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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克希老师谈翻译心得的札记三则。 小编被第二则引用弘一法师的典感动得稀里哗啦， 不知道您更偏爱哪一则？ （上图为周克希老师画像，来自网络）
《追寻逝去的时光》（一译《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中写到女佣弗朗索瓦兹：les humains excitaient d’autant plus sa pitié par leurs malheurs, qu’ils vivaient plus éloignés d’elle. 有一种译法是：“对于别人的不幸，惟其遭难者离她越远才越能引起她的怜悯。”细读原文，我的感觉是：一、原文行文很平直，译作“惟其……才越能……”好像太文，甚至会有点阅读障碍（至少对我是如此）。二、原文有明显的调侃、幽默的意味。在我看来（这看法是否对，自然可以商榷），les humains颇为点睛，它是个一本正经的“大字眼”——人类。惟其一本正经，所以幽默发噱。我试着把这两个感觉体现在译文中：“人类之所以能以他们的不幸唤起她的怜悯，主要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离她很远的地方。”
翻译，首先是一种实践，需要持之以恒地身体力行。为翻译做准备，做一些研究，是必要的。比如说，要了解一下作者和作品的背景，了解一下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语言风格，等等。但是作为译者，他的本分是翻译，而不是“研究”。 弘一法师是我很敬佩的前贤。有一次在席间有人向他请教“人生的意义”。他虔诚地回答说：“惭愧，没有研究，不能说什么。”叶圣陶先生在文章中记叙了这件事，并感叹道：他的确没有研究，因为研究是指自己站在一样东西的外面，而去爬剔、分析这东西。弘一法师一心持律，一心念佛，再没有站到外面去的余裕。叶先生说得真好，我每每想到自己还有“站到外面去的余裕”，就感到惭愧。这“一心”二字，说出了力行的真谛。一个人，一生中能真正做好一件事，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想想那些热爱自己工作的手艺人吧，他们每天做工，终其一生把一件事做到最好（即便是制作一种工艺品，甚至只是下一碗面，做一个寿司）。老舍先生说他自己“有得写，没得写，每天写五百字”，这不就是力行吗？ 译者和他的译作的关系，有点像船长和他的船的关系，那是一种同命运、共存亡的关系。《动物农场》的作者、英国作家奥威尔在为乌克兰文版写的序言中说得好：“我不想对这部作品发表意见，如果它不能自己说明问题，那它就是失败之作。”作者如此，译者同样如此。译者，要用翻译的作品说话。 力行，意味着义无反顾地往前走。但与此同时，脚步又不能迈得太大，还是要处处小心，时时存疑，才不致轻易掉入陷阱，才不会被荆棘划得遍体鳞伤。 存疑，一是对理解对不对存疑，二是对行文妥不妥存疑。《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卷中写到，作者家里有个规矩，每周六午饭提前一小时开饭。接下去，有个译本这么译：“她（弗朗索瓦兹）已经‘习惯成自然’，甚至如果哪个星期六按平常时间开饭，她反而觉得‘乱了套’，非得用另一天提前开饭作为补偿。”这话很费解，这个女佣难道真有这么“任性”，居然能“用另一天提前开饭作为补偿”？原文是que si elle avait dū,un autre jour,avancer son déjeuner à l，heure du samedi，其中avait dū是过去完成时，表示虚拟语气，所以我译作：“她对此已经惯了，倘若有哪个星期六，非要让她等到平时钟点才开午饭，那在她就像其他日子里得把午饭时间提前一小时，事情全乱了套。”所谓在另一天提前开饭一小时，其实是个“虚拟”的情况。（顺便说一句，此处英译本似亦有误。） 行文不妥，有各种各样的不妥，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是翻译腔。还是这本书。还是弗朗索瓦兹，她做了个噩梦，有个译本接着说，这会儿“她显然已经恢复现实感，认识到刚才吓坏了她的幻觉实际上是假的”。意思是懂的，但腔调有些别扭，何不说成“她好像神志清醒过来，明白了刚才吓人的情景都是假的”呢？这位女佣打鼾时轻时响，于是有个译本说：“用开汽车的行话说，（鼾声）‘改变了速度的档次’”。我们平时恐怕不会这么说话，我们大概会说：“按开汽车的说法，她的鼾声换了档”。另一个地方我们读到，“她想从鸡耳下面割断喉管”。其实，译作“割断它的喉管”就行了。 翻译腔，是指洋腔洋调，不合我们说话行文的习惯。有时候，也会遇到另一种情况，那就是太“归化”了。第一卷的某个译本中，有这么一句：“我每逢大年初一都要去拜年。”在翻译作品中读到“大年初一”，难免会有些异样的感觉。原文是le premier janvier，我觉得不妨就译作“新年的第一天”。类似的问题，当年施蛰存和傅雷二位就争论过，施先生不赞成在译文中用“鸦雀无声”、“秋高气爽”之类的说法，认为这样译，中国味儿太浓，文字也流于俗、流于滑。 