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在古代信州（今江西上饶市）那个地方，曾经有座祠堂，名叫“水南仁惠祠”，里面供奉着唐末的刘汾。其实，我对于祭祀祖先的祠堂并不感兴趣，因为那太过于平常了，而对于名人的祠堂，倒是情有独钟，因为它们首先不属于某一个姓氏，其次望先贤而仰止，庶民亦能感怀。比如那年秋天，我曾去过北京学府胡同的文天祥祠，祠堂小院里那些泛着亮色的枣树叶子似乎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闪着刺眼的光芒。还有崇文区斜街的袁大将军祠，那一日我驻足其间，至今忆起，后脊背上还似乎有那灼热的阳光。仁惠祠呢，它的主人，只不过是镇守一方的大员，像这样的官吏历朝历代，比比皆是。回望数千年之中国，又有多少这样的文臣武将已被历史所湮没？以祠祀之，奉为神明，难道它之于当地，犹如关公之庙宇？
而于“仁惠”之名，我不由得不感到奇怪和一点点意外。
我咨询过很多刘姓的寻根人，有外省的，也有江西本省的，试图更多地了解仁惠祠的来历。可是，迄今为止，即使是刘汾的一些后裔们，也未能尽详其解。他们顶多只是从族谱里知道了一些关于仁惠祠的点滴，因此所给予我的信息十分的有限。而至于仁惠祠具体今在何处，亦无人能给我半点有价值的信息。一些稍有点掌故的人对我说，仁惠祠以前确实有过，但不知于何年何月消失了，你想找吗，也许你的寻觅就是徒劳，什么样的建筑能经受起壹千多年的风雨？噢！壹千多年（902-2010年），我不敢想象，我能穿越时光的隧道返回到唐朝末年的信州？如果这样，那不是所有的古人都活了，这地上还能装得下吗？！这样想着，对于那个祀祠，消失了那是自然的规律呢，有什么可惜的呢！
然而，于“仁惠”之名，我似乎还不能罢休，直想着有个究竟。
虽说仁惠祠不在了，鉴于它就曾立于信州那个地方，如果能花点力气，就当真不能发现一点蛛丝马迹吗？可是古今的地名变化之大，行政区域的历代演变，于今昔又如何能知晓其故地呢？
我查阅和搜寻了许多资料，一次偶然的发现令我兴奋。在现今仅存的江西弋阳刘氏宗谱里，有一则关于仁惠祠的信息，说它曾位于信水之南，草衣塔之东。信水，即今上饶之信江，横贯信州城区之东西，西流至弋阳县方向。刘氏族谱里还有一张仁惠祠的图画，它是附录在族谱的后缀部分。我看过很多的谱牒，其最后一般是祠堂和坟茔的画影图形，以供后人观瞻。看来仁惠祠虽不是宗祠，但在刘家的族谱还是有其重要一笔的。刘氏族谱记载的仁惠祠全称叫“水南仁惠祠”，这个水南估计就是祠的方位称呼了，应该特指前面所说的信水之南。祠堂建筑共计三进，第一排是四个柱子的牌坊，牌坊上简写三个字“水南祠”，第二排估计是过渡厅堂，一般会有个人事迹的介绍，或者功德美誉等，行人至此需稍作停留，环顾四壁，以示崇敬与肃穆；第三排就是祭祀的主祠了，抬头显见“水南仁惠祠”五个字，祠顶中间有个葫芦形式的“攒尖顶”，比较夺目。按照刘汾仁惠于民的精神，想必这个尖顶不会是金子做的吧。想当年，刘汾的肖像或者牌位，肯定是置于祠内香案的正中了。三排建筑的屋顶两侧都是卷起的犄角，好像与蓝天衔接，宛如行云流水。仁惠祠除了三进建筑外，并没有左右厢房，看来这样的祀祠简约而不奢华，游人至此可一览功绩，拜别先哲即可离去。
在多方寻觅过程中，我还认识了南昌的一位刘先生，他给我邮寄来了宋代刘永的《古今刘氏源流引》，这个谱序里称刘汾为“水南仁惠大王”，早先家居赖家源。“赖家源”可能是个古地名，现今亦不知道在哪里了，我猜测它可能是龙纪元年（889年）那次变故（其父刘巨容遭灭族之罪），刘汾一时的隐居地。再仔细查阅上饶地区的地理信息，发现位于信州城区以西、信江之北大约5公里处还真有个家“赖家”的地方，位于马窝水库南侧，而这个“赖家”相去信州驻地不过30里左右，莫非这个“赖家”就是刘永谱序里所称的“赖家源”？而那个“水南仁惠大王”之称呼，估计是当地老百姓把刘汾当成神敬畏了。按照刘汾曾长期驻扎信州之史实，活着的时候，他是一方官吏，老百姓自是敬畏三分，死了倒是没有官威了，但是却成了神明，估计还会令人惧色的。从弋阳到南昌，两地刘氏相去甚远，并不同支派，而记述一致，看来，信州之地，可能就曾有过那个仁惠祠吧。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谱牒里的记述，仁惠祠在草衣塔之东，也就是说草衣塔可能是仁惠祠比较明显的地标。我查阅了信州区域所有的与塔有关的地名，并没有发现与草衣塔完全一致的地名，只是在现代信州城区南边大约5里地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叫塔水的村落，它位于信州城南主干道东侧（两侧为山地）。虽然叫塔水，但那里却没有一条河流，只有一汪大水塘。古代的城池，城内住民，城外4-5里算是近郊了，在近郊建立祀祠，必是交通便捷之处，每逢春秋二祭，往来的人才比较方便。塔水离信州城郭不远，又恰好在信水之南，莫非这里就是仁惠祠的所在？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种臆测了，也许千年已过，即使去了当地，村民们也不见得能说出个一二来。想必，那个仁惠祠不仅早就荡然无存了，估计连一块碎石片都难以寻觅呢，但是如果那个祠真的存在过，必是离刘汾曾经驻防过的信州城池不远。
