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玛莎·纳斯鲍姆，她是一位颇受好评又容易理解的当代美国女权主义哲学家。纳斯鲍姆现在在芝加哥大学哲学系、法学系和神学系任职，她已在专业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并写作和编辑了超过十三本著作，包括她最新的作品《良知的自由》，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学术表现，涉及她所在学校的三个系科的主题。作为纳斯鲍姆的学生，主要困难在于跟上她数不清的所有兴趣。她先是受了古典学教育，并写了大量关于古希腊哲学和戏剧的东西。她对古希腊思想研究的结果使她成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最新版本的支持者——对一个女权主义者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考虑到亚里士多德对女性的歧视态度（尤其是他认为她们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针对“劳动阶级”的精英主义偏见，以及他视奴隶制为一种社会必需而加以接受。但纳斯鲍姆极其善于“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即从无用之物中分离出有用之物）并将古希腊思想的精华运用于当代世界。她还写过其他主题如：伦理学中运气和情感的作用、恐怖主义、动物权利、精神病疗法、奥古斯丁论爱、全球正义（包括对印度女性来说的正义）、促进女性的各项能力、女性主义的释义学（大体上说，即解释）方法、男女同性恋权利、对普世价值的辩护（反相对主义）、康德和世界主义、家庭、性、教育改革、父权主义、关怀伦理学、儿童权利、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以及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 纳斯鲍姆最重要的遗产无疑是她对小说和道德哲学关系的关注。我们将会简要概述纳斯鲍姆在这个方面的讨论，之所以将之从其他各项兴趣中挑选出来，是因为她在这个领域完全是一个先驱。她已经对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其持续的热情和能量将来很可能会产生更多的洞见。 我们在之前看到柏拉图曾提及在哲学和诗歌（poiêsis，这个古希腊语涵盖所有的语言艺术，并且，延伸开来，包括所有表象艺术）之间在寻求真理方面的古老争吵，而柏拉图当然站在哲学一边。然而，你们可能会回想起，亚里士多德在这个问题上向柏拉图发起了挑战，他为诗歌的哲学价值作出了辩护，他说道： 诗人的作用不是描述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而是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即那很有可能的或必然的可能之事……因而诗歌是某种比历史更有哲学意味并且更加重要的东西…… 纳斯鲍姆写过一系列文章深入阐述了这一观点，这些文章都收录在她的文集《爱的知识》，她在书中举了具体的例子，这些例子选自以下这些作者的作品：荷马、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塞涅卡、但丁·阿利盖利、威廉·莎士比亚、简·奥斯丁、艾米丽·勃朗特、查尔斯·狄更斯、沃尔特·惠特曼、费奥尔多·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奥·托尔斯泰、詹姆士·乔伊斯、马塞尔·普鲁斯特、W．H.奥登、弗吉尼亚·伍尔夫、乔治·奥威尔、萨缪尔·贝克特以及艾瑞斯·默多克，等等。在《爱的知识》中，主要的文学英雄似乎是古希腊的剧作家们，还有狄更斯、普鲁斯特以及最为显著地，19 世纪晚期 20 世纪早期的英美小说家亨利·詹姆士（哲学家威廉·詹姆士的兄弟）。在《爱的知识》中，纳斯鲍姆对其计划作了清楚的陈述： 我的目标是确认，某些文学文本（或在一些方面和它们相似的文本）对伦理学领域的哲学研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并不是说它们是充分的，而是说它们是这样一些洞见的源泉，没有它们，哲学研究就会是不完整的。 如我已经提到的，纳斯鲍姆的理论基础明显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她的观点预设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一些主要方面的真理性。这意味着如果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这些方面是错误的，那么纳斯鲍姆的理论也就会是错误的，但她对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的正确性有充分的信心。纳斯鲍姆写了很多关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东西，但要理解《爱的知识》中的观点并不需要预先阅读亚里士多德；在她的书中，纳斯鲍姆介绍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观点的相关内容，她觉得她的介绍方式会令一般的读者信服。 