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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琳王珏 地名是历史的一部分，被历史之河及其激流波涛反复冲刷着直到今天的模样。黄山地名也如同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上被人们不断地改变着称呼，烙下了众多沧桑印记。冠名或改名权，既有一国之君，也有一介草民。但就其主要规律而言，或许可以从冠名权入手，将地名变迁的原因归结为民间行为和官方行为两大类。 一、民间冠名导致地名变迁 民间行为导致地名变迁指由于个人或某些人的意志而造成地名改变，具有个别性、偶然性和非强制性等特点。按照动因和结果，又可以分为讹化、美化、雅言化、简化、姓氏化等类型。 地名讹化指由于写错地名用字或念错地名发音而导致的地名变迁，也就是将错就错。如歙县漳坑最早或曾经是章姓居住的村落，是误把“章”写成“漳”导致的讹化。武口原名横坞口，是把“坞”误读并误写为与之音近的“武”而导致讹化。再如，木灰丘原名木恢丘。“恢”在当地方言里指水舀子，木恢丘的得名之由是因为形似木恢。今名木灰丘里的“灰”，是不明字义误写了错字的结果。 所谓地名美化指出于富贵吉祥、美好如愿的动机而将原来恶俗地名改为或加入意思美好、典雅的字眼。如紫荆裴，本因附近多有紫荆树而得名。后来主人把“荆”改为近音字“金”，就变成了现在的“紫金裴”了。另外，黄荆坪改为璜金坪，阴坑改名盈坑等代表着地名富化的倾向。再如，塘村改名棠村，新田改为幸田，驴坑改名闾坑，羊村改名杨村，猪山改名珠山上，牛栏坞改名留兰坞或友兰坞，鸭脚树下改名为白川，茅厕岭凹改名茅西岭凹，槽上改为曹上，遥遥（又名窑窑）改名逍遥，下水村改名霞水村等等则出于去恶俗就高雅的意愿。另外，黄树岱改名仿儒岱，东村改名东坡村，上田冲改名尚廉冲等等，则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主人不同凡俗的文化修养和高尚的文化、政治诉求。地名美化的重要表现当属宗教化，包括儒释道信条的地名比比皆是。如“明德、长乐、折桂、孝义、嘉禾、归仁、积善、仁义、轻财、重信、孝弟、嘉祥、顺化、仁慈、守节、丰乐”等乡土地名，将命名者所信奉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生活追求、审美情趣、文化风尚等定格在地名中，无形中发挥了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 所谓地名雅言化，指把带有方言的地名改用雅言词（普通话古代名之曰雅言），又可称之为去方言化，其用意在于广为流传，与外部世界接轨。如荷坪改名与之谐音的和平，爆烛坑改名炮竹坑。黄山地名雅言化的一个奇特表现是“川”的扩大化，即“湾、培、坑、坞、土党、塘、垮、尖、土太、岭、坦、源”以及“庄、村、宅、铺、那”等通名都可代之以“川”字。更深层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所谓简化是指将长而复杂的地名改得短小一些，通常改为双音节，以便记忆、传播，方便日常交际。如外枫树坞简称枫川，竹园磻村简称磻村，始之村简称上庄，戴家坦简称戴川，东土干村简称宋家等等，都是由简化造成的。 地名变迁中的姓氏化，指地名由于居住者的更替或人口比例变化而改用新姓氏命名现象。这是徽州地名变迁的重头戏，也最具有戏剧性、故事性。中华民族历来就特别重视宗族姓氏的政治、文化功能。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是英雄好汉的口头禅；地名随主人，以命名村更有着悠久的传统。一个家族迁到一个新地方，就用自己的姓氏命名新的居住地，意味着对某地拥有所有权，更便于以此发挥别婚姻、等贵贱、辨亲疏、团结同姓，巩固、延续家族的作用。但岁月流逝，居地易主，地名更姓也就在所难免。姑且不说黄家村因当地方言“黄家”与“王八”谐音而改名胡家村，也不说糊口舍因有穷困潦倒色彩而改名何口舍，仅因住地易主而改地名的例子就不胜枚举。如歙县周邦头原名溪塝头，后来因周姓家族人口逐渐占多数而改名周邦头。仁川原名凌家湾，因仁姓迁入而改名。祁门环砂，原来有金、鲍、李、程四姓同时迁居此地，用谁家姓氏命名村落都难以平衡，索性谁家姓氏都不用，取名为白果树下。后来金、鲍、李三姓人口减少、势力渐弱，只有程姓蒸蒸日上，村名自然而然地改为“程家”了。后来又有他姓迁入与程姓势均力敌，这才因村落背山临水而四围砂石环绕，才改为今名。可以说，黄山地名变迁史很大一部分就是族姓之间的较量、斗争史，生动地折射出徽州家族迁移流徙、人丁增减、势力兴衰的曲折离奇的故事。当然，有的村落名里含有两个姓氏。如歙县朱陈，因朱、陈二姓同居一村而以两家姓氏村名，饱含着两姓族人和睦相处的殷切期待。 来源： 黄山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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