关于刘汾其人，刘氏族谱里已有不少记载，都说他原籍淮北徐州人，其父刘巨容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最近在徐州铜山县志里发现了有记载其父刘巨容的小传（载于《徐州志》四十二卷·仕绩三），想必他的故乡就是徐州铜山县？
刘汾生于唐会昌四元年（844年）八月十五，卒于唐天复二年（902年）十一月隆冬，葬江西广信府弋阳县新陂里居仁乡旗鼓岭（今江西弋阳县曹溪镇）。天佑元年（904年）二月，唐僖宗时礼部员外郎司空图给刘汾题写了行状（古代人的生平）：“刘公讳汾，字伯临，母程氏，巨容公长子也”。这个行状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刘汾的一生。司空图何许人呢，史载其“字表圣，河中虞乡人”（今山西永济虞乡），生活在837-908年，看来他和刘汾为同时代人。天复四年（904年），朱温摄政，召其为礼部尚书，后来司空图一看形势不妙，佯装老朽，归隐乡里了。
“图，故礼部吏也，详闻公之世系事业久矣，兹其嫡嗣汉兴备录公之勋绩，遣人不远千里，来山谷俾予撰记，予时优游归闲散，遐想故旧，忽承大孝，致意诚切，敬从其请，掇其大较俾垂不朽焉”。刘汾死后，其长子刘汉兴遣使从江南的弋阳县到山西河中那个地方，不知道要走多远，露宿多少站，才找到司空图老家，求其写个行状。恰巧司空图当时云游归来，闲居在家，他对此很是感动，欣然命笔。司空图曾主政礼部，对于刘汾应该是知道的，按他自己所说，他与刘汾还是故旧呢。司空图称其“慷慨有大志，容体瑰迈，英雄俊雅”，如果司空图没有见过刘汾本人，肯定是不会这样写的。
刘氏族谱记载刘汾自幼聪敏好学，早登了进士科第，初授兵部员外郎。看来一开始他就与兵戎有关了。后来刘汾的军旅生涯也的确与黄巢义军纠结在一起，这与他所生的家庭和所在的时代都有莫大的关系。
乾符二年(875年)，黄巢起兵响应王仙芝。四年(877年)，黄巢大军攻河南，“汾屡战，斩其前锋诸将，贼遂败衄。”刘汾一出道，就显示了为将才的本色。五年(878年)，刘汾与曾元裕会军，在湖北黄梅斩杀了王仙芝。黄巢攻亳州时，刘汾率大军直逼城下，黄巢方引兵退去。后来尚让率王仙芝余部归黄巢，义军势力壮大，黄巢自称“冲天大将军”，并引兵南趋福建，而刘汾则率军紧随其后。
乾符六年（879年）黄巢义军从桂林北伐，直逼襄阳。
879年的襄阳，那可是刘汾父亲刘巨容的地盘。这一年十月，朝廷刚刚把山南东道节度使的大印交给了其父刘巨容，随后黄巢大军就到了荆门。俗话说“上阵父子兵”，刘汾此时肯定是其父手下一员得力干将了。其时刘巨容、曹全晸（时任江西招讨使）相互配合，诱敌深入，以伏兵巧胜，大破义军，“斩俘一十七万”。刘汾在这场大的军事活动中，刀锋是向着义军的。没办法，黄巢收拾残部约8万人仓皇渡江，史书记载其“转掠饶、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刘昫《旧唐书》卷十九下）
中和元年(881年)，黄巢遣其将尚让王播率军五万进攻凤翔，刘汾与时任四面行营都统、宰相郑畋，以及唐宏英等以逸待劳，大破尚让军于龙尾陂，“斩首二万级，伏尸数十里”。战争如此之残酷，后人也会闻风而感怀。此时的黄巢义军，势力虽在，但情形已不如当初起兵那时了，义军与朝廷之战进入了后期阶段。刘汾呢，中和二年(882年)八月，转任镇南军节度使，驻扎信州去了。当时的饶、信地区，历经战火，已是十室九空，民不聊生。刘汾的角色一方面还是朝廷领军的将领，另一方面已是地方的官员了。“自中和二（882年）年至是年间（902年），江西十州之地镇之以静民皆安堵”（司空图《刘汾行状》）。相形之下，他的四周又如何呢？与刘汾属地接壤的是福建王潮、王审知，两浙的董昌、钱鏐，淮南的杨行密，黄巢起义的平息并没有消停这些地方大员的并起，看来刘汾的四周是常有“警况”的。而刘汾治下“公私富蔗几复，承平之旧”。所以司空图对刘汾有美誉“盖公恭俭仁惠而容民蓄众之有方纪，律赏罚严明，抚绥勤王之尽忠，威德兼备而致然也”。这就是刘汾“仁惠”政绩的由来吧。当然，仁惠与否，要当地人说了算，不能自祤。
对于历经战火的饶、信地区，刘汾是“一意抚恤，亲加劳问，简徭役，宽赋税，民赖以全活者甚众”（刘汾《大赦庵记》）。战争是无情的，其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道理就在这里。老百姓只想平安过日子，但是朝廷与义军双方的博弈却害苦了当地百姓。为政者，还是以民为本，否则政治何出呢，所谓老百姓才是官员们的衣食父母嘛。刘汾作为一位朝廷的高级官员，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浅显的道理，他的所作所为既是出自内心的怜悯，也是分内的职责，毕竟当兵打仗最后还是回归和平。自古以来，没有哪位将军会说他的一辈子的目标就是杀人。但是老百姓可不会想这么多，作为官员，你只要做一点点好事，他们都会认为你就是忠良，你是好人，也会世世代代记住你。
中和四年(884年)六月，黄巢义军复振，围攻陈州。刘汾与李克用会军，直逼开封。李克用追至中牟县，大破义军，尚让率众投降。刘汾与李师悦率尚让追剿义军残部至虎狼谷，黄巢外甥林吉斩杀黄巢投降。
