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建龙（行者，自由作家） 1. 北伐失败，赔了夫人又折兵 公元1207年（宋宁宗开禧三年）十一月的一天，南宋权臣韩侂胄正在准备上殿奏事。这是他内外交困的一年。[1] 一年前，作为宰相的他发动了针对金国的北伐（史称开禧北伐），想收复失地、恢复故国山河。这是南宋建立八十年来，多少臣子盼望已久的事情。他的支持者中不乏赫赫有名之人，如著名的词人陆游、辛弃疾，以及大思想家叶适等人。 可一旦开始北伐，却出乎了宰相意料。宋军准备不足，金军早有绸缪，宋军吃了几场败仗之后，内部的主和派大肆行动，攻击宰相轻举妄动，在朝堂上给了他巨大的压力。 韩侂胄决定反击，与他的右丞相陈自强策划，让林行可担任谏议大夫，对他的政敌礼部侍郎史弥远、参知政事钱象祖和李壁等人进行弹劾。这天，他边思考着问题，边向上朝的大殿走去。 南宋人把陪都杭州称为“行在所”，为了表示简朴和非正式，皇帝的宫殿也比北宋的京师汴州简陋很多。这里也仿照汴州起了很多殿名，比如垂拱、大庆、文德、紫宸、祥曦、集英等，但是，这六个殿名指向的都是同一个大殿，只是根据不同的事情换一下名称而已。 在韩侂胄到达之前，他的党羽陈自强和林行可已经在殿外等候了，而他的政敌钱象祖也出现在了门口。 就在韩侂胄接近大殿时，突然从旁边出来一个人把他拉住。这人是负责宫城保卫的官员，叫夏震。韩侂胄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从周围又冒出来三百名士兵，这些士兵在夏震的率领下，将韩侂胄拥入了宫殿旁的玉津园。夏震拿出圣旨宣读了韩侂胄的罪状，随后叫士兵将他斩杀于皇帝的花园之中。 宋代是少有的对官员宽容的朝代，韩侂胄之死，和当年岳飞之死一样，属于宽容政策的少有例外，也表明了当时的形势有多么复杂。斩杀韩侂胄是他的政敌史弥远一手策划，事前，他已经在杨皇后的支持下，得到了皇帝罢免韩侂胄的诏书，借着这个诏书将韩侂胄杀死。
第二年，随着宋金议和的进展，皇帝将韩侂胄的棺木撬开，拿他的人头送给金国，完成了和议。南宋每年上贡银30万两、绢30万匹给金国，同时支付战争赔款300万贯。 轰轰烈烈的开禧北伐以失败告终。 开禧北伐不仅仅是一次军事失败，更重要的是对南宋的经济和财政造成了难以恢复的持久性影响。 在北伐前，南宋借着隆兴和议（宋孝宗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签订）已经获得了40年的和平时光。北伐始于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5月，但到了当年10月，宋军就兵败如山倒。12月，四川又发生了叛乱，由于平定叛乱，四川地区遭到了严重破坏。在这之前，四川地区是宋廷的主要财政输出地之一，而之后，四川进入了动荡时期，不仅无法输出财政，反而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兵力维持秩序。这一系列的事件让宋廷跌入了财政崩溃的漩涡。 由于财政收入出现了巨大的漏洞，政府加大了印钞力度。南宋好不容易维持住的金融系统再次陷入了紊乱。 2. 六种纸币并存，怎一个乱字了得 与北宋相比，南宋政府对金融系统的破坏更大，这是因为南宋社会更加纸币化。北宋时期，虽然四川地区发行纸币，但全国大部分地区仍然是金属货币区。 而到了南宋，借着北宋末年蔡京的改革，政府开始在全国发行纸币，并大幅度减少了铜币的铸造，纸币成了南宋货币的最主要形式。 铜币的减少因素很多。一是铜开采能力的衰弱；二是政府运行混乱，无法组织起大规模的铸币机构，由于铜币产量萎缩和行政效率的低下，甚至政府发行铜币本身就是一种亏本行为；[2] 三是政府过分依赖于纸币，故意减少了铜币的发行量。北宋铜币最多时一年发行500万贯，但南宋的铜币发行量长期在每年15万贯左右徘徊。[3] 由于缺乏铜币，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纸币来满足民间的贸易需要。宋代政府喜欢在区域之间设立各种贸易障碍，南宋纸币的发行也变得支离破碎，在全国出现了几种不能互相流通的纸币。 在东南地区，发行了一种叫“会子”的纸币。会子的发行也一波三折。最初，政府试图按照四川的方式在江浙一带发行交子，但是没有成功。后来，政府突然发现，民间已经在自发使用一种叫做会子的东西，[4] 于是禁止民间发行会子，改为官府经营。
