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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远甫 今年3月中旬，针对程光炜教授《当代文学中的“鲁郭茅巴老曹”》 一文，在《文学报·新批评》上有文章大加评论，几乎是火力全开，批评得很严厉，几乎全面否定了程教授的说法，认为所谓的当代文学经典作家与作品的主张很难成立。 我无意在这里按照惯用调式，再来个反批评，而是想从个人经验、历史境域、学术伦理几方面，试着替程光炜教授作一种大约并没有多少力量的外围辩护，尽自己所能为他鸣不平。其中，个人经验是这篇文字的主要着力点。 要弄清程教授为什么会提出“当代文学中的‘鲁郭茅巴老曹’”概念，就得先弄清楚，程先生的个人经验，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对其发现、甄别经典并尝试为经典定型的热情之形成，具有什么样的作用。 作为学者的程光炜先生，早年其实主要写的是诗及诗评。自九十年代中后期起，他才逐渐转为文学史研究。专业方向和研究范围上的这种调整变化，与程教授的个人经验紧密相关。一方面，这种调整变化彰显了其历史观感和学科认知的个人经验烙痕，另一方面，它还反映了其个人经验中的文化沉淀和学术理性，再一方面，它也投射了其个人经验中的哲学思考和诗歌修养——程光炜当然看清楚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目下的文学转捩点，并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亟需开掘的重要学术领域，因为内中既涉及到“文学传统的‘断裂’与嬗变、当代文学的演绎与重构、学科研究的空间与视角”等，又涉及到文学史和思想史的有待“厘定”。 以审慎表达为路轨，以联类取譬、伸延拓展为模范，并借此将现代文学引向当代文学——我不认为程教授的此举不妥当，不认为这是在雪野之中颂麦秋，不认为这是不识之无，不认为这是蔑视现代文学诸多大家的创世纪式的努力和成就，不认为这是没有原则地去拔高当代作家。他谈论时下的经典作家与经典作品的可能性，其实既是基于个人解读，还是基于现代文学的辉煌历史，更是基于当代文学的丰厚现实。可以说，作为学者，他在这方面的态度和发言，是向善的，是严肃的，是有价值的，是没有背离学术精神的。我们可以回忆一下程教授所论内容，就不难看出，程教授的评价是设限的，其一不是泛指，其二不是滥指。在他提到的几个作家当中，他多次多处（含其大量著述）对自己的阅读经验，进行过详尽说明，而所有说明，都是以作品分析、以理论阐释为归依。言及于此，我们不妨先重温一下莱布尼茨说过的一句话:“自然界都是相似的。”顺着莱氏的意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着说，文学经典都是相似的呢？文学情境，都在确证人类创造力的永恒，确证梦想不灭，都能疗治灵魂。假若真是如此的话，那么，我们对程教授与上述诸点相关的并和其质地相近的、向善的文学史书写，难道可以横加指责吗？说到底，程教授不过是想通过“重写文学史”，来传达自己的热望：当代文学也应有属于自己的丰碑———拥有像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家那样的一批批当代文学名家。这恐怕是确定无疑的。综观程教授的著述，甚至缩小到只阅读他与“鲁郭茅巴老曹”相涉的论文，我们应当可以下一个不偏不倚的结论：程先生的初衷的确就是如此。 认真论起来，这里实际上已旁及于学术积累、学术理想的问题。 程教授的学术积累，已非一日之功，那是经年累月、皓首穷经的海量的思考与辨析、枯坐与对白，阅读与表达；那也是一种理想的建树与追寻。如果我们能读读他的《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1949——1976）》，读读他的《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读读他的《当代文学60年通说》，读读他的 《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再读读他另外的10余部专著，读读他数量庞大的论文，你就能发现，他在学术上，早已是涉猎极广，用力甚勤。