刘汾自己说，“汾再战再克，十无一失”，莫非他是疆场上的常胜将军？自始至终，与王仙芝，与黄巢，相逢没有泯恩仇，却满是刀光剑影，血流成河。因此，可以说刘汾的大半生于唐王朝围剿王仙芝、黄巢起义军的军事活动息息相关，刘汾不仅全程参与，而且屡次首当其冲。刘汾肯定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生灵的涂炭。他胜利了，作为统治者一方，那就是杀戮起义；他败了，他手下的广大士卒就要被义军所灭亡。身处其中，必然要沐浴血雨腥风。从今人的角度看，刘汾镇压义军的确是有罪过的，但是放回到王朝迭换的历史中，作为唐王朝的一员，他算是尽忠尽责了。
战争结束了，刘汾依旧镇守饶、信二州。
光启二年(885年)，刘汾在南山那里买了山野荒田八百余亩。也许功成之后他首先想到的是退隐。不幸的是，龙纪元年（889年）刘巨容被田令孜诬陷，遭到灭族之罪。刘汾呢，不得不及时隐匿了。
三年之后，时间到了景福元年(892)，西川节度使王建上表，朝廷诏赦了刘汾家族，刘汾官复原职。后来唐昭宗连续七次下诏给刘汾，让他在朝为官，可是刘汾已年近花甲，况且黄巢已灭，天下估计就太平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视干戈则思斗，居村落则思耕。”刘汾这次退意已定，并嘱其诸子也不慕虚名。因此司空图赞叹刘汾，“当此之时，贪顾权势，奔竞威福之风者比比，而然急流勇退，见几而作有如是哉”！而司空图自己呢，朱温当权，他也不干了。
也许退隐归田，刘汾还是夜不能寐的，比如厮杀，比如争斗，比如诬陷，比如诏赦……。怎么才能过点清闲安稳的日子呢，看来还是闭门念经的好，它可以忏悔，忏悔世间的万物；它可以赎罪，以求得后半生的安宁。《易经》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刘汾不会不知道这个道理，因此念点经为好，古代人都信这个。就在这一年，刘汾在南山建寺(今万年县梨树坞乡南嵩坞)一座，邀请妙果寺禅僧至明、至公等 5人入寺住持。不久，朝廷又念刘汾兄弟忠孝，下诏：“汾战阵能勇，思祖能敬，其山寺税粮俱赐优免”。念经是好事，赋税就免了。
天复二年（902年），御史大夫郑遐昌复奏刘汾功绩，于是唐昭宗又封刘汾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右仆射等职，赐紫金鱼袋。然而就在这一年冬天，刘汾病逝了。
刘汾一生共生子14人，以“汉”字排行，据说是“冀绍先也”。刘汾长子为刘汉兴，诸子中大夫有7人，郎官有2人，其余不仕。刘汾后代繁盛，散居饶、信、大江南北及海外等地。刘汾著有《大赦庵记》流传于世。刘汾死后，诸子“立祠墓傍大丘桥，以为岁时祭祀之所也”。而信州之民呢，“怀德，亦立庙于信城之水南，草衣塔之东，刻像勒碑，尊称水南仁惠大王，永祀不忘焉”。看来仁惠祠（上饶市）和刘汾墓（弋阳县）不在一处，仁惠祠是驻地民众自愿修的，好像过去那种“万民伞”一样。
祭祀刘汾的那个仁惠祠现今找不到了，但是他自己亲手建造的大赦庵（万年县）据说还在，这至少弥补了后人的一点怀古之幽思吧。因为一千多年都过去了，还能留下一点与之相关的实物遗迹，不能说不是奇迹。那袅绕的香火，过去是一个将军的忏悔，于今昔，我们或许能从中拨开迷雾，知晓仁惠对于老百姓的真正含意吧。
我想，即使那仁惠祠还在，里面也只不过是一尊石像或者一个牌位，到是会令很多游人驻足徘徊，仅此而已。刘汾虽已远去壹千多年了，如果他那仁惠的精神还留存于这世界上，即使无祠，又有何憾呢？
刘洪洲先生（刘汾后裔全国联谊会副会长）有诗云：“仁惠美名满饶信，赣鄱大地犹相闻”。而我说，“仁惠祠何处？河汉入海流”。当今社会，“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之所在，也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水南仁惠祠”虽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了，而刘汾当年的仁惠精神肯定是流淌在海内外华夏儿女的血液里了。
有一首苏格兰民歌叫《友谊地久天长》，但是中国却有句俗话叫“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元·杨文奎《儿女团圆》）。之于友谊，人们总是希望其万年长青，但却不得不感叹岁月的蹉跎，世事的更迭。友谊，其真实的一面总是阶段性的，过了那个村就没了那个店。所以丘吉尔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然而在今天湖北省阳新县那里却有一座曹王殿，它所传递的友谊故事已经越过了壹千一百多年。
阳新曹王殿，它里面供奉的是唐末名将曹全晸。
因为没有亲眼见到过曹王殿，对于它的存在以及其故事的真实性一直不敢恭维。最近一次，在与汾公联谊会副会长刘洪洲先生的交流中得知，他因公务曾到过阳新小溪。可惜刘先生也没进到曹王殿里，不过刘汾传人网上的那篇“恩祖-曹王殿记略”就是他提供的。我又托他传一张曹王殿的照片过来看看，他满口答应了。最近我又联系到了阳新县刘巨容后裔刘道如先生，他是那里的族长。他详细给我介绍了巨容公馆（刘巨容家祠）旁边的曹王殿，这个殿据说最近还要花几万元进行修缮，估计年久失修了。至此，我确信这世上真有一个曹王殿。
