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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国概述 今天的天主教，从中古时代的前期，也就是蛮族入侵后的西欧，艰苦成长的漫漫旅途。更希望今天的教会以及教内同胞，一面回首来时路，一面反思此时此刻，而瞻望未来，对自己的教友生活，或修道奉献的生活，能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在迈向天国的旅途上，能更信赖天主，向天主作更完全的投诚，也更爱我们的教会，为教会作更多的服务。下面，我们就说说“教皇国”和“加洛林王朝”的出现。 在西元八世纪的中叶，久已混乱的西方政局，先后出现了两股安抚的力量，那就是“加洛林王朝”和“教皇国”。他们的出现，是彼此互助合作的结果，由于这种合作，又产生了一个新的观念，就是所谓的“基督教共和国”的观念。在第五世纪，我们看到了罗马帝国的崩溃，以及文化的衰落，第六世纪，虽然有查士丁尼卷土重来，但是，地中海世界的一统，也就是罗马文化的基地，终于因为势力的兴起和扩张，而分裂成东西。与东方隔离后的西方，在闭锁的情况下，逐渐开发了一个新境界，领导这新境界的是法兰克人和基督教的领袖份子。这一部分的主题，就以“教皇国”的形成、“加洛林王朝”的兴起，做个简略的说明。 罗马帝国崩溃后，旧的政治观念，已经失去了效用，而日尔曼人“强力占据”的传统，似乎又不能适用于太平之时，因此建立新政治观念也就成了是必须的，因为当时接受教育的都是教士们或隐修院的修士们，他们的政治观念，自然是以基督教思想为基础了。也就是经过圣奥斯定在《天主之城》这本书，所构成的政治思想，他们不只是希望政教二者能通力合作，甚至更希望建立一个，以教会为主的“神权乌托邦”，同时，罗马的政治制虽然是已经崩溃了，但是，罗马帝国的阴魂未散，还不断的迷缠着人们的心灵里，基督教和罗马帝国合而为一，正是这个“神权乌托邦”的实现，因此呢，想要建立一个“基督教共和国”，就成了这时代知识份子们普遍的愿望。使“基督教共和国”实现的是查理曼。公元八百年，教宗为他加冕的典礼，正是象征这个时代的开始。 梅罗文加王朝 要谈“教皇国”的形成与“加洛林王朝”之间相互关系，我们就得先来谈谈“加洛林王朝”的前身，“梅罗文加王朝”的没落。公元481年，法兰克一个部落的国王克洛维创立了“梅罗文加王朝”，经过不断的努力和发展，在511年，克洛维去逝时，留下个强大王国，他生前也已皈依了天主教，因此，法兰克王国一向有“教会的长女”的称号。克洛维国王死后，由他的四个儿子分别治理疆土，并且，继续扩张疆土。克洛维的四个儿子中，在世活得最长的是克洛达。他又统一了法兰克全国，但561年，克洛达死后，国土又由他的四个儿子来分别承继，整个儿的“梅罗文加王朝”，就在这种分合的循环状态下，产生周期性的内战。公元561年以后，“梅罗文加王朝”的历史，实在没有详述的必要，内战、阴谋、颠覆、暗杀是夺取政权的捷径，而且，这班国王大都是专治暴君，直到查理曼的祖先丕平担任宫廷执政时，法兰克王国，才慢慢走上法治之途。 从克洛维开始，“梅罗文加王朝”和教会之间一直维持着密切的关系，双方都利用对方来增进自己的利益。教区的主教和修道院的院长是国王最得力的助手，由于国王的慷慨，主教成为大地主，而修道院的财富也不断的增加，罗马帝国时代教会所享的特权，不但没有取消，反而逐渐的扩展，教会享有司法独立权，教士若犯了法，也唯有教会才有权力处理，教会有它自己的法律和法庭，与国家所设的法律和法庭分庭抗礼。此外，教会为了保护自己土地的完整，免于受横行霸道的军人干扰，教会又从国王那儿获得豁免的特权，任何地方官吏不得进入教会的土地。因此，教会的土地，成了特别行政区，俨然有如国中之国，这对以后封建制度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还有很多事件，由于法兰克国王不能预见它们的重要性，也渐渐的落入教会的手中。举个例子说吧！日尔曼人并没有所谓“控制遗嘱”的规定，不动产的继承和分配，一向都依照惯例来规定，而教会呢，就对遗嘱十分的重视，因为教会的财富大多数是由这种遗产的捐赠而来。为此之故，“梅罗文加王朝”与教会之间，逐渐发展出一种妥协的方式，所有不动产的转移，应该依照日尔曼的习惯法，但是，也可以借遗嘱而转让，而教会呢，则享有控制遗嘱的权力，婚姻和子女的合法与否，也逐渐为教会的权限，由教会法庭来处理。此外照顾贫病、寡妇、孤儿等慈善事业也由教会经营，总之，过去罗马所负责的许多社会工作，如今都成为教会的责任了。 “梅罗文加王朝”对教会虽然一直是恩惠有加，但是，对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任命却加以控制和干涉，惟独国王所同意的人选，才能被选。此外教务会议，也受到的牵制，惟有国王所召集的教务会议才算是合法的，会议的议决事项，也须经过国王的批准才可以生效。如此一来，法兰克的教会在人事与立法两方面全受到了控制。这种政权干涉教权的情况，自然产生严重的后果。教会成了王朝的一部份，主教也和其他的官员无所差别。“梅罗文加王朝”逐渐衰退，虽然因素很复杂，而其中一项就是教会领导人物素质的降低。 从“梅罗文加王朝”不断的内战中，出现了一些强大而具有影响力的大家族。公元613年，推翻皇后卜隆希尔的，就是梅次城的主教阿奴弗和兰顿·丕平所领导的，由贵族们所组成的联合阵线。从此以后，法兰克王国的政权落入贵族和“宫庭执政”的手中。所谓“宫庭执政”在起初，不过只是替国王经管宫庭和地产的家臣或管家，由于政治的紊乱，他们又控制着国王的经济，管家就逐渐成了“宫庭执政”，成为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公元687年，兰顿·丕平的孙子海利斯多·丕平击败了其他的“宫庭执政”，成为全法兰克王国的实权统治者。公元714年，海利斯多·丕平死后，“宫庭执政”之位就由他的私生子“铁锤查理”所继承，而这时的国王只不过个傀儡，朝廷大权在“铁锤查理”手中。从伦巴人入侵义大利半岛以来，拜占庭方面已是鞭长莫及，对教宗和义大利人民已没有能力加以保护了。法兰克是义大利北方的新兴国家，教宗和义大利人民，都寄以殷切的希望，查理和伦巴人之间盟约粉碎了他们的希望。好在，这个政策只是暂时性的，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影响，因为到了他的儿子丕平的时代，法兰克王国和教宗之间缔结了新的盟约，一致对付伦巴人，终于使伦巴人的王国消灭了。 查理为了能有更多的土地来雇用战士，他没收了高卢教会的土地产权，因而引起了教士们的反感，为了对付势力，又不得不广展军力，在军费上的庞大开支已非法兰克所能负担，也只有以土地来补偿日益增加的开支。土地的占有和军事上的服役，从此就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使得欧洲的政治更进一步的走上了封建制度。公元741年，“铁锤查理”去逝，其子“矮子丕平”是一位精明恭勤的统治者，在和教会的关系方面，他一反乃父的作风，首先，他让教会保持土地的所有权，虽然骑兵仍然享有土地，这一点，使得日后的教会卷入封建制度，主教成了封建领主。其次呢，他和当代著名的主教鲍尼法斯通力合作，推行教会的革新，以及在东方的传教工作。“矮子丕平”使得教会成为一个协助推展政治势力有力的工具。而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和教宗结盟，共同一致对付伦巴人，“加洛林王朝”的建立和“教皇国”的形成，就是基于两者之间这样的关系。 丕平取代“梅罗文加王朝”，历史年鉴上曾有这样的记载：公元749年，伏姆斯的主教蒲卡特偕同派驻宫廷的神父傅拉特，受命咨询教宗匝加利亚：“法兰克王有名无实，这事是否合理？”教宗匝加利亚回复说：“有实权者，也应有国王的名号，比起有名无实的更为合理，并且为了避免国家正常秩序遭到扰乱，用我宗座的特权，立丕平为王。”在获得教宗的答复之后，丕平立即取代梅罗文加国王的契贝利克三世，自立为法兰克王，“加洛林王朝”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本历史年鉴，还有以下这段记载： 公元750年，按照法兰克人的惯列，丕平被选为国王，由已故的鲍尼法斯总主教傅油祝圣，在苏阿桑城被法兰克人拥立为王，声称国王的契贝利克三世削发入了隐修院。这件事情，在以后的政教关系上，有者极为重要的影响，虽然法兰克的历史书，一再的强调丕平是由法兰克人的推选、拥立等字句，但是，实际上丕平替代“梅罗文加王朝”，是出于罗马教宗的一句话而定，受到教宗的敕封。在以后，冲突时，罗马教宗往往就会宣称辞，废立帝王的权柄所依据的，就是公元749年丕平的篡位，替代“梅罗文加王朝”，以及公元800年查理曼加冕为罗马皇帝这两件事。 从此以后，“加洛林王朝”和罗马的教会，缔结了不解之缘，教宗既声明丕平的篡位是合法的，而且，还以宗教的礼仪，予以祝圣、神圣化。下面要讲的，当然就是丕平如何协助教宗来“合法化”，他在义大利的政治地位了。 教宗权利的演变 在说明“教皇国”的建立以前，必须简略的说明一下，罗马教宗各种权力的演变，尤其是政治权力。