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清华大学”的梅园题石
到过台湾“清华大学”梅园的人应该都会看到一面镌刻着“勋昭作育”四个大字的碑墙。字体端正肃穆，上款是“月涵先生千古”，下款是“蒋中正敬题”。“勋昭作育”集字于明代李东阳《重建成都府学记》，所谓：“虽道德勋业与时高下，而作育之效、磋切之益，皆不可诬。”这是对一位长年从事大学教育、桃李满天下的老校长的礼赞。
1962年梅贻琦辞世，其葬礼规格甚高，不仅“行政院”院长于右任为墓园书名“梅园”，蒋介石也难掩悲痛，亲书此额以凭吊故人。梅贻琦下葬后，蒋的手迹等比放大后被填金镌刻于碑墙上，供人缅怀。
梅园里共种植了242棵梅树，往年花季约在1月底登场。说是今年梅花提早绽放争妍。梅花初绽到完全盛开，已成新竹的观光名胜。每年台湾“清华大学”与台湾交通大学都要举行梅竹赛，开赛前，清大师生会到梅园誓师祭梅，感念校长对清华的贡献。梅竹赛已成学校的传统节日，不仅是美好的回忆，也是一盏不断传承的明灯。
更难得的是，梅贻琦被两岸清华大学都尊为“终身校长”，说明他的盖世之功。他执掌清华17年，一手将清华带入世界一流高等学府的行列并打造出不朽校格。
“大概或者也许是”，好一个“寡言君子”
1914年秋天，梅贻琦从美国留学归来。夫人韩咏华回忆说：“我记得他是和出国考察观光的严范孙（严修）老先生同船归来的，我们许多人都曾到大沽口码头去迎接。”
梅贻琦作为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就学于伍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专攻电机工程，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并入选Sigma Xi荣誉会员。归国后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
他个性沉静，寡言、慎言，他有时给人的印象是“其言也讱，似不能言者”；有时又给人以模棱两可的印象，学生曾作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他不喜说话，不苟言笑，或显木讷，却不是呆板的“冬烘先生”。他属于那种话少行动多的人，他的座右铭之一是：“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他主张：人活一世，若能留一句于世人有益的话，也就不虚此生了。
他智慧通达，幽默诙谐，待人做事颇有情趣。他一生文章写得不多，讲演更少，但是平时阅读的范围很广，涉及理科专业的书、刊物经常研读，对物理学、工程学等研究发展的新动态、新成果了如指掌。对隶属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史学、地理、文学、哲学等具有扎实的功底、浓厚的兴趣。
梅贻琦爱好广泛，爱听音乐，吟诵诗词，欣赏字画，集邮。他的床头常年放着英文版的《读者文摘》与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再忙也要挤时间去看。因此，他讲起话来引经据典，见解独特；知识面的广博丰富也使他与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教授都能谈得拢，相交融洽，舒畅。他对室打球等外活动等也十分喜欢。但由于他掌清华或西南联大都是临危受命，身负重任，宵衣旰食，许多爱好都在无形中舍弃了。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孟子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是说“故国”，不是指那国家有高大的树木，而是指它有累代功勋的忠臣。孟子的这段话或知之者不多。梅贻琦借尸还魂，说了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斯言一出，广为传诵。
1931年10月，梅贻琦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他是清华第十位，也是任期最长的校长，此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见怪不怪的平常事，没有哪位校长能在清华待得长久的。而几年过去，梅贻琦依然稳坐校长的位置，被问到有何秘诀，梅贻琦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他的领导能力得到了全校上下的拥护。
清华前身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回忆，1929年他到清华教书时，清华已经有两年大学班了，那时的清华，报名人数并不太多。梅贻琦掌清华后，“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由此他在清华建立起“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他既讲民主，又法度严明，清华校务始终井井有条。不到10年时间，清华便声名鹊起。
他主张“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在他掌校的17年里，清华大学延聘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校执教，全校设有文、理、工、法、农等5个学院26个系，发展为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学府。
清华众多优秀教师的言传身教和人格魅力，让学生们终身受益。梅校长高雅的风度也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梅校长手上有技巧，写字秀气，画图干净；衣着床衾和书报用具，都整齐有序，生活在简朴中有艺术。饮食茶酒，既节省又懂得考究。听音乐，看平剧，鉴别书画，欣赏诗词，都有极高的修养。”
基于梅贻琦的办学理念，校园内汇聚着各家各派的学术思想。20世纪30年代有近百位教授就聘于清华，尽是学界知名学者，而外籍学者的到来，更是促进了与国外的学术交流和沟通。出身清华的林从敏说道：“梅师一生尊重学术自由，不干涉教授与同学个人的政治思想。”冯友兰说，此时“清华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对于融合中西新旧一方面，也特别成功。这就成了清华的学术传统”。
抗战期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曾在长沙合并为一校，三校的校长未统一到位，时任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的叶公超回忆说：当年他到了长沙以后，才知道蒋梦麟仍在杭州，叶公超问他南开和清华的两位校长什么时候来，蒋梦麟表示并不乐观。这时候，有人说如果张伯苓和梅贻琦不来，就拆伙！