按照刘氏后人所言，当地的刘氏族谱里详细记载了曹王殿，并有《曹王殿记》和《曹王殿记略补传》两篇记传流传于世。据说，当地的刘氏人家已把曹全晸当作祖宗一样供奉，并世代尊其为“恩祖”。
咦！天下还竟有这等奇事？！
在古代的中国，宗法制度是那么的严酷，封建礼教又是那么的盛行，曹将军不比关公，他如何使得一家外姓宗族去集体膜拜呢？这其中难道会有惊天的秘密或者是神化般的传说？
在与刘氏族人的交流中得知，原来阳新小溪那个地方，世代为刘姓聚居，沿河两岸称为“十五里刘”，当地刘氏的先祖就是唐末名将刘巨容。这样一看，似乎曹与刘就有点关联了。熟悉唐史的人都知道，879年襄阳之战正是刘巨容与曹全晸的紧密合作才有了战胜冲天大将军的辉煌胜利。但他们彼时只是同僚，合作那是本职的工作，会有传奇的故事吗？可是千年已过，风消云散，又有谁能够知道曹与刘之间曾经的往事？！
然而，曹王殿，它的确是一个外姓族人集体祭祀曹姓将军的祠堂。我不知道在此之前在中国的土地上有没有类似的情况？也许除了曹王殿，还可能会有“张王殿”、“李王殿”…？好像没有听说过。
让我们把眼光再次投向壹千多年前的大唐。
如果说879年的襄阳大战使我们认识到了那曹刘两位将军必定是默契配合、荣辱与共，那么发生在889年的刘氏灭门之灾，作为刘氏曾经沙场的朋友不可能会无动于衷的。刘家的人在族谱里是这么记载的：879年襄阳之战，曹刘成了莫逆（按照刘道如先生的话，他们是“金兰之好”）；889年曹在得知朝廷对刘的不信任之后，星夜驰告，并同时隐居于楚头吴尾的曹坪。刘巨容常训诫子孙，“曹公恩深义重，尔等比尊恩祖，世代相传”。刘氏族谱要求后裔“要象保护祖坟山一样保护此庙”，看来刘家人认定了曹是刘的救命恩人呢。
其实，谱牒的事，既不能完全信之，又不能漠然视之。其一，谱牒只是私家的历史，想怎么写就怎么写。闭门造的书嘛，自我欣赏，过去年代里，根本不外传，即使写错了，也无关乎大碍。其二，你不能完全漠然视之。如果没有私家，那里来的公家阿。所谓国家，那是一个个小家构成的呢。
那么那个曹王殿又起于何时呢？
曹王殿，第一次开建的时间是在明朝嘉靖戊午年（1558年），当时的南昌府同知（正五品）刘寿峤（朝阳四长门人）因严嵩当道，飘然归乡。他感于世事维艰，人心不古，为缅怀恩祖，教化后人，据族谱所载史料，倡议族人建殿纪念。同时刘寿峤又将曹公事迹上奏朝廷，明世宗于嘉靖庚申年（1560年）追封曹全晸为曹宣王，永镇朝阳，故殿又称“曹王殿”（1562年建成）。
虽然故事是如此的离奇和美丽，而曹王殿也是香火旺盛，但是关于曹刘之间的故事到底如何呢，难道一个曹王殿就能代替历史的真实？我不敢轻易地相信。
历史记载的曹将军，名全晸，819－880年间人，字文宣，汴梁（今河南开封）祥符县忠良乡人，唐代徐州刺史曹勖的孙子，淮安太守曹珙之子。唐懿宗咸通年间中举，任河南都尉，因平贼有功，不久擢升为淄州刺史。后黄巢起义军攻略州县，朝廷命曹全晸为江西招讨使，让其率兵南下讨伐。879年，发生了襄阳之战。880年，朝廷升曹全晸为天平节度使兼东面副都统。
关于曹将军之死，薛巨正《旧五代史-梁书》（卷13）的说法是“光启初（885年），魏博韩允中攻郓，全晸为其所害”，《旧唐书》（卷181）又称“郓帅曹全晸出战，为简所败，死之…。时中和元年（881年）十一月也。”《资治通鉴》（卷254）说，中和元年（881年）天平节度使、南面招讨使曹全晸与贼战死”。
而刘巨容逝去年代呢？目前所有的史书均记载是889年十二月，欧阳修说“龙纪元年十二月（889年），杀巨容，夷其宗，生并死。”（《新唐书》卷186）；《资治通鉴》（卷258）说“龙纪元年十二月。前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之在襄阳也，有申屠生教之烧药为黄金。田令孜之弟过襄阳，巨容出金示之。及寓居成都，令孜求其方，不与，恨之，是岁，令孜杀巨容，灭其族”。
由此看来，曹将军至少在885年之前已战死沙场了，或者比这个年代更早，即881年。他如何能在死后的889年去救刘巨容呢？
宋代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有描述大唐僖宗皇帝回銮的情境，“左卫大将军石守悰，左金吾大将军刘巨容，行在诸军马步都虞候赵及等诸司使副一百余人”等都在君侧，这是885年春天的事。看来885年之初，刘巨容在成都必定见到大唐皇帝了。之后，他是随僖宗回首都长安呢，还是就在成都寓居？史书多说是刘巨容在寓居成都时候被杀的。这样说来，885年刘巨容出奔成都之后的四年间内就一直呆在成都。可是884年黄巢既灭，次年唐僖宗从成都就回鸾了，如果刘到了成都，皇帝都走了，他还会在那里久居吗？也许“及寓居成都，令孜求其方，不与，恨之，是岁（889年），令孜杀巨容，灭其族”只是一个误传呢。
其实历代的史书，资料虽是当代记录，但成书多在后来的朝代，况历史的史实浩如烟海，史册信息都能搞得那么准确吗？而末代的史实常因战火的蹂躏留存下来的的确不多。因此一种可能是，刘巨容逃生真有其事，曹将军也没战死沙场，曹本人救了刘；其二，或许是曹家的子孙给刘家通风报信，而逃过此劫的也是刘巨容的家人，又刘氏族谱错把曹家所作的援救当成曹将军本人了，这也不无可能。但我更趋向于相信后者，因为我不敢否认正规的史册，人家是官方的文牒，如果不信，那这世上何以为据呢？
但是这些都无关大碍，关键是曹刘之间的确存在过莫逆，879年的事件就是明证。