会子与四川的交子不同之处在于：会子是一种以铜币为储备的纸币（交子是以铁币为储备），在理论上，会子和东南地区盛行的铜币有个一对一的兑换关系。会子的发行也只限于东南地区，也就是南宋的最主要经济区。由于有区域的限制，就算有人把东南地区的会子带到四川去，也没有办法使用，更没有办法兑换当地的铁钱。 而在四川地区，[5] 南宋一共使用了三种纸币，其中一种是北宋末年取代交子的钱引，这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除了钱引之外，还有一种叫做铁钱会子的纸币，但流行的地区很小，影响也不大。另外，四川还有一种以银为储备的银会子，理论上用这种纸币可以与银兑换。 在南宋时期，还有两个特殊的区域，分别是两淮地区和湖北一带。这两个地区原来也是使用铜钱，但由于靠近北方边界，北方的金国同样需要货币润滑经济，从这些边境地区大量走私铜钱到北方。为了防止金国把铜都运走，南宋政府规定这两个地区不再使用铜钱，而改为使用铁钱。 两淮和湖北使用铁钱之后，也对应着发行了两种纸币，分别是淮交和湖会。这两种货币都以铁钱为储备。但是，淮交和湖会都不能越界发行。 通过这些方法，南宋将全国划分成了四个金融区，分别是最大的东南区、次大的四川区域，以及两个较小的两淮和湖北区域。在这些地方各自使用不同的铁钱和铜钱，并发行各自的纸币。其中东南会子和四川钱引的影响最大，而尤以东南会子最主流。 东南会子最早发行于公元1160年（宋高宗绍兴三十年）。[6] 这一年皇帝命令户部侍郎钱端礼根据以前的纸币流通经验，设计了会子。第二年设立了会子办公室（会子务），第三年通过了《伪造会子法》，对于伪造行为严厉镇压，处以死刑。 由于发行经验不足，在发行之初没有控制额度，会子出现了第一次贬值。到了宋孝宗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皇帝开始用现钱回购一部分超发的会子。两年后，会子正式采用了和当年交子类似的方法，分界发行。从这时起，会子正式成为南宋的主币。 按照规定，会子每一界发行量为一千万贯，以三年为一界，到期后以旧换新，保持市面上流通的会子始终是一千万贯。但是很快，这个额度就控制不住了。 公元1176年（宋孝宗淳熙三年），政府规定每界会子展期三年。每三年发行一界，每届使用六年，市面上同时运行两界会子，钞票的发行量扩大了一倍。 到了公元1190年（宋光宗绍熙元年），会子回收再次展期三年。每三年发行一界，每届使用九年，市面上三界会子同时运行。钞票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最初的三倍。 但这一切仍然是可控的，失控马上就要到来了。 3. 缺金少银，纸币发行容易回收难 公元1206年韩侂胄的开禧北伐惨淡收场，对南宋的经济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影响。由于财政出现了巨大亏空，政府陡然加大了印钞力度。 作为对比，在最初发行会子时只有1000万贯。开禧北伐时期，会子的总量已经达到了一亿四千万贯，[7] 比当初扩张了14倍。同时在四川还发行了8000万贯的钱引，[8] 两者加起来达到了2亿2000万贯。 随着发行量大增的是猛烈的通货膨胀。中央政府意识到了通胀的危险性，于是考虑从经济中撤出流动性，减少流通中的纸币。这就牵扯到了另一个秘密：政府发行纸币非常容易，但回收纸币却困难重重。 如果要回收钞票，当时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政府拿出库存的硬通货，将纸币买回来销毁掉。所谓硬通货，主要是金银。但是，虽然政府在发行钞票的过程中的确换回了不少物资，可这些物资随即被花光了，国库空空如也，并没有多少硬通货储备。
