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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鸣:复原晚清政局大变动的甲申易枢之三

 cat1208 2016-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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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枢懿旨下后,表面上看,恭王没有聚集力量反抗,也没有更多的大臣像上两次那样站出来为他争取和辩护。显然,慈禧太后的力量已非昔比,且已用手段分化各位王公亲贵,恭王只能默默地离去,回到自己府第后面幽静的花园里,阅读唐诗。


“甲申易枢”,是清廷上层继1861年“北京政变”之后第二次重大权力更迭,对晚清历史后来的发展影响至深至远。2016年4月3日正值“甲申易枢”发动132周年,本文采用近年来新发现的当事人档案、书信、日记等第一手资料,力图复原事件的过程。完整阅读,请点击查看复原“甲申易枢”系列第一篇第二篇


枢、译分置

三月十五日,上谕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印钥著麟书暂行佩带。

原先总理衙门大臣,一直由恭王领衔,包括军机大臣宝鋆、李鸿藻、景廉,和不兼军机大臣的工部尚书麟书、顺天府尹周家楣、左副都御史陈兰彬、宗人府丞吴廷芬、署理左副都御史张佩纶兼差。所以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的诸多事务,都在恭王、李鸿藻手中一并处理。随着军机大臣的罢黜,总署一下子失去了决策人物。

这天,醇王召集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开会,事后他这样告诉翁同龢:“阎敬铭初次谋面,朴而不华,论亦甚当。与诸君约三事:一谓和而不流;一谓不可求速草率;一谓共戒文饰,佥谓不谬。枢廷、总署分为两家,亦以为然。”这里他特别提到枢廷、总署分为两家的安排,还说“麟书岂胜此任,是以请加‘暂行’字样”,证明此时谁任总理衙门领班大臣,他和慈禧尚未商定,暂以麟书执印,出自他的建议。

枢廷、总署分为两家,就是说,今后不能出现恭王执政时期一人既主军机、又管外交的局面。这是醇王思考已久的一个办法。早在同治年间天津教案发生后,恭王同意曾国藩以惩官员杀首祸遣使赴法道歉了结,使得主张对外强硬的醇王深感不满。同治十年正月二十六日(1871.3.16),他亲缮密折面呈太后,提出“我朝制度,事无大小,皆禀命而行,立法尽善。今夷务内常有万不可行之事,诸臣先向夷人商妥,然后请旨集议,迫朝廷以不能不允之势,杜极谏力争之口,如此要挟,可谓奇绝”。

在密折中,他提出这是“臣下积弊已深,一味朋比蒙蔽”,“委因办夷之臣,即秉政之臣,诸事有可无否所致”,第一次提出军机大臣与总理衙门大臣的权限叠加问题,主张分治。甚至说:“欲尽君臣大义,每伤兄弟私情,欲徇兄弟私情,又昧君臣大义”,锋芒直指恭王专权。这次建言,大大加深了他在慈禧心中的分量,使他成为太后手中隐藏的用以遏制和平衡恭王势力的重要砝码。自己要独揽朝纲,手下要分权制衡,着是一切封建统治者的基本信条。醇王关于“枢译分置”的建议,当年慈禧沉住气,并没有拿出来,但她显然记住了,并在十三年后用上了。

又过两天。十七日,太后命郡王衔贝勒奕劻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原先地位较低、资历不足的奕劻被突然启用,走上主管外交的重要岗位,从此进入晚清政局的核心层。