在民间，《新安曹氏宗谱序》记载曹“智勇过人，因娴熟弓马，为时人所服”。江西瑞昌曹氏谱却说曹公名炳，字全晸，为曹氏受姓以来第六十一世祖，炳公早年在朝为官，曾迁居武昌永兴里，晚年归隐兴国县朝阳里曹坪。照这样的说法，那么曹将军定于江西有关联了？查史书而知，曹全晸879年的时候确曾任江西招讨使。也许他那时追黄巢至江西，曾留下某些历史痕迹，为后人所说道，也未必不可信。另外，据说江淮之间的曹氏很多是来自于宣歙那边的，而宣歙那边的曹氏或又来自于鄂赣边界，难说曹将军马踏之处，没有其痕。
不过，相对于谱牒，我还是相信史册。曹将军或许就在881年那场殊死之战中役没了，但是他的确还是有子孙的。据说当时曹将军战死后，“军中立其兄子存实为留后”（《资治通鉴》卷254）。留后在唐朝军中就是继承人或者后备干部的意思，也即曹将军的侄子曹存实将来要接管天平节度使一职。因此曹门在军中还是有传人的。又史载曹将军自幼“事父为孝，处乡党义，素负大略”。看来曹将军又的确是个仁孝之人，这样的人，家风必定醇厚。如此说来，是曹将军的子孙夜驰相告也不是没有可能。其实关于刘巨容的生死，不仅仅在阳新县那里有这样的传说，在江西分宜，安福县等地亦有近似的隐居之说，而且言之凿凿呢。但阳新这里似乎因为曹王殿而更具有神秘性，莫非刘巨容那一年真是借助曹公之力而夜遁了吗？
曹王殿是神奇的。传说当曹王殿三重大殿建成时（占地1500平方米），曹宣王之神灵至江城武汉邀请汉剧来演，而在那年红叶深山时，汉剧戏班果然乘舟抵达。还有传说清代道光年间，兴国州知州高木龙来龙港办案，路过曹王殿自语，“我乃一州之主不能称殿，一方之神岂可称殿”，轿马行不出半里忽然腹部疼痛，高知州沉思：莫非刚才自语而招惩？又自语“曹宣王如有灵，即时止我腹痛，我高某则即转敬香”，言罢疼痛果止！于是高木龙赶紧回殿敬香，并赐匾，书“果然灵”三个大字悬于正厅。我想，这些都是些稀奇的传说，并不可信。但是历史往往因为传说而更加生动，久而久之便成了一种文化的积淀，否则也不可能传承至今。听说曹王殿里每年到了重九有唱大戏的习俗，而且一唱就是五百多年。每年例戏开唱，曹王殿前真可谓车水马龙，闹若市井。它不仅会集了吴楚汉剧名角，还招揽了四方游人香客，使其流连忘返呢。看来当地人早已把它融进自己的民俗文化里了。
在当地，与曹王殿有关的还有很多历史传说和典故，可以说不胜枚举。诸如“摇旗港”、“马鸣山”、“曹井”等地理标记至今犹在，“竹篮提水”、“徐畈拖靴”等神话故事令人神往，而红军的驻足则更增添了它的一份人文气息。1930年左右，何长工、李灿和彭德怀先后率领红五军四、五纵队和主力部队进驻龙港，开辟鄂东南革命根据地，曾把曹王殿作过临时指挥部。
关于879年那场战争，有人说它是中国5000年历史上的100次大战之一。而当时的战况如何，除了史册上一些之外，还有就是小说家们笔下的一些残唐风云了，不过一般都是虚虚实实的居多，总让人将信将疑。而当时的节度使刘巨容，他留给后人的只是那句经典的牛皮大话“朝家喜负人，不若作富贵之资…”，而曹将军本人呢，却有诗文于世，从中我们似乎可以寻觅到了那个血色残唐的某些印迹：
朔风卷树冻岚清，报国何辞岭外劳。
自顾疆场甘百战，敢将功业负三朝。
剑横黑水曾芟虎，箭劈黄云惯射雕。
地北天南尽人事，此心肯许霍嫖姚。
——曹全晸（安徽《青阳曹氏宗谱》）
但是对于大唐王朝来说，你最后是兴了，还是亡了，这二位肯定是不知道了，他们生也浴血，死亦残唐。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辛弃疾说的是曹操和刘备，这一对曹刘之间除了少许的貌合神离之外，大多数情况下是生与死的对头；而我说，“残唐以降兵戎起，英雄曹刘生死依”，600年后的曹全晸和刘巨容，他们俩之间可不是对手，而是生死相依，千古传奇。
曹王殿，传递一个世代续写恩情的感人故事！
曹王殿，见证一段超越时空间的生死之谊！
大赦庵是一座方圆十几公里的大山，位万年裴梅镇东部与大源镇东南部之间。因其山顶有一唐朝晚期名将刘汾隐居时建造的庙庵群落而得名。听说大赦庵在去冬今春已重修缮，前不久已重新开光。几位好友便约定清明时节前去拜谒踏春。然而清明时节真的是风凄凄、雨纷纷，让这最恰当的拜谒时间点从蕴育许久的情愫里流逝。于是在这谷雨时节我们驱车前往。
至大山脚下，我们弃车徒步登山。山路陡峭崎岖好在还开阔。同行邱老师说，记得20年前他来过一次，得手拿柴刀开路顺山涧而上，现在树木砍伐连三轮车都能开到山顶。我不免有些遗憾，遗憾脚下缺失了烙有大唐印痕的羊肠小道。
边走边四周张望，发现这大山上下及四周都是葱葱笼笼的一片，底层的墨绿深沉，上层的葱绿张扬！也许是这大赦庵的竹木花草浸淫了深厚的唐风遗韵，与万年其他的山相比，其历史的底蕴就要厚重的多。不说别的，光是大赦庵历史的久远、浓醇的人文都将这谷雨中的大山弥漫着一派神秘，让人访古寻风之情油然而生。
千年之前的唐王朝乾符（875年）年间,黄巢起兵响应王仙芝起义。兵部员外郎刘汾奉命率部会同江西招讨使曹全政与父亲刘巨容、李克用等围剿追击。胜后于中和四年（公元884年）蒙诏镇守江西饶、信二洲。唐龙纪元年（公元889年），刘汾家族突遭横祸，父亲刘巨容被杀。刘汾与弟弟鄱阳县令刘迪经此变故，已厌倦官场的尔虞我诈，于光启二年在万年的南山（今大赦庵）买得荒闲田八百余亩。文德元年建南山寺一座，召鄱阳妙果寺禅僧至明、至公等五人入寺住持。勤于开耕，施济百姓，奉祭祖宗。