政府检视家底之后，发现国库里还剩下一点金银，再加上还可以卖一部分僧侣的度牒（中国古代的僧侣一直享有免税权，度牒持有人不管是不是和尚，都可以享受免税待遇），按照每两黄金兑换60贯纸币，每两银子兑换6.2贯，每道度牒价值1200贯计算，政府手中的资产一共可以兑换回1300万贯纸币，约占全国流通量的5%强。如果把这些金银和度牒集中投放在四川，则可以收回半界的四川钱引（四川有三界钱引并行，一共8000万贯）。[9] 但这次回收工作却引起了民间的恐慌。人们听说政府要回收纸币，立刻想到以后纸币都不流通了，结果纸币的价格从每贯价值400个铁钱一下子跌倒了价值100个铁钱，引起了极大的混乱。[10] 然而不管怎样，回收纸币这件事说明，这个时候的南宋政府还是一个想负责任的政府，并非道德败坏的剥削阶级，只是在能力上无法对如此庞大的帝国进行有效管理。 在更恶劣的情况下，政府会选择更为极端的做法，比如发行新会子取代旧会子。在发行新会子时，规定两贯旧会子才能兑换一贯新会子。当所有旧会子都按照这个比例兑换时，市面上的钞票数量就减少了一半，从账面上做到了回收流动性。 4. 没钱更得印钞票，陷入恶性循环 虽然政府暂时回收了一部分会子，但由于财政收入严重不足，很快又不得不靠印钞票来解决问题，印钞速度再次失控。到了公元1232年（宋理宗绍定五年）前后，仅仅会子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3亿2900万贯，这还不算四川的钱引。[11] 到了1246年（宋理宗淳祐六年），会子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6.5亿贯。[12] 政府就在“财政困难——疯狂印钞——恶性通胀——朝廷感到害怕——想办法回收纸币——发行新纸币，强行以折价收兑旧纸币”的套路中不断循环。到了用第18界新会子取代第16界旧会子时（这时是两界会子并行），政府规定16界不再使用，而18界会子1贯顶17界会子5贯，直接将货币贬值了5倍。[13] 公元1247年，政府决定要跳出这个循环，规定当时在市面上流行的两界会子（第17、18界）不再回收，永远使用。[14] 这等于宣布政府无力继续会子的回收工作，只顾继续印钞票，任其贬值了。 到了南宋末年，政府的和籴政策（也就是拿纸币从民间强买强卖粮食）又把更多的纸币注入了民间经济，结果人人谈纸币色变，这种具有魔力的纸头已经丧失了信誉。 贾似道当权后，为了挽救南宋政府已经不可救药的财政和金融状况，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除了回买公田之外，还发行了一种新的纸币“关子”，取代了已经丧失信誉的会子。
在用旧会子兑换新关子时，规定第17界会子直接废弃，第18界会子三贯兑换一贯关子。[15] 贾似道本来是为了重新树立政府权威，但强制作废、强制兑换的措施直接让政府彻底丧失了公信，人们再也不会相信任何纸币的魔术了。 至此，南宋的金融体系彻底崩溃。 南宋的金融崩溃发生在蒙古人叩关之时。当政府最需要财政收入来组织军队打仗时，却由于金融的崩溃，没钱养兵。并且，整个社会的金融破产影响到了每家每户，人们不再相信政府，也不愿为它卖命。从这个角度说，南宋的灭亡，不仅是因为军事上的失败，更是因为财政上的崩溃。至此，大宋这个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的封建王朝已经无可救药了。 南宋会子发行及货币指数 [16] 南宋纸币贬值情况 [17] 5. 金融崩溃之日，就是帝国终结之时 在民间大乱套和巨大的抱怨声中，官员们纷纷上书，谴责贾似道的做法。贾似道一看大事不好，连忙请求辞职。 然而让人们感到错愕的是，宋理宗不仅没有怪罪贾似道，还立刻安慰起他的宰相来。宋理宗说：从你当初提出建议时就有人说不能这么做，我那时候就已经阻止他们的抱怨了。现在，实行了公田制之后，不管是公家还是私家都富足了，我们这一年的军饷全靠你拿出的办法才有了着落。如果因为别人的抱怨就放弃，虽然满足了他们的一时之快，可是谁来帮我筹措国家财政呢？[18]
