自然世界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并不排除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

　　其实，弗洛伊德之后的70年里，人们的反思是两面的，对于他的批评也是双向的。因为他的理论的致命缺陷有两点，一是“泛性论”，将人的一切心理问题都归结为“性”的问题，用“力必多”解释心理的本质及其发生的机制，同时用个体“本能”的冲突来说明社会、文化矛盾；二是理论论证方式的不足，他的论证主要依靠主观演绎，理论与案例之间的“互证关系”难以确定，相当一部分的观点和论述显得牵强与附会，在一些激进的科学主义者眼里，精神分析案例不过是一个个艺术“活套”，甚至是“鬼扯腿”。正是这两个弱点，将现代心理学引向“十字街头”，也改变着现代心理学的情境和方向。

　　一条支脉流向“科学的心理学”，在方法上告别弗洛伊德，由哲学的心理分析走向科学化的实验心理研究与社会科学化的大样本调查、方法控制、定量化的群体测评(量表化)，强调研究者的价值中立，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研究方法的实证性，人类心理理论普适性和认知规律的统一性。他们力图将心理学建设成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因而被称为科学主义的心理学，这一流脉不仅是学院派心理学的主流，也是当下医学心理学与精神医学的主流。

　　另一条支脉流向“人文主义的心理学”，他们在精神气韵上更加接近传统的精神分析，只是不像弗洛伊德那样过分强调性欲的约定性、本能的决定性和人性中的生物性而已。早在弗洛伊德健在时，阿德勒就开始消减其“本能”至上的观点，强调社会境遇和人际关系对人格发展的影响，建立了精神分析的个体心理学。社会文化心理阵营中影响最大的是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荣格的理论中在个体无意识之外加上集体无意识(即种族无意识)，由此得出“原型理论”。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兴起了新精神分析学派，即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因强调社会文化的作用而与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形成鲜明的分野，其代表人物是弗洛姆与霍妮，其中弗洛姆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应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上，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分析的人本主义思想。但是，尽管这一学术流脉在思想界“树大根深”，但在精神医学界颇受冷落，其影响力远不如前者兴盛。

　　如同前山后山看景迥然相异一样，在人文心理学的语境中，以科学心理学为特征的现代心理学分明是一支“叛军”，是一场“异化”，是对哲学传统、人文方法的心理学的彻底“背叛”，他们一再试图从根本上挑战科学心理学的“母题”和“前提”，因为“为什么心理学是一门科学?”或者“为什么心理学注定要成为一门科学?”(潜命题是：为什么不能同时也成为一门人文学科?)在当今依旧是一个“悬题”，缺乏有说服力的系统论证。同样，为什么弗洛伊德必须是一个纯粹的心理学家(而且只能是一位信奉“小葱拌豆腐”的科学实证逻辑研究心理学)，而不应该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作家(不能同时运用人文的方法研究心理学)，一切针对弗洛伊德的缺席审判都应该接受这样的“反诘”。因为，一旦前提条件打开了，结论会迥然不同。此外，该书对于“精神分析”方法诟病最多的是“谈话疗法”，但是即使是被夸大疗效，总比医患之间的“失语”更人性，更合理。如果我们在不久的将来要承受一门完全依赖机器报告心理缺陷的“失语心理学”，和完全依赖药物调摄心理疾病的“生物心理治疗学”，那还不如干脆宣告医学心理学已经被“裁撤”，归并、还原为“医学的生物学”。

　　如同斯诺爵士在1962年那场著名的“两种文化”的演讲中所断言的那样，20世纪(何止20世纪，21世纪也同样存在)的一个根本矛盾是“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与“冲突”，这两个世界几近“分裂”。同样，科学的心理学与人文的心理学也必然是一对处于同一屋檐下的“冤家”，虽然已经争吵了一个世纪，但是争论远没有结束，还将年年岁岁争吵下去。然而，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历史不过是一架摇荡的“秋千”，我们不能将真理的指针定格在某一个“极点”(尽管当下心理学的天平偏向科学主义)，而是任凭它荡来荡去，争来争去，学术才有活力，思想才是一口源头活水。这是译者、读者、研究者、思想者必须清醒的，也是传播的策划者与出版者必须清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