至景福元年，佛殿、观音堂、坐禅亭、东西廊坊俱建齐备。然刘汾之女刘金姑美貌绝伦，唐皇欲纳之为妃。刘汾不从，谎称金姑为哑女已入庵为尼。其后金姑果真刺舌成哑，矢志隐修南山寺。后来唐皇得知实情，念刘汾忠孝，下诏书南山寺税粮全免，后又加官进爵;为金姑之志所感动，特赦金姑无罪。所以南山寺又叫“七诏寺”和“大赦庵”
千年之后，我们以拜谒的心来到千年之前唐朝的一隅封地寻觅遗踪。脚下的路是否就是当年的栈道？带着汗水，我们登上了群山之巅。一座古建筑群落，檐、墙、廊、殿、亭、园终究没有在这高山之巅拔地而起，出现在我们面前。盛唐的瓦砾废墟之上伫立的是两栋当地普通的民居，西边是新建的宿舍。它们是由附近的黎民百姓和信徒集资修建的。《全唐文》卷793之《大赦庵记》里的三佛殿、观音堂、坐禅亭、东西廊坊等等与远去的盛唐一样均已荡然无存。
之前以为在这盛唐的封地，掩映在修竹茂林间，并且古木林立，红墙蜿蜒，还有曲幽的小径。可却因为迟到了这一千多年，我们无须敲叩那寺院的门扉，大赦庵的门是四面敞开的。只要心的虔诚，佛的门槛你可豁然踏进。所幸的是这谷雨时分的大赦庵四周新绿生机盎然，且年复一年、忠贞不渝的与其共度着这漫长又似箭的光阴。在这层次有致的遗址上漫步，这简陋的庙庵仿佛被那蕴藏的深邃历史记忆所替代，可瞬时又什么也没有，只是苍茫如水的光阴而已。
视干戈则思斗，居村落则思耕。
——刘汾《大赦庵记》
浮云流转、光阴似箭。那一段唐末乱世风烟俱净。当年刘汾的骁勇善战可见一斑，黄巢等等起义风起云涌，唐王朝已摇摇欲坠。看破红尘，刘汾隐居于此，居村落而耕、择南山这一方宝地建寺修行济世。一住就是近二十年，在此演绎悲欢故事，给岑寂的群山烙上了千古传奇和神韵。
我站在如今这简陋的与这座大山不相衬的庙堂前沉思。这虽不是先前的庙宇，但弥漫的应该是当年的烟火、诵读的还是当年的经文？迈进门槛，里面的场景才让我掉进了佛法无边的境界，我已被大殿里静谧的氛围所感染，便想在这里搜寻千年前的点滴痕迹。遥想当年汾公之女金姑在此为多少善男信女、芸芸众生祈福安康！
深邃悠扬的钟声响起，释宽慧住持开始为我们祈福。入乡随俗，在释宽慧住持的指引下我们郑重其事的上香、叩拜。缭绕的香烟、悠扬的钟声里，我虔诚地默默祈祷．．．．．．
我想，这缕缕隔世的寒香、深邃悠扬的钟声，会把我们的祈愿追思传向那遥远的朝代和无尽的未来。
穿过大殿的帷幔，来到幽暗的后堂，借着玻璃瓦的漏光看到两块断裂的青石碑静静的靠在墙角边。庵外春光明媚、生机盎然，而这两块青石碑却伤痕累累、饱含沧桑。断章的碑文刻录了汾公仕途历程、哑女矢志及这方圣土的兴衰往复，留下了谁曾在此折梅而过的印痕。这悠长而沧桑的皱纹，屋外谷雨时节明媚的春光是否在悄然将其抚平？
大赦千载觅遗踪，南山一时隐汾公。
寒宫花草埋幽径，古木参天伴劲松。
我伫立在汾公的石像前，默读着门上的楹联，与汾公默默相视。面前的这位老者两手围胸，神情自若的望着前方。我在想象，他在当年的奔波流离中邂逅了这方山水才停下了继续仕途和回归故里的脚步而归隐南山。他开始在这独守田园，勤耕苦读，栽种修葺，最终营造起一座古木参天花草掩映的庙庵群落。凝望汾公，他的胡须仿佛在颤动，耳边也传来了他对僧众及亲属的谆谆教导“僧众务要常守清净，奉礼三宝，各守本分．．．．．．吾家子弟,不许常行到寺,需索酒食。遇春秋二祭，止许二三人到寺，拜谒祖先即返，不许动骚常住。”他是忠孝循规的风范，刚毅的秉性也一览无遗。
大赦庵的灵山秀水给予了刘汾一生中最于安定美好的时光。这里成了他生命栖息的家园，这里成了他灵魂永远的故乡。而这段朴实无华的岁月至今或是又一个千年之后仍然联结着黎民苍生的心。
久仰的大唐情结连接着天边斜阳。韶光匆匆，别了，谷雨中这恬淡、娴静的大赦庵。
就像大赦庵的春天，在谷雨的滋润下新绿丰盈、生机勃勃。谷雨的大赦庵、春天的大赦庵，在大复兴的韶光里，一定会在这蛰伏的废墟上腾空而起。
有谁知道大赦庵？
有谁知道那盏亮了一千年的青灯？
有谁知道它的今世前缘？
大赦庵，掩映在江西省万年县盘岭上的茂林修竹间。——题记
说起大赦庵，不能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它的创建人，唐末的刘汾（836-900年）。据史籍（全唐文/0793《大赦庵记》）记载，刘汾为唐末名将刘巨容的长子（次子刘逥、刘迪），曾随父征战黄巢起义军。后长期镇守饶、信之地（今江西上饶地区）。唐龙纪元年(889)，刘巨容因自夸黄金术于宦官田令孜惹来杀身之祸（一说曹全晸连夜相告，后隐居）。刘汾与弟刘迪经此变故，遂隐弋阳新陂里。唐景福元年(892)，刘汾在今万年县盘岭建南山寺，邀请妙果寺禅僧入寺住持，勤耕耘，奉春秋二祭。不久，唐昭宗念刘汾兄弟忠孝，下诏：“汾战阵能勇，思祖能敬，其山寺税粮俱赐优免”，并连续七次诏其回朝做官，刘汾终未能受。故南山寺改称“七诏寺”。刘汾有女金姑美貌无比，唐皇心动，刘汾不从，谎称哑女。其后，消息走漏，金姑不得已刺舌成哑，并矢志修隐。唐皇为金姑所感，特赦无罪，故南山寺又名“大赦庵”。
