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3月28日 人民文学出版社迎来65岁生日 为庆祝生日 人文社召开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65周年茶话会” 会上新老员工欢聚一堂 当天 《朝内166号记忆》一书首发 一座楼 一群人 一些书 一种文化 在回忆与感念中 定格时代与文学的记忆
除了《朝内166号记忆》 另外还有两本关于 人文社的书 一是人文社老编辑王培元的 《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
另一是曾在人文社“借调式写作” 两年的著名作家冯骥才的 《凌汛：朝内大街166号》
作为中国文学出版重镇 人文社承载着太多文学记忆 这个门牌号 是中国文学的重要地标 继续领航中国文学出版方向 本次推送将分别选取 以上三本书中文章 从不同角度 呈现对朝内166号的 记忆纬度。 先看《朝内166号记忆》 一书写在前面的话 写在前面 文｜陈彦瑾 这本书缘起于一个至今未落到实处的消息——人文社大楼的搬迁。大概三年前，就时有“要搬了”的消息传出，两年前的2013年3月，则听到了妥妥的“要搬了”的消息。于是，和很多同事一样，生起了一种浓浓的“即将告别”的怅惘。那时就想，如果大楼消失，所有与楼有关的记忆——不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将何处安放？当推土机的巨铲将大楼铲成一片废墟，所有曾在这楼里工作、生活乃至度过大半生的人们，将从何处寻找慰藉？当若干年后新楼崛起，人们熟知的“朝阳门内大街166号”的门牌会安放在哪里？我们这些曾在老楼待过的人，又该如何向刚到出版社工作的年轻人讲述出版社的过去？…… 作为编辑，很自然地，我想到了出书，想请同事们来写写这座被称为“文化地标”的大楼，写写楼里的人，楼里的事，楼里的工作与生活，为即将消失的它留个见证和念想。这一想法得到了社领导和许多离退休及在职同事的支持，于是，2013年4月11日，我通过社办和老干部处在社内发布了《征稿启事》，并到一些部门向一些同事郑重约稿。当时觉得时间紧迫，截稿时间定于2013年5月15日，未想直到两年半后的今天，书稿才初步成型，而“要搬了”的消息，依然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在这座大楼的上空。也许是搬而未搬的次数多了，当初那种急迫的心也渐渐松懈了，这本书便在一种不紧不慢的心境下，走到了它命定要诞生的日子。虽然楼依旧在，当年脑海里映现的推土机将大楼推成废墟的画面也并没有发生，但每一本书都有它的命，而将在人文社建社六十五周年纪念日出版，或许正是这本书的命吧。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不同于社史、纪念集如本社所编《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50年》《怀念集》，也不同于个人专著如本社编辑王培元著《永远的朝内166号》、作家冯骥才著《凌汛》。它既有史又有怀念也有回忆，而且图文并茂，乍一看，可能和人们想象中的它不一样。因此，管士光社长看完书稿后，特别嘱咐我写一篇类似“前言”的东西，以作必要的交代和说明。 如前所说，编这本书最初的想法就不是为了对历史作研究、筛选和评判，而仅仅是想定格一些回忆，留住一些记忆，为即将消失的大楼留个见证和念想。所以，《征稿启事》为任何一个想留下念想的人提供了最大限度的书写自由： 一座楼，一群人，一种文化；一本书，一件事，一个回忆；一桌一椅一墙一角，一种感悟心得体会，皆可入题。只要是自己认为最有必要或最值得留住的记忆，都可以写。可以写自己，也可以写他人；可以是宏大叙事，也可以是个人叙事；可以写公共史，也可以写个人史。文体不限，形式不拘一格。可以理性，也可以感性；可以庄重，也可以活泼。字数不限，可长可短。可以长篇大论，也可以点滴碎片。欢迎随文提供相关图片，书影、书信、发稿单、退稿信、签名、墨宝、合影、办公室工作现场照等，皆可…… 如此不设限的原因，是想尽可能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尽可能多留住一些记忆，也尽可能让记忆丰满、自然，甚至芜杂都不怕，因为一座楼的生动和人一样，不是来自抽象的概念、标准化的评判，而是来自毛茸茸的细节。正是方方面面不同角度甚至看似矛盾的细节聚拢在一起，才构成一座楼和一家社的鲜活和生动。 正因为这样一个出发点，决定了这本书不是经严格过滤和剪裁后的整齐划一、盖棺论定，而是以“尽可能保留记忆”为原则，将征集到的稿件悉数收入，并按内容大致归为四类：写楼与生活的归为“忆大楼”，写人与事的归为“忆人事”，写编辑出版的归为“忆出版”，写社史和个人史的归为“忆岁月”。