与强调普遍规则的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相反（康德的“绝对命令”和边沁及密尔的“功利原则”），亚里士多德强调他所谓的“实践智慧”。在相关的事物之中，它是一种辨识个别性（与普遍性相反）处境的能力，在这些处境中需要选择和行动。纳斯鲍姆这样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显然实践智慧并不是科学知识（epistêmê）”。 科学知识寻求一般之物——即与所有其他情况相似之物——而实践智慧则尝试特殊之物。它是“敏锐并且反应迅速地识别人在特殊处境中显著特征的能力”，并且看到这种特殊性和构成这个处境的时间、情感、心理及物理等各方面的复杂整体之间的关系。 纳斯鲍姆坚持小说的形式和内容之间的有机联系。像亨利·詹姆士《金碗》这样的小说风格就“说出了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形式（风格）“是人生观的表达”，它将读者置于这样一些特殊处境之中，在其中我们看到了道德关系有多复杂，并且开始理解实践智慧运用的成功或失败是什么样子。纳斯鲍姆认为，信奉这种对特殊之物的敏锐知觉“似乎被作为风格固定于小说的形式之中”。事实上，詹姆士《金碗》和《大使》这样的小说风格所揭示的洞见恰恰是一篇传统的哲学论文所无法提供的。 我们通过阅读虚构的文学作品所能理解的是被柏拉图主义和康德主义所否认的东西——偶然性的伦理学意义，亦即，影响个体生活但个体又无法把握的事件的伦理学意义。纳斯鲍姆把这些称为“不受控制的事情”；它们迫使我们意识到有“道德运气”这样一种东西，正如亚里士多德所坚持的。 我们从詹姆士的小说及与之相似的其他小说中还能学到另一件事，亦即情感在伦理行为中的合法地位。某些情感反应合乎那些需要道德选择的处境，并且这些感受并不与理性对立（像康德和其他道德学家所认为的）；相反，它们是理性的一部分。纳斯鲍姆通过对比饥渴与悲愤，提醒我们饥渴并不“与意见相关联”，而悲愤则与之相关。如果你发现你的一些意见有误，你不会丧失饥渴感；但如果你发现你意见中的错误，你会改变或丧失你的悲愤。如果事实确证了你的意见，那么通常你的情感状态是正当的，而且，纳斯鲍姆认为，在一些情况下它就成为对该事实的正确道德反应。 我们还能从纳斯鲍姆讨论的那些小说中学到的是她所谓的“价值事物的不可通约性”。她认为不存在一切其他价值可以向之还原的一种价值（例如，功利主义的“功利”，康德的“义务”，享乐主义者的“快乐”）。最初的苏格拉底问题“人应该如何生活”引导着亚里士多德和纳斯鲍姆的道德理论，并将他们引向这样的观点，即没有一种单一的人类价值或德性可以指导一个人过善好的生活。然而，很多德性是导向这种生活的品质，并可以在实践智慧的施行中获得。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认为想象的文学有助于这种追求，纳斯鲍姆当然同意亚里士多德及其所举出的例子。纳斯鲍姆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称赞——柏拉图则对之感到烦恼——的那些希腊戏剧，包含了如下的道德教训： 超出行为者控制的幸福具有真正的重要性，这不仅针对其幸福和满足感，更针对其是否能过一种完全的善好生活，这种善好生活包括各种形式的值得称赞的行为。偶然发生在人们身上的事情因此会对他们生活的伦理质量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而，好人深切关注这种偶然事件是正当的。由于同样的理由，一位观众对悲剧事件的同情和恐惧是有价值的反应，这种反应在伦理生活中具有重要位置，因为它们包含了对伦理真理的认识。其他情感也是合宜的，它们基于有关重要之物的正确意见。例如，对于超出个人控制的某些事物和人物，感到喜爱是正当的，而当这些人死亡，当这些事物消失，感到悲痛也是正当的。 然而，纳斯鲍姆似乎比亚里士多德走得更远：她认为来自虚构小说的那些教训，不仅有助于理解完整而成功的伦理学理论，更是这些理论的必要条件。这个立场非常重要，它将在未来继续得到发展（和检验）。 纳斯鲍姆关于文学和伦理学关系的工作，得到了希拉里·普特南和科拉·戴蒙德等重要哲学家的充分认可。当然，她也招来了一些批评者，例如，英国政治科学家约翰·霍顿。虽然他总体上支持纳斯鲍姆的计划，但还是评论说，任何有深度的小说都向多种可能的解释开放，而不同解读之间会有矛盾，因此，我们不能保证纳斯鲍姆所作出的伦理学解读比其他解读更令人信服更高明，在某些解读中，伦理问题可能并不被认为是首要问题。他问道，“既然事实是，对于任何小说都有多种不同的看上去有理的解读”，纳斯鲍姆的解读何以具有她所声称的权威性？ 为支持其批评，在纳斯鲍姆的解读之外，霍顿提出另一种对于狄更斯《艰难时世》中的人物约西亚·庞德贝的解读，认为他的解释揭示出“一个更为复杂、道德意义更加模糊的故事，这完全不同于纳斯鲍姆解读中所指涉的有关伦理和虚构之间的关系”。我怀疑纳斯鲍姆并不准备针对霍顿为自己的解读辩护，或者她会满足于回答说，任何激发人去过更好生活的解读，都是一种自我证成的道德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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