关于《大赦庵记》，历史学 家方积六先生曾经写了一篇《〈大赦庵记〉真伪考》（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期），对其记述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并认为黄巢最终还是隐遁了。但南昌大学俞兆鹏教授在《黄巢生平事迹考异》（南昌大学学报，2/32）里认为，襄阳之战中，《大赦庵记》所记述的黄巢起义军死伤人数在17万人左右比较符合实际，与《资治通鉴》（卷第253）称“俘斩其什七八”相符，因为尚让（生卒年不详，黄巢起义军的第二号人物）进逼江陵时充其量也就25万人，他肯定是冒充了50万。又见江西《刘氏会源谱》和湖北《三冶堂刘氏谱序》称，这个被宋初吕蒙正（944-1011年）誉为“簪缨世族，宰相名家”的唐初刘德威后裔刘汾，不仅于大中元年（859年）中进士及第，而且确实参与了其父刘巨容的荆门襄阳决战。只不过其父是山南东道节度使，统筹全盘，而儿子只是军事活动的具体执行者，就像曾国藩灭了太平天国，而具体执行攻破天京（南京）的是其弟曾国荃等人是一个道理。而有宋之初上溯到五代之际，离唐末并非遥远（吕蒙正生距离刘汾死计44年），一些史实还是可信的。固然，黄巢最终生死何处，那是历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事，但《大赦庵记》所述的细节，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真实的，至少大赦庵，这个香火不断的寺庙，掩卧在万年县盘岭的山顶上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之于大赦庵，我自己的确没有去过，对于它最初的概念，只是源于一些神秘的传说。
第一次对大赦庵的感动，源于江西诗人梦歌的一首长诗——《叩问大赦庵》，诗写得如烟如雾，如泣如诉，让人一下子走近了那个一千年前的寂寞与哀愁：
“茫茫大雪下了千年
下了千年却什么也不能覆盖
消失的只是一些建筑和建筑上的那些风铃
我伏地聆听 一脸虔诚
是谁 在风铃破碎的刹那
披一袭渐去的袈裟 转动着佛轮
用佛的语言
传来呜呜咽咽的梵音
……”
今年的早些日子，我看到了作家罗聪明的美文《青灯泪》，说得是她曾亲赴那片山林，去聆听那佛的禅音，当然她还拍有大赦庵的照片。随后我又陆续地看到了的一些关于大赦庵的游记。这样，在我的脑海里似乎对大赦庵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了。
而现实中的大赦庵的确无法与现今的任何一座庙宇和殿堂相比，它极其简陋的几间寒舍和那个潮湿的院落，坐卧于万年盘岭的山顶，庵门正面白色的石灰墙上书写了斗大的“南阿弥陀佛”，墙角似乎已为雨水的长期浸湿而锈迹斑斑。虽说房子不够气派，但见院落倒是比较宽敞。我很羡慕作家一行能有机会闲坐于竹椅之上，在清凉的山上享受人性的那份空灵，那是今与古最短距离的接触，那是俗与禅心灵的碰撞。我很惊诧于院落里一个特殊的人，她就是庵人，她拢起的双手，侧目张望，仿佛休憩的来客肯定会感兴趣于她独有的典故。看到了她的出现，我暗自惊喜又暗自神伤。
我又联想起了湖北阳新县朝阳小溪的“曹王殿”， 那个曹王殿是在刘氏族人聚居的地方纪念曹全晸（819-？年，时任江西招讨使）的。因为当地口传的历史里，曹全晸星夜驰告刘巨容，使其夺路逃生。曹王殿后因红五军的驻扎而幸以留存至今。
我相信过去的史，也相信如今的书，但也不排斥口传的历史。有的时候，口传的历史甚至比白纸黑字更加可信和耐人寻味。因为父亲不会欺骗儿子，大人不会欺骗孩子。一代一代就这样下去，你会不信？
看着大赦庵的照片，看着庭院里那个青衣人，我为千百年来守护的庵人而感到悲戚。
一千多年了，大赦庵还竟然香火未断，那该有多少代庵人陪伴着那盏青灯啊？
我很激动，那与凡人不一样的青衣人，是否就证明了她们历代相传的真实？
我很震撼，她那双枯柴一样的双手，说明庵人在山顶上的生存是多么的不易。
我很担心，她那瘦削的形体和苍老的身躯，还会能支撑多久？我将来能有一机会去当面聆听？
我知道今天科学的普及程度，人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愚昧和无知，会把自己未成年的女儿送到庵里，也不会再因家庭的贫困而把孩子送进去。我的期望是，大赦庵还在，可供后来的人驻足观瞻，体味一下历史的幽远。我想如果刘汾活到现在，以他仁惠与民的精神，更愿意让邻里乡亲都过上好日子，而不会奢求庵人们继续守着那盏古老的青灯。
关于大赦庵的创建人刘汾，还有个传说，信州那个地方早先有个仁惠祠，是当地人四时祭祀他的场所，其所谓“信民怀其德”（宋代刘永《南昌梓溪刘氏谱序》）。因为他悔意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痛楚，所作的只能是清赋税，利乡民。但是由于岁月幽深，仁惠祠早已不知去向了。唯一庆幸的，他的墓地还在不远处的龙头山上。但从传来的照片看，清同治6年（1867年）贵州巡抚刘荫枢给其先祖立的墓碑现在也只剩下一些残片了。这一点倒是与当今有些地方在打名人故里争夺战好像有点相悖。虽然，刘汾只是唐末的兵部尚书右仆射，像这样的官僚历朝历代不知有多少，他们最后都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因此，刘汾怎么能和李杜相比呢？然而，存在的价值在于悠久，更何况关于他有那么多美丽的传说呢。