皇帝贬斥了那些批评贾似道政策的人。事后，人们常常以“皇帝无罪，奸臣误国”来责骂贾似道，却不知道这个国家已经掉进了财政陷阱无力自拔，只求下一刻平安，管不了更多了。皇帝对于这样的局面知道得一清二楚，也对于超发货币造成的恶果心知肚明，只是他已经顾不上考虑更长远的事情，只能全力支持宰相敛财。至于民不聊生，老百姓吃不上饭，已经不会再引起他的任何同情。 即便到了如今，人们也常常用同样的观点看问题。当基层官员为了追求所谓的经济发展，拆迁打死人命时，人们往往认为上层不知道这些事，而很少会去想，这是更高层的权力为了财政而默许下面做的。 就算贾似道再努力，仍然无法扭转南宋糟糕的财政状况。接下来的问题出现在了公田上。 当政府购买了公田之后，就要组织进行屯田生产，来获得粮食。最初政府设立了一些屯田机构进行管理，但由于官僚的惰性，根本没办法进行有效组织，浪费严重。最后只好将这些土地出租给佃户耕种。随着对佃户压榨的加深，很多人根本不租政府的土地，原来的良田现在抛了荒，更减少了社会的总财富，进而影响到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当皇帝发现公田无法解决财政问题时，又有人建议把土地还给原来的主人耕种，于是乎群臣在元兵扣关时，纷纷在讨论怎样把土地还给私人。 但蒙古人已经不再给南宋皇帝留下继续折腾的时间了，他们帮助南宋政府彻底结束了窘迫的财政难题。 在蒙古人的铁蹄下，赵宋三百年来的财政腾挪、建立起来的如此复杂的财政制度，都迅速化为云烟。但赵宋帝国的敛财经验，特别是金融方面的“新经验”，却成为了宝贵的“财富”，流传给了后世。 只要存在纸币的垄断发行，政府利用超发货币补贴财政就是一种天然的冲动，不管人们如何防范都没有办法制止。当财政收支出现不平衡时，只要开动印钞机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样的诱惑谁也无法抵挡。 随着二十世纪世界各国都进入了纸币时代，原本属于中国专利的超级通胀也奔向了全球。这时回到源头去看一看，了解纸币的由来和发展，或将有助于预测未来世界的走向。 END 注引： [1]《宋史·韩侂胄传》。 [2] 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铸钱诸监》：赣饶两监新额钱四十万缗，提点官赵伯瑜以为所得不偿所费，遂罢铸钱。 [3]《宋史·孝宗纪》：（淳熙三年十一月）丁酉，定铸钱司岁铸额为十五万缗。 [4] 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东南会子》：当时临安之民复私置便钱会子，豪右主之。 [5] 关于纸币品种的讨论，可参考漆侠《宋代经济史》第三十九章第三节。 [6]《宋史·食货志下三》：（高宗绍兴）三十年，户部侍郎钱端礼被旨造会子，储见钱，于城内外流转；其合发官钱，并许兑会子输左藏库。本节未标注着均出自《宋史·食货志》。 [7] 王迈《臞轩集》。 [8] 李心传《朝野杂记·乙集·四川收兑九十界钱引本末》。 [9] 同上。 [10]《宋史·食货志下三》。 [11]《宋史·食货志下三》：绍定五年，两界会子已及三亿二千九百余万。 [12] 孙梦观《雪窗先生文集·丙午轮对第二札子》：楮之为数，近如版曹所奏，旧者已及四十二千万，新者已及二十三千万，方来者、伪造者，盖又不知其几。 [13]《宋史全文》卷三三：（嘉熙四年九月）令措置十八界会子，收换十六届，将十七界以五准十八界一券行用。 [14]《宋史·食货志下三》：七年，以十八界与十七界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使。 [15]《宋史·贾似道传》：复以楮贱作银关，以一准十八界会之三，自制其印文如“贾”字状行之，十七界废不用。银关行，物价益踊，楮益贱。 [16] 本表引自漆侠《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2页。 [17] 本表引自漆侠《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4页。 [18]《宋史·贾似道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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