奕劻是高宗第十七子庆亲王永璘的孙子,永璘死后,其三子绵慜袭封郡王,后晋亲王。道光十六年(1836)绵慜死,奉旨以仪顺郡王绵志之子奕綵为嗣,承袭郡王。道光二十二年,奕綵因在孝服中纳妾被夺爵。同时,永璘第六子辅国公绵性因觊觎王爵,行贿谋袭,事发遣戍盛京。道光二十九年以绵性之子奕劻继绵慜为嗣。奕劻属于远支宗室,早年家道衰落,又属罪人之后,但他天资聪颖,擅长书画,住在方家园一带,与慈禧太后的弟弟桂祥为邻,走动较多,文化程度不高的桂祥与宫中通信,多请奕劻代笔。奕劻靠着这条特殊途径,渐渐与慈禧搭上关系。同时,他对恭王奕訢甚为恭敬,作为爱新觉罗氏的大家长(宗人府令),恭王对奕劻也有提携。同治十一年穆宗大婚时,奕劻获赏郡王衔,并授御前大臣。后来,奕劻与慈禧越走越近,地位越来越高,光绪二十年获晋封庆亲王,且以贪婪著称天下。时人文廷式说他“以疏属承嗣而骤封亲王,近代罕见”。又说“恭邸退闲时,知庆王之贪黩,尝与侍郎志锐言:‘奕劻当日貌为清节,凡有人馈送,不得已收一二小物,余别束置之。谓予曰:“此皆可厌,勉为情面留之,概不欲用也。”予故援引之。今贪劣如此,若国家责以滥保匪人,余实不能辞咎’。”呵呵,这里恭王将自己援用奕劻,也说是“滥保匪人”。



慈禧太后


晚清是中外关系激烈冲突的时代,外交在当时牵扯着国运安危。甲申易枢后,奕劻被任命管理总理衙门,地位骤升,但毕竟地位和外交经验均严重不足,整个总署团队的人望亦与原先相去甚远,显示枢、译分家后,连合适的领衔人选都选不出,这给期望营救恭王,转圜局面的大臣看到了一种进言的角度和希望。


阻击醇王

醇王出山,打破原先的政治结构,亦使朝臣议论不绝。醇王在诸王中,洁身自爱,但观念保守,对世界大势缺乏了解。更重要的,是他作为皇帝的亲生父亲,早就表示不参与政治。现在,太后命他过问军机处“紧要事件”,怎么避免引发将来的宫廷矛盾和风险,这对于讲究纲常秩序的士大夫官员,极为敏感,需要谨慎斟酌。

十八日一早,左庶子盛昱、右庶子锡钧、御史赵尔巽再次上奏,表示反对。

盛昱奏折说:皇太后忧国苦心,以恭王等决难振作,以礼王等甫任枢机,万不得已,特以醇王秉性忠贞,遂被以会商之命。惟醇王自光绪建元以后,当日请开去差使,情真语切,实天下之至文,亦古今之至理。现奉懿旨入赞枢廷,军机处为政务总汇之区,不徒任劳,抑且任怨,醇亲王骤膺繁巨,怨讟易生。伏读仁宗睿皇帝嘉庆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圣训,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者。年初因军机处事务较忙,暂令成亲王永瑆入直办事,但究与国家体制未符,成亲王著不必在军机处行走。恭王参赞密勿,本属权宜,况醇王又非恭王之比。伏恳皇太后恪守祖训,收回懿旨,遇有紧急事件,明降谕旨,发交廷议。醇王如有所见,亦可具折奏陈,以资采择。或容召对,虚心延访,不必有会商之名。

锡钧、赵尔巽的奏折也持同样观点,理由都是强调醇王的身份不宜与军机处会商事务。这些抗声议论,引出慈禧太后新的懿旨:

“本日据左庶子盛昱、右庶子锡钧、御史赵尔巽等奏,醇亲王不宜参预军机事务各一折,并据盛昱奏称,嘉庆四年十月仁宗睿皇帝圣训,本朝自设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等因,钦此。圣谟深远,允宜永遵。惟自垂帘以来,揆度时势,不能不用亲藩进参机务,此不得已之深衷,当为在廷诸臣所共谅。本月十四日,醇亲王奕譞与军机大臣会商事件,本为军机处现办紧要事件而言,并非寻常诸事概令与闻,亦断不能另派差使,醇亲王奕譞再四坚辞,碰头恳恩,当经曲加勉励,并谕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始暂时奉命,此中委折,尔诸臣岂能尽知耶?至军机处政事,委任枢臣,不准推诿,希图卸肩,以专责成。经此剀切晓谕,在廷诸臣自当仰体上意,毋再多渎。盛昱等所奏,应毋庸议!”

显然,对于盛昱等人的谏言,慈禧并不太放在心上,早上,她召见醇王之后,颁布懿旨,发出“在廷诸臣,自当仰体上意,毋再多渎”的训诫,就轻轻松松将他们打发了。



醇王奕譞朝服像


再论枢、译

在对局势进行密切观察的大臣中,张佩纶扮演了继盛昱之后第二波营救恭王的角色。

张佩纶这几日因患感冒请假,他私下告诉李鸿章:

“十三日大波,固上有积怒,实盛昱一疏激成;盛昱一疏,又王仁东因袒张树声诋鄙人激成。其疏以荐徐、唐为鄙人罪,以信鄙人为李鸿藻罪,以任李鸿藻为恭王、宝鋆罪,不过逞其骂坐之锋,而不知酿成燎原之焰。恭、李黜,徐、唐逮,而鄙人独中流容与,如绵之受弹愈起,岂非咄咄怪事哉!”

张佩纶还向李鸿章提到,阎敬铭“来述慈圣面谕,命不候假滿即出。似此內隙可弭,深恩难负。鄙人当靦颜涕泣一陈,冀回天听”。易枢事件起于弹劾推举徐延旭的张佩纶,波及李鸿藻,但慈禧太后真正要打倒的对象是恭王,所以张本人在易枢之后圣眷并未受到影响,这是整个事件的吊诡之处。但张佩纶所具有的耿介、忠直、敢言性格,又驱使他不顾个人安危,公开为恭王抱不平,认为替代恭王的新团队还不如恭王的老团队,希图调解太后与恭王的矛盾。在举朝大员沉默以观风向的时候,张佩纶和弹劾张佩纶的盛昱一起,站出来为恭王争谏,堪称是晚清“清流”的一曲绝唱。


李鸿章


此时国家正处在战争边缘。十八日,亦即在盛昱提出醇王不宜会商军机大臣的同时,张佩纶上奏《枢臣不兼总署窒碍难行折》,借论军机大臣不兼总署大臣会贻误时机为由,指出:

“臣维总署向由枢臣兼管,诚以今日急务无过于洋务军务,是以立法之初,恭王及军机大臣均兼总署,取其机密迅速,遇有要务,可以随时奏闻,禀承训诲。恭王为朝廷懿亲,各国亲与立约,服其威信,是以二十年来外侮迭出,率能化大为小,化有为无,军机大臣兼总署之明效也。今事阅五日,枢臣无兼理之命而总署特派贝勒重臣,是枢廷译署画为两截。就法越之事而论,电报不能迅达天听,译署不能参预戎谋,已多扞格。就各国交涉而论,既骤去一外夷素日信服之亲王,又不能见朝廷倚重之军机大臣,顿生疑忌之心,转启刁难之渐。现在正与法国坚持,必使各国群起而猜,殆非万全之计。臣近日彻夜彷徨,感冒甚重,本拟请假调理,因关系太巨,力疾陈辞,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这天,醇王再次召集军机大臣和总署大臣于隆宗门外造办处讨论枢、译体制问题。翁同龢注意到,讨论持续到下午2时1刻他离宫时仍未结束,可见会议之冗长。


军机大臣翁同龢


张佩纶在会议上侃侃而谈。据其友人张曾敭的说法,“君以恭邸有大勋劳,系中外望,不宜弃置。于广坐规醇王甚切。坐中皆感动,王亦无忤,而内不怿。”

张佩纶本人则告诉李鸿章:“十八日与醇王纵论,据阎敬铭、张之万十九、二十日见过之语,均言醇王大为感动。吴廷芬从署中来云,劻贝勒言,鄙人之说甚是,复极力与醇王密谈。现在醇王复促译署具折,以便力请于上。”

张佩纶坦承:“阎、张于洋务隔膜,请枢兼译为起恭王,