排序方面，没有按作者级别、职务高低或姓氏笔画对全书统一排序，而是基本上一个大类一个标准：“忆大楼”按写作者的年龄，“忆人事”按所回忆的人的生辰，“忆出版”按所回忆出版工作时间的先后，“忆岁月”按所回忆出版社历史阶段的先后。图文之间结合也不是特别紧密，而是在征集到的图片资料的基础上，以保留资料和丰富版面为原则，大体照应，笼统编排……总之，这本书将大楼里的人和事平等视之，将所有人的记忆平等视之，文章分类、排序和图文编排都是勉强为之，不可能百分百精确，难免有模糊和疏漏的地方，望读者体谅。另外，征稿以“自愿”为原则，所以，有些或许人们认为不能没有的作者、不能没有的人、不能不提的书和事，却没有出现在这本书中，而有些则收了两篇……也请读者理解。对于稿件内容，除过长文章不得不删节和除明显错漏外，都尽量保持了原貌。同时，为了丰富视角、弥补征稿的不足，又从《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50年》《怀念集》和一些报刊中选取了一些文章；并从人文社四十、五十、六十周年社庆纪念册及《永远的朝内166号》中选取了一些图片，以补图片征集的不足。征稿过程中，种种因缘也促成了一些社外作家、评论家的友情支援，如蒋子龙、谢冕、丁帆诸先生特别为本书赐稿，至为感谢！ 两年半的时光里，这座老楼又发生了很多事，一些人离开了，一些人退休了，一些人换岗位了，一些人编了很多好书……这座大楼的生活还在建构，关于大楼的记忆还在不断生成。而这本书所打捞的记忆，定格在了2015年以前。 那么，就让这本不那么完美的书，在2016年3月28日，为走过六十五个春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献上一份大寿薄礼吧！ 2015年11月18日 再选登一篇人文社资深编辑王晓 回忆两位人文社老人的文章 ▽ 记写出版社两位老人 文｜王晓 上世纪80年代，一天课后，我和几个同学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市部买书，买丹纳的《艺术哲学》。其实，这书离学校很近的新街口新华书店就有卖的，舍近求远，来回骑车二十里地——当时我们满怀揣着的是朝圣般的心情。那个时候，北京楼矮树高，间或有沙尘，但没听说过霾。那个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一干文学青年的眼里，不仅是一个出版机构，几乎就是文学本身。不独书店里成阵势的文学图书出自那里，还有许多故事指向那里。那时还不曾想到，三年以后，我会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三十年后，我依然是其中的一个分子。三十年还多一年，除了开初，参加中央讲师团到河南一年，从来不曾离开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这儿看着四外里的平房长成高楼，看着出版社临街的院子变小、老门房宋师傅挂鸟笼的杨树被伐走……一个人在山中游荡久了，感受最深的，已经不是大山远观的雄奇了，是局部，层层叠叠的细节，或者凡庸，或者奇拔，但都是构成雄奇景观不可或缺的部分。 这里，我想记述两个人。 第一个人，叫松涛。当年出版社有两个身量有高度的人，都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儿，一个是牛汉，另一个就是松涛。两个人都属蒙古血统。牛汉长在山西，而松涛就出生在今天的内蒙古地区。 在出版社做编辑，我进的第一个部门是理论组。那时当代文学这一块儿，人多势众，有小说北京组、小说北组、小说南组、诗歌散文组和理论组。理论组有五个人，主事的是毛承志和李昕，其他三个是白崇义、松涛和我。理论组在出版社前楼的三层，正对楼道最西端的两间相通的房子里。老白、李昕和我在北边这间办公，老毛和松涛在南边那间公干。那时的编辑部直如行业客栈，加之老毛勤恳，李昕活跃，有稿子没稿子，有事没事，几乎每天都有作者或外面的同行往来行走。而且一来，大家都打招呼、都见，热热闹闹。聊的时候，当然有关系远近，但不知晓的人要用心、花时间才能看得出来。后来我做策划，组织评论家写文章，邀集专家开研讨会，大半作者和来宾都是在理论组认识的。不管来客年长年幼，松涛都是一水儿的恭敬，话也不太多，有时想说什么好像也不太插得上嘴。可是关起门来都是自己人的时候，松涛的话并不少，讲的都是细碎平常的事情。大家有听的，也有没听的，一任他说。有一次，松涛看病，从医院赶来上班，大家都关心，松涛报结果，讲得严肃认真，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了，他还没说到见医生，还在讲路上的事情……那时我太年轻了，对他人的热情来得快也去得快，终于没搞清楚他到底因为什么去的医院。在出版社，我读过毛承志的文章，读过李昕的文章，后来也读过老白的文章，却从来没有读到过松涛的文章。 