以这样的学术积累，与言现当代经典作家、经典作品，并以之承载学术理想，一是够资格，二是够分量，三是够动能。 相比较而言，如果回头品咂一下陈歆耕先生的批评，我倒觉得，陈先生似乎显得有些偏激。至少，程教授对当代作家——特别是对他专门点到的几位作家的小说，是作了兼具广度与深度的阅读的，而陈先生的阅读，似乎仅止于蜻蜓点水，甚至我不能不遗憾地指出，陈先生或许真的如他自己所坦承的那样：宁愿读五遍《鲁迅全集》，也没有兴趣和耐心去读一遍程教授所郑重推荐的那些作家作品。我之这样说，其实是为了替程教授鸣不平：老老实实的阅读，去粗取精，何错之有？ 要而言之，程教授的历史观感，应当就是不满话语模式的固化、意识形态的泛化、建构法则的僵化；他的学科认知，应当就是反对思想资源的趋同、文学想象的趋平、生活逻辑的趋俗；他的文化沉淀，就是策动向内反观，促成向外汲取，挖掘人性通道；他的学术理性，应当就是坚持启蒙精神，植入现代情感，培育自由灵魂；他的哲学思考，应当就是观照物质世界，消除信仰阻障，探求文学规律；他的诗歌修养，应当就是安妥自身，完成审美，提升境界。而这些，或许就是他谈论时下经典作家与经典作品可能性的真意所系。我们可能无法完成这类以心理学为底座的确指，但是我们能够用程教授的历史记述、现实刊布和人格刻录作实证，来认定一个以诗歌、以美丽、以未来为魂魄的学者，在文学史书写方面的工作，以及在追踪中国当代文学经典作家与经典作品方面的工作，是向善的，是值得尊敬的。 其次，程光炜先生向善的文学史书写，同时也是历史境域造就的。 相关书写，与对现当代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认知，高度暗合。 作为现代文学，或者说是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作品，早已有了成熟结论，这里不多讲，我们只讨论当代文学。以三个文学史分期而论，时下的文学，实际上是经历了收紧、强制、放逐、松绑过程的。程教授几乎穿过了这三个历史分期的全境，穿越了大部分的文学现场，他的观察差不多遍及全域。正因为如此，程光炜才能成为今天的程光炜，他才会不遗余力地去向当代文学要经典、说经典、存留经典。而他与经典直接间接发生关联的向善的文学史书写，即是这种历史境域的产儿。就程光炜来说，他首先需要的是面对实际的历史背景，而且，在这其中，他没有任何机会表示抗御，他也没有特定办法去消解它。总之，历史给他所设的境域，不是闭合，而是打开；不是跳出，而是进入。到了晚近，诗人兼书商的叶匡政甚至还撰文称，“文学已死”； 而2009年6月，陈晓明也发问“今天的中国文学到底是什么？它在哪儿？”从历史境域看，整个文学界似乎陷入了悲观主义情绪不能自拔，虽然文学根本没有死过。身处如此境域，程光炜所能做的，就是把文学史上发生的一切，在特定的外部和内部条件下进行还原（或仿真），并战战兢兢地予以记录，以反映“动态的历史因素”，或“构成新的当代文学史”。 再次是学术伦理。 学术伦理，实际上既是指学术规范——亦即指在学术活动中应该遵从的职业操守，还指在学术研究中，个人应坚持的学术标准。 程教授在整个研究工作中，所坚持的学术规范和标准，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的形制解析与口径认定——他从来没有因怕被误解而改弦易辙，而委曲求全。 这种几乎可以说是纯粹出于书生天性的行为，透出的是一股犟劲。这股犟劲，让程教授变得九头牛也拉不回。无论别人在不在意，他都始终守着“鲁郭茅巴老曹”，一条道走到黑。至于说到自身，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按照一贯的逻辑，去完成向善的文学史的书写。 完成向善的文学史的书写，也正好是程教授学术伦理的现实注脚，而这一注脚，恰恰就像是给当代文学经典量身打造的长短两个解释：“在文本的天然的自我解构中，总是有一种奇妙的意味溢出来”；而那里是“一个非常壮观的文学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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