说到这里，想把话头稍稍扯开一点儿。翻译腔要不得，但“翻译的痕迹”是难免的，有时甚至是可爱的，因为那往往是译者心境留下的痕迹。傅雷先生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把安多纳特pudeur et fierté（羞怯与高傲）的个性，译作“清高与狷介的性情”。其中的“狷介”，我怎么看都像是傅雷的自况。《简·爱》影片中，陈叙一先生把life’s an idiot（生活像个白痴）译作“生活是无味的”。无味，或许也是陈叙一对他生活其间的大环境有感而发。这些看似离开原文稍有些远的翻译，有些像“蚌里的明珠”。高尔斯华绥说：“蚌因珠而病，但珠是最美丽的东西，它比蚌本身更加珍贵。”我的这种看法，仅是“一家之言”，很可能带有某种偏见——或者说对译者的偏好——在内。
译者天然应该是读者——他应该是他所要译的书最认真的读者。他要把这本书，先从薄读到厚（逐字逐句细读，查好每个生词的释义，吃透代词、介词之类“小字眼”的意思，弄清每个细节的来龙去脉，等等），再从厚读到薄（胸中了然，只待表达）。 为翻译，要读无用之书、非书之书。小说中，涉及的内容五花八门，翻译时只恨平时涉猎不广，有时甚至不知问题来自何方，该去查什么书、问什么人。比如说，大仲马在《三剑客》中写到马站着睡觉，写到阿拉密斯喜欢把耳垂搓成粉红色（有点像今天说的“扮酷”）。又比如说，福尔摩斯探案中，提到桌上放着gasogene，查词典（释义为“汽水制造机”或“可燃气体发生器”）不得要领，后来终于在Google的forum（网友相互交流的“论坛”）上得到启发，恍然大悟这十有八九是苏打水瓶的意思。Google就是非书之书。 多读经典，才能知道文字原来是可以达到那样的高度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是半路出家，底子薄，所以更不敢懈怠。《红楼梦》，《水浒传》，《史记》，《世说新语》，唐诗宋词，明人小品，都是我觉得常读常新、开卷有益的。例如，韩愈写初春小草的诗句“草色遥看近却无”，张先写月色溶溶、一片空明景象的词句“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柳宗元写潭中小鱼的“皆若空游无所依”，再如归有光散文中的“然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目眶冉冉动”（不是“慢慢”，也不是“徐徐”，其生动鲜活令人难忘），等等。现当代的作品中，沈从文（尤其是他的散文），汪曾祺，孙犁，杨绛，当然还有王鼎钧，都是我心目中的经典。能把白话文（语体文）写得这么好，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古今作家留给我们的那些让人怦然心动的文字，也许我们读过了、赞叹过了，也还是会忘却。 然而（借用汪曾祺先生引用过的句子）：“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 如有可能，应少读内容粗俗、语言贫乏的书，至少不要读得上心，尽量让它“穿肠而过”。好作家心里，没有坏文字的容身之地。汪曾祺的女儿汪明发哮喘，汪先生为她写了份“病退申请报告”，农场的连长看了大为光火，对汪明说：“你自己瞅瞅，写的啥玩意儿！”只见上面是这样写的：“敬爱的连队首长，我恳请您放过我们的女儿汪明，让她回北京治疗和生活……”汪明明白，她爸还真不是写这种报告的料，他费尽心机想跟连长套近乎，可心里的怨气，一下子就露了出来。写病退报告通不过，恰恰是汪先生真性情的写照。不会写官样文章，是好作家的光荣。 如有可能，不妨多读一些“难读”的好书——写得好的哲学、历史著作，还有被讥评为“死活读不下去”的那些经典文学作品。红楼、水浒，三国，西游，我始终不明白它们何以会难读。有幸与四大名著同时入榜的普鲁斯特小说，也许是有点“难读”。但有时，难读才有味道啊。有些书，你不去读它，可惜的不是它，而是你。当然，我这么说也把自己包括在内，乔伊斯后期的小说，我就怎么也看不下去，这是我的遗憾。 爱书之人不一定做翻译，但是，好译者一定是爱书之人。一个人，只有把读书当成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享受，才有可能把翻译当成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享受。 艺术是相通的。接触其他门类的艺术，可以说是读书的延伸。我在《译边草》中有一章的标题就叫“他山之石——译制片”。译制片对我的影响是由来已久的，根深蒂固的。书法，和翻译相通之处也很多。书法讲究浓淡相间，文字亦如此；书法讲究结体互让，对翻译也有启发，原文是三个词，有时译文用两个词反而更好。电影，绘画，都让我学会画面感。音乐，在教我领略崇高感和节奏感的同时，也让我明白，不能每个乐句都是华彩乐句，过渡乐句是必需的。评弹这种江南曲艺，在叙事状物、找截干净上有其明显的特色，真正的评弹好演员，说表称得上“无一賸字”，这种本领倘若借鉴到文学翻译上来，就是上乘的功夫了。 本文刊于2016年3月30日《文汇报 笔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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