虽然身高不相上下，但松涛绝不像牛汉那样挺拔，处事风格也相去很远，举手投足总有那么一点儿诺诺的。我从没有见松涛跟谁急过。但有那么一两回，松涛讲街上见到的不公，眼睛里也有火光，看得出曾经也是有脾气的人。 说起来，40年代末期，松涛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进步学生，怀揣着改造社会的激情，兄弟们也都是干革命的。老毛当年就是北师大的地下党，见过松涛同学少年的时候。我问老毛，松涛当年也像现在这样吗？老毛说：嚯！那时他可火爆了。 在出版社一部分老人中，有关于松涛坎坷的传闻。据说，他风华正茂的时候，恋爱触碰了当时的特权；后来没留神，说话又越出了特定时期意识形态的“规范”；再后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的民族关系社会关系又牵连上了所谓的“内人党”……虽然没有遭受牢狱之灾，但长时间的问题，却一直没有让他抬起头来。我听说他是在行政部门转悠了很久，才被调到编辑部来的。 刚进理论组，我坐的办公桌，是刚刚调走的杨桂新留下来的。我认识杨桂新，那是一个热情时常爆棚的人，社里人称“杨大炮”。听说，有段时间，杨桂新对松涛的经历发生兴趣，要写成书。于是，天天下班后，两个人坐在办公室里，一个人一阶段一阶段地谈，一个人在大本子上一页一页地记。那是上世纪80年代的前半程啊，理论组向西的窗子望出去，还是一大片平房，还有炊烟，夕阳几无遮拦地照射进来……我不是怀恋那个时代，我是感动于生活中这样真朴的场景——好像一个象征，他们一个胸怀激情与梦想，一个享受倾诉与奉献的满足，简简单单。不知道是写了不满意，还是仅仅停留在笔记里——到今天我也没有见到有这样一本书出来。 松涛后来是和一个什么人的遗孀组成了家庭。什么时候，我不清楚，总之，是在我认识他之前大约很久的时候。那边是带孩子嫁过来的，两个人没有共同的孩子。一回我到东中街的家属宿舍办事，看见松涛在院子里哄弄孙子，视同己出一般，恬淡充实。 我见过松涛的爱人——出版社组织看内部电影，松涛把票给了他爱人。在小西天电影资料馆门口，成群等退票的人中间，我看见他爱人在前面走，大踏步地走，花白的短发上下跳动，现出一种单纯的满足。 后来过去很多年，听说松涛的老伴去世了，之后不久，又听说松涛把出版社福利售给他的房子卖了，揣上钱自己进了养老院。 另一个我想写的人，叫陈汝霖，山东文登人。文登那个地方我去过，三十几年前，那里的县城也就几栋楼，许多县级办事机关，还蜷缩在平房里，有一条像样的柏油马路，中间一根电杆挑着一盏路灯。 老陈出文登时，县城的样子一定比这更差——那是大约七十几年前的事情。我听他零星讲过。侵略者的战火在中国东部熊燃，老陈好像是过浙江、过湖南逃到西南大后方的。差不多相同的时节，竺可桢带浙江大学西迁走的也是这条道。我做过浙大西迁书稿的责编，间接体会过那年月那条道路的艰辛。老陈那时应该是中学生，到西南后考进了西南联大。我不知道老陈是联大哪届的。有天早上，他告诉我，头天下午他去看了李岫。李岫是李广田的女儿。老陈很景仰地说，李广田是他的老师。那时老陈落实政策，刚打东北调回北京。有件事我一直心存疑问，李广田在西南联大是中文系教文学理论的，而老陈后来在东北的中学，教的好像是英语。学中文教英语？我愿意相信，这是西南联大培养的学生，厉害。 说起来是大我十几岁的老同志，但按在社时间算，陈汝霖还真没我长。 老陈哪年来出版社的，不知道。老陈是1953年被有关人员从出版社带走的。原因是他在共和国建立以前，加入了一个进步青年的组织，但那组织后来被定性为托派。老陈觉着冤，他说过，那时你们都是地下活动，我哪知道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 老陈很少提及他被关押时的情况，包括被关押的时间，起码对我是如此。我所知道的是，后来他就在关押地的黑龙江工作，大概就是当年所说的就地就业吧。我来社两三年后，忽然听到说有个叫陈汝霖的人，说有人借来京开会，到出版社谈给老陈落实政策的事，说人事处的人不知道陈汝霖，那天上班的老人只有《新文学史料》的黄汶知道这人，说老陈被带走的时候，黄汶在，说黄汶当时只有十九岁。这件事我没考证过。老陈说他被带走的时候，不到三十岁。 冯骥才在《凌汛》中，约略记录了拨乱反正期间，那些被落实政策的人返回出版社的情景，那是成拨的，见天一两个，大家见了都欢呼。陈汝霖要晚了好几年，是我来社后见到的，被落实政策返回单位的唯一一位。我没有见到欢呼的情形，大约是时间久远，案子比较特殊，牵扯面小，而且老陈当时年轻，也无声名或人脉，因此不足以轰动吧。 传闻听来没多久，就见到了真人。中等个子，花白头发，身板硬朗，双眼闪亮。见人似点头非点头，很少露笑。出版社有自己的原则。尽管那时的职工住房并不宽裕，还是把八里庄宿舍的一套房子分给老陈，先是一居，然后是两居。多年的拘禁与管制，我想还有他内心孤傲的缘故，老陈始终孤身一人。