后来到了西南联大的梅贻琦到底没有辜负大家的信任，把学校管理得井井有条。在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奉命迁往昆明时，梅贻琦曾讲过一段“高调”的话：“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敢向清华的同人校友说一句‘幸告无罪’。”他不愧是西南联大的“船长”。
建校初期三人共同主持校务，但蒋梦麟和张伯苓多在重庆参加政府要事，另有公务，偏居一隅的西南联大的众多事情都落到了梅贻琦头上。梅贻琦兼任西南联大常委，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主持校务，为中国高等教育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梅贻琦认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梅贻琦一生情系清华，曾多次用“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来描述对清华的情感。
血脉的延续：台北新竹清华
1948年冬，北平即将解放。清华园里，学生们张贴海报并结队至校长办公室和住宅请愿，要求校长不要跟随国民党南撤，原清华历史系教师吴晗以中共军代表的身份奉周恩来之命劝他留在北平。但这位校长还是执意顶着解放军围城的炮火南下，从南京转道上海赴香港，再由法国到美国，最终“归骨于田横之岛”。
梅贻琦南下后，国民党政府再三邀请梅贻琦入阁，他却坚持了一贯的中间立场，他对新闻记者谈话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再三婉谢，他依旧属于教育。
梅贻琦终究是像胡适一样乘飞机悄然地飞往南京了，对于他出走的理由，有人说是一种“故国”中的“世臣”气节。梅贻琦自己的解释是：“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 1951年，梅贻琦辗转在美国协进社落脚，夫人韩咏华得此消息后，携带两个外孙由香港赴美。此时，儿子梅祖彦正在美国读书，夫妻俩再度与分别八年的儿子相聚在了一起。
梅贻琦来到美国之后，掌控了清华在美的全部庚款基金，这一次梅贻琦又将何去何从呢？ 他在早年的日记中就写道，“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这个“怀疑”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时局和中共的看法，对学术自由的尊崇和思想文化理念的不一致，是一些人背井离乡，远赴台湾的重要原因。几年后梅贻琦用那笔庚款基金在台湾新竹建起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为创办台湾的清华大学奠定了基础。
1954年3月，儿子梅祖彦离开美回归大陆，被分配到清华大学任助教，梅贻琦也于翌年，也就是1955年，由美国飞赴台湾，据说，如果他不去台湾，专项清华退还庚款就会被美国人扣下了。
1955年，梅贻琦用清华基金会的利息，在新竹筹备“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就曾在此学习，梅此后主持校务直至1962年逝世。
他把一生奉献给了清华，始终恪守清华的教育理念，与政治保持距离，保存并延续了清华的血脉。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的，在台湾长时间只有一个原子能研究所，但并不是没有实力建其他科系。
梅贻琦于1956年赴美洽聘专业人员的同时，亦洽订原子反应堆及订购仪器，并洽拨基金年息。于1958年7月开始安装范氏加速器，次年春安装完成。当时原子科学研究所最重要的设备为一座小型游泳池式的核反应堆，于1961年4月13日达到临界。这座反应堆系于1958年3月和美国奇异公司签约，1958年冬开始兴建，1961年12月2日在台北举行正式落成典礼。对于原子炉之兴建，梅贻琦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这一年，梅贻琦应陈诚盛邀出任（台湾）“教育部”部长，兼原子能委员会主任，次年兼任台湾“国家长期发展委员会”主席。一连串的职衔和一摊子事务让他奔波劳累，终于积劳成疾。 1960年6月10日，梅贻琦被诊断为患癌，施行摘除手术。7月22日，梅贻琦病情更趋危急，7月28日施行切除睾丸手术，病情稍有缓和。
1961年2月，他奉准辞去“教育部”部长之职，仍兼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1962年2月当选“中研院”院士。1962年5月担任“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溘然长逝，享年73岁。
梅贻琦陷入昏迷状态期间，蒋介石闻讯，指示陈诚、蒋经国组织台大医务人员全力抢救。 是日中午，台北各电台首传噩耗，清华校友无不掩面悲泣。梅贻琦去世后，秘书整理其入院都随身携带的一个手提皮包，当包打开时，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了，里边装的全是清华基金账目，一笔笔清清楚楚，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
梅贻琦生前坚持一个清华的立场不动摇，坚持台湾只能有清华的研究所，不能再建一所清华大学。梅贻琦去世两年后，1964年，在台湾恢复了清华的大学部，正式成立招收本科生。这里成了后来的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
梅贻琦的居处是台北清华办事处办公室，没有自己的私人住房，说是只有等新竹清华核反应堆建成，自己辞去“教育部”部长之后才有安家定居的打算。想不到核反应堆尚未建成，“教育部”部长仍在任上，他就因劳累过度，一病不起，到了生命垂危的边缘。
梅贻琦没有任何财产，所有的话都在病床上讲完了，没有遗嘱。
1962年5月23日公祭，宋美龄亲去慰问，蒋介石特颁挽额。就在这年夏天，研究所院内为梅贻琦建造了墓园，取名“梅园”，墓左侧建有“梅亭”，构成一片秀丽的园林。为纪念他，还特命名反应器实验馆为“梅贻琦纪念馆”。 摘自《归去来兮：那些去往台湾的文化名家》 吴十洲◎著 即将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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