教会创立的初期，各个教区，除了直接隶属于创立该教会的宗徒控制管理外，彼此之间并没有从属关系，更没有所谓最高中央组织的存在。为了信仰和教义的统一，以及教会纲纪的维持，一个更高权威的成立，也就迫不及待了。第三世纪的时候，罗马省内各主教集会以解决共同的问题。这种集会后来逐渐成了惯例，第四世纪末省会主教，因为主持这项集会，也就逐渐被视为全省主教之首，称为省会主教或总主教，同时，罗马是帝国的京都，罗马城的主教，自然是众望所归的领袖，再加上公元第四、第五世纪的政治背景，罗马主教，也就被公认为整个教会的统治者，相当于罗马的皇帝，那就是我们所称的“教皇”或“教宗”。在“教皇国”形成的背景因素中，首先谈到的是教会的组织形成的经过，罗马的主教到了第四、第五世纪，所面对的政治现况，而逐渐有了“教皇”或“教宗”的称呼，下面从这里继续。 从教宗到神父的职权，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制度，称为“圣统制”。“圣统制”的演变，随着时代的需要，由隐晦而明显，由简单而复杂，由散漫而严谨，并非一成不变，而且，受到罗马政治制度的影响相当的深远，教会的整个组织，实在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组织的翻版。 罗马教宗逐渐被公认为天主教的最高领袖，那就是说，他拥有“首席权”。罗马教宗的“首席权”可以从神学和历史两方面来解释和说明。在神学上，“首席权”的根据是圣经上，耶稣对西满伯多禄说的那句名言：“你是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战胜他，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磐石”的希腊文发音就是“伯多禄”。西满这位宗徒，也就从此改名为“伯多禄”，受耶稣亲自指定为宗徒之长，领导耶稣所创立的教会，伯多禄既然身为罗马的主教，他的继承人，当然也就成了教会的最高领袖，天主教承认罗马教宗的“首席权”，当然也就成了教会的最高领袖，天主教承认罗马教宗的“首席权”，它的神学根据，就是玛窦福音16章的17到19节的这一段话。 从历史的演变来说，罗马教宗“首席权”的确认，就不是这么的简单和清楚了。罗马主教演变为教宗、教会的最高领袖，这是逐渐发展的，当然也是受到了环境的影响，另外呢，“首席权”和过去历上的“首席权”有着蛮大的距离。在中古时代教宗“首席权”，不仅是指信仰和道德上的“训诲权”，尤其指的是教会的行政上的“统治权”，而且，还包括有俗务上的“政治权”。“训诲权”、“统治权”、“政治权”这三种权力的演变，无论是在时间上或地域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教宗“首席权”中表现得最早的是“训诲权”，而且是最普遍的被接受。要说明这一点，最好的例子是异端问题的处理。在历史上比较重要的，像亚略派、聂斯托里派、一性论等，也都发生在东方。君士坦丁堡是东罗马帝国的京都，亚历山大里亚大城是教会的学术中心，耶路撒冷、安提约基亚是初期教会的发源地，这四座初期教会的重镇，在教会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或因环境的重要，或因出自宗徒自己所亲自创立，因而他们的主教，被尊称为“宗主教”，带有一方之宗的色彩，都是位高望重，为信友们所景仰。但是，每一次异端发生之后，争论的双方最后都转向罗马，要求罗马的主教出面解决，凡是与罗马保持着共融的，就是“正统”或“正宗”的标记，凡是拒绝罗马的仲裁或决议的，立刻就停止这种共融，或则称它是“开除教籍”，这些派别的就被宣告是异端。我们就以公元451年的“迦尔西敦会议”为例子，来说明教宗的“训诲权”。先是呢，倡导“一性论”的欧底该斯，他是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依恃皇帝的权威，控制在厄弗所所召开的会议，压迫反对派，罗马教宗圣利奥一世，一面斥责这个会议，形容它是“盗寇会议”，一面另外派遣代表召开“迦尔西敦会议”，当大会宣读教宗的亲笔信函后，参与会议的主教们一致宣称说：“这是教会的信仰，这也是宗徒所宣讲的信仰，正宗派也有与此相同的信仰，坚持不同看法的，应该受征罚，借教宗利奥的口，伯多禄已经向我们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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