不过，相比于龙头山上那个碎烂的墓碑，大赦庵里刘汾那尊香烟缭绕的石像倒是幸运的多。究其原因，墓碑记录的是人，而石像已经成了佛，人和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我在东京游记里写了篇名叫《夜宿马喰町》的文章。说得是东京皇城根下有一处叫“马喰町”的地方，起初诧异于它的名字是否和古代人的饲马有关。后来在马食町地铁站看到地名图章，那马厮中低头吃草的马儿们验证了我的推测。东京因为城市的繁华而湮没了江户时代的一个小小的马厮，但至今还保留了它原来的地名，以至于我一个大唐的后人在酒店里聊发了一夜的怀古之思。
《大赦庵记》称“所建三宝殿、观音堂、坐禅亭及东西廊房，四时俱检看，漏烂即行修礼，不可怠慢。” 看来尽管衰唐时，那个与皇帝有关的大赦庵还是很有气势和辉煌的，也许真是佛家修身养性的好地方。
“…于是将本身居官政事缘由，施山创寺事实，录作二本。一以垂之家谱，以儆后人，勿坠吾志；一以给付僧人，收管山田。……”
刘汾当初拆地800亩供养的大赦庵，如今却只剩下一个很简易的院落了，难道历史的风雨就是让那些建筑物最终风烛残年？
前段时间里，闻听江西连日大雨，雨满赣江，我的心似乎有点忧虑了。我担心暴雨中的那几间屋子会不会坍塌，我担心庵人会不会因为一场风寒而生病不起……。
“大赦千载觅遗踪，南山一时隐汾公。
寒宫花草埋幽径，古木参天伴劲松。”
大赦庵，下个壹千年后，你还有遗踪吗？
关于江西，过去只是坐大京九线到广州时路过南昌等地，并未驻足其间。后来因为网络寻根，发现我们的族人竟与江西那块热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仅存的族谱里记载了始迁祖刘清是明朝成化年间的进士，来自江西。按时间算，他距今该有550年了。始迁祖之前，大致说从鄱阳而来，而再往前，似是而非，不得而知了。一件口述历史却道出了其间的真正秘密。
今年过年回家，遇到乡亲们在五叔家门口闲聊，说起江西“瓦家坝”，于是来了兴致。从五叔口中得知，当地人是源自江西瓦家坝，时间是在“黄巢杀人八百万”的时候——我很惊诧！说我们这里人是来自江西瓦家坝，早有此闻，那应是元末明初的时候，“黄巢杀人八百”？何出此言？？黄巢可是唐末时代的人物, 前后相差又一个五百年呢! 而五叔却兴致颇高：“凡是瓦家坝的移民，最小的脚趾盖上都有另一个脚趾盖，即双层的脚趾盖”。这么一说，我先翻看自己的，然后请旁边小板凳上坐着的堂弟裸开脚丫子——原来都是有的，只是有的明显点，比较厚实，有的比较浅，但是双层的界限还是分的很清晰。
这有科学根据吗？村里所有的人都有吗？
但没有谁去认真地研究过，也许这是有了共性之后大家的一种普遍说法吧，再者可能是祖上也有此特征，传至于此。
听五叔讲，当时黄巢到了江西，杀人无数。按五叔的说法，“见人就杀”。到了江西瓦家坝那里，遇到了一颗百年大柳树挡路，于是手提刃起，劈了那棵大柳树，结果大柳树（空心柳树）里畏缩了一个柳和尚……手下大惊失色，说“此是天意，此地人不可尽杀也”，于是瓦家坝人总算是留了下来。五叔说这叫“以柳劈柳”。
我很诧异，后来在网络上找了一下，还真的发现了一个关于柳和尚的故事。按照此故事，黄巢手劈柳和尚确有其事。据传柳和尚是当时黄巢的重要参谋、好朋友，但为了祭旗反唐，黄巢不得已把他杀了。事由是，黄巢“血刀祭旗”离不开“柳”，于是柳和尚没办法只得躲起来，当他躲到那棵大柳树里，心想这下子应该躲过此劫了。而黄巢看见那棵大柳树，心想“以柳劈柳”不就是成了嘛（不伤人命）！没成想还是杀了柳和尚！
看来“以柳劈柳”可能还真有这个传说，不过五叔的说法与好像史载有点出入。
我很奇怪这个传奇故事，五叔斗大字不识几个，他怎么会知道这些？后来我问正在地里锄草的三伯，他也知道此事，而且故事和五叔的一模一样。晚上我跟父亲提及此事，父亲认真地说，确实如此。看来他们小时候就接受了这样的口传历史了。父亲说，我们都是江西瓦家坝的移民，是有那种小脚趾盖的。
闻听此言，我不由得陷入沉思。
尽管口传的历史有点不准确了，不过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即先民是从江西瓦家坝那里过来的，这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口传的历史，虽然朴素夸张，但却隐含了许多很有价值的东西。有些东西可能就是先民的记忆，而无法在正史里得以记述，如果我们注意甄别，会对寻找历史的原貌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父辈从祖辈口中获得传说，其实就是从太祖辈那里得来的，以此上推，虽有点走样，但却并非信口开河那种。
其实，按照我这几年潜心的研究，关于先民的真实情况是，我们是唐末大将刘巨容的后裔，刘巨容长子刘汾在江西信州（今上饶）一带捍御一方，抵抗黄巢，其后裔播迁至江西弋阳、鄱阳、九江等地乃至于今天之大江南北，四海之内外。这正好符合了五叔他们提到“黄巢杀人八百万”所隐含的历史时代信息。我们当地人只是把从江西的迁徙地浓缩到了明初大移民的集结地“江西瓦家坝”，这是始迁祖时代的信息，是当地一种普遍的说法，并没有错误。而“黄巢杀人八百万”却提示了后裔们，那是更早先民的来源问题，也是正确的。
自唐末到如今，一千年多年过去了，一千多年里，唐、宋、元、明、清…一代一代人的口述，这不就是中华文明的口头传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