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与哲学相关的6个话题

一、妒忌

没有人会真正妒忌一个比自身更悲惨的人，相反的，他们会带着怜悯的眼光无尽的把玩和欣赏这一“柔弱”的对象。

妒忌产生于一个人身体和生理上的残疾或无能，而后者会引发他们的强烈的自我否定的意识，这即刻会非常隐蔽的刺激他们虚荣心而造成心理创伤和愤怒的情绪——无存在感或价值感。

基于以上的多种身心因素的内在斗争和折磨，这些无能之辈会摇身一变忽然成为维持和平和正义的狂热之徒，他们的口中大谈“正义和仁爱”，心中却怀揣着报复的狡计——权力欲和虚荣心。

善良而纯洁的朋友，千万要小心，当你们无意间惹恼了他们，这些阴险之辈将记恨在心，并且在日后会反复想方设法实行无赖的纠缠和复仇。

“逃到你的孤独里去吧！”——这是我对极少数特立独行之自由精灵真诚的忠告。

 

二、同情

人类有史以来，“同情”一直占据着所有宗教之道德信条的首要位置。

也许再过几个世纪，人们会在历史的残渣中逐渐认出：佛教乃是其他几大宗教的母体。宗教或神话起源于人类对未知的“恐惧”和“拟人化”。

因为有了“恐惧”，才投射出创生的“罪”，进而挤压出“同情”，于是内心长出“良心”，最后才产生“道德”，善恶的对立只是一个肤浅的尾音。

事实上，当我们回溯人类史，将会或明或暗的看见这根无形的引线。人们要想真正找回早已丢失的“爱”，那么很可能必须还要花上几个世纪的时间，来学会如何克服恐惧。

另外，对于今天来说，最重要的是先克制病态而泛滥的“同情”。

三、伦理

康德的“义务论”给了我们非常微妙的启示，理性的先验法则的同一律首先假设了一个行为意义上的“想象”的自我实体，而康德正是在这里漏出了马脚（慧田哲学注：佛陀在这一点上比康德不知高明多少倍）。

我们可以沿着这一脉络查找出其思想源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真正的始作俑者。

严肃的讲，了解这一切仍然还不够。我们应该继续追问，康德为何选择在这里迟疑或打盹？一个巨大的问号！

不久我们将会明白，哲学家的“权力意志”总是扎根于其无意识深处左右着他们及其一切建构的思想大厦。

叔本华似乎也步了老康德的后尘，朋友们耐心的去读一读他的那本“论伦理学”的小书吧。

边沁的“功利主义”之所以错误，就在于其假设“人性”的快乐和幸福原则——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利己和利他需要——并未触及任何“事实”。

相比于康德的伦理观，其内在的出发点如出一辙。准确的说，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伦理学”。

蔡元培所认识的“伦理学”其实只是中体西用式的儒释道综合下的“心学”，梁漱溟在这一点上与蔡元培有相似的倾向。

也许鲁迅是近代唯一一个敢于严肃而全面思考这个问题的中国人。当今世界的价值真空和虚无主义的扩散，伦理之争必将成为一个旷日持久的课题。

四、性

大自然所赋予人类最纯洁而美好的事物，莫过于性了。

然而，我们今天可以非常恐怖的发现，不管是地球上的哪一个区域，人们在对待“性”上都“发现”了“问题”。至此，邪恶的自我审视的视角死死勒住了人类的天真无邪。

为什么要活着？如何活下去？活着有什么意义？诸如此类的“第一”困扰开始被“禁欲主义”哲学家反复提出来。

如果说东方的“苦行僧”用“回到内心”钝化和自我暗示来躲避和缓解这一痛苦，那么西方的“苦行憎”则是用“回到上帝”——最高实在和理念——来企图自我救赎而压抑这一矛盾。

说实在的，衡量一个哲学家首要的标准，就是看他如何对待“性”。

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视角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有着巨大的价值，这一点应该引起所有独立哲学家的注意。

中国的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出于中国“酱缸”之中扭捏而羞愧的两难局面，也许要过一个世纪，甚至更久，才能在这一问题上真正有所突破。

五、历史

人类并无线程的历史，这是确定无疑的。黑格尔诱引我们走入社会进化论的狭窄视角，与霍布斯所犯下的错误无疑都是相同而致命的。

也许只有斯宾诺莎和马基雅维利才道出了一点“实相”。历史资料的泛滥堆积已经压弯了青年和孩子的好奇心。

事实上，在历史面前，人们应该学会遗忘的艺术。自从有了“国家”这一巨型权力怪物，人类历史就已经走向了极为有限的道路。

人类历史中的少数伟大的个体，无一例外都是凭一己之力企图扫荡环绕四周的“铜墙铁壁”。“看呵，那些敏感而痛苦的精灵，欲要重新插上自由的翅膀，借着诗性的狂醉而扶摇直上”。

每一个有志于“重新发现”的人，——特别是未来的哲学家，都应该在历史前面保持足够的谨慎、更多的怀疑和强大而平缓的自信。

六、命运

“存在”是一个隐微的偏见。在没有所谓的“道德癖好”之前，古人是不追求“哲学”的（哲学仅仅作为生活的一种调味品，诗歌、音乐、悲剧艺术与造型艺术则是生活的常态）。 

我们要到很久才会忆起，苏格拉底的“灵魂秩序”的需要给西方世界种下了“理性主义”的恶果，这一点正相似于孔子的“伦理秩序”需要给中国种下了“伦常等级”的恶果。

基于事实的已经发生，我们不应过多的指责两位“无意的病人”。

相反的，这一极为特殊而关键的“病理生理学”标本帮助我们察觉出了生命衰败的根源。今天的大多数哲学学院都在“混沌或彷徨”中求生，这是一种不可言说的秘密。

正是基于第一个偏见的诞生，哲学才成为了一种人类必须品。这是一种颠倒的宿命。自然科学的进步催促和帮助了“哲学”的加速死亡（人的哲学才能重见天日）。

我们应当注意，马克思所教导我们的“资本异化人”的政治经济学现象，也许仍然会持续无数个世纪。

哲学的下降和死亡，正是真正生活的开始。然而，我们所悲观的，正是这一危险的过渡时间。

当哲学已经普遍沦为政治和商业的监护人和修补匠，另一种可能性将在哪里产生呢？不会出现在学院里。可以肯定，斯特劳斯的绝望将成为一种必然。

一个真正痛苦而敏感的人，活与不活不仅仅是一个单选题，而是灵魂的伟大的自我拷问和苦苦挣扎的极限。

这是一种无可比拟的最大的重负，是昆德拉的灵魂深处的拷问，是莎士比亚的命运之绝望呐喊，是拜伦的英雄之激情赴死，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沉沦和上升……

我的朋友们，你们能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