一度，李昕和他做邻居，见他孤单，劝他买一台电视机。老陈告诉李昕，他全部积蓄只有一千四百多块钱。当然，那时节，一千四百元可以买一台电视了，但那是他全部的积蓄。李昕跟我们讲这件事的时候，自问买什么电视好呢？黑白的？这事儿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李昕是想叫我们陪他去买，帮他搬。 其实陈汝霖并不是我们部门的，返社后被分配到了《文学故事报》。虽然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但对一个身体尚健、自己又有工作要求的孤老，这样的安排是很合人情的。 不久，就有关于老陈与人交往怪异的故事开始流传了。有人想给他介绍对象，老陈明确告诉这好心人，我只能给对方十几分钟……类似的传闻不止一个，我相信大半都是真的——以我对同仁们的了解，传闻顶多掺点水罢了，而对老陈这样的人，掺水的剂量绝不可能大。 后来出国的吴声雷讲过，刚来社时和老陈一个办公室，他们办公室还有一位老先生——黄伊。老陈和黄伊经常发生争吵，他们吵架的方式很有意思：两个人都闷头在自己的办公桌前，谁也不对着谁，声音也不高，一边翻稿子一边争吵。黄伊是《文学故事报》的主编，老陈的直接领导。他们吵都是为工作，两人看问题的观点不一致。老陈好与人斗气，出版社大家都知道，一般都让着。在八里庄宿舍，楼上正上幼儿园的孩子挪了下凳子，老陈马上跑到楼道里大声斥责。还有一回，老陈拿着一封信对我说，你看看，这个孩子怎么能这样呢！原来老陈过去的一个学生，给老陈来了一封信，叹息人生的路越走越窄。老陈立刻回复了一封信，告诉他人生很可为，给他讲了苦孩子雷锋成长的故事。结果惹了那学生的心火，又来一信指老陈的观念不现实。我觉着老陈没必要动那么大的肝火，给他讲了半天现下年轻人的生存景况，不曾想，老陈的火气转到我身上来了，一个多星期也还没过去。当时觉得好笑，现在看，那是老陈充实自己生活的一个习惯——就我了解，老陈身边没有多少可以深入交流的人，很长很长时间都是这样。我去过老陈的家，锅碗瓢盆，沿墙根儿码放着，可以折叠的圆餐桌，摸上去有点儿沾手。 出版社对陈汝霖真的很好，过退休年龄很久，直到他不想干了，才停止聘用他。老陈不来上班了，但有时在老干部处还能见到他，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来坐坐，看看报纸。再后来，听说他投奔济南他的一个侄子那儿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出版社的公告栏贴出了讣告，陈汝霖去世了，在济南。出版社派人过去办理了他的后事。 来出版社三十个年头，在公告栏上见到的讣告，远不止三十个。认识的和仅是知道的，在我他们是如此生动，以至于每当我想到命运这个词的时候，就自然会想到他们。出名的和不出名的，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身段姿态，构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氛围。这个氛围，随着时代的颠簸，或有变化，说它好，说它不好，事实是，很多很多年，它一直保持着一个职业的相对值的高点…… 其实我很想写写陶良华。我记得2007年秋后，陶良华报病危——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脑际了。接近下午，我坐在小县城湾沚的医院里看着他。陶良华的手搭在我手上，一会儿绵软，一会儿有一点儿微力……这个人离我太近了，这篇文章的字数也够多了，让我再陶冶陶冶，找另外的机会再说吧。 这里，我写的是出版社少为人知的人物。我不能阻止自己想起他们，就像我时常想到出版社那些闪光的人物一样。我一体地爱他们。灵魂闪光的人物，总有人会记述他们，那么就让我忠于一下自己，写写出版社的普通人，也是曾经构成出版社辉煌的人。 我没有写他们的具体工作业绩，以及和他们个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样的故事就好像到处都有。刚来出版社的时候，我在资料室，读过一本书，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美国诗选》，精装，大约二十四开本，我记得其中的一段诗：春天那边也打雷/长夏一切作物都成熟/收获时节麦子长着白芒/正和别处一样……/可是它到底是我的/水边的赤杨山间的茅榉都是我的/它是我的故乡…… 三十年，再多几年，我知道将来总有一天，我会像思念故乡一样，想起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我眼里，它依然是文学本身，只是角度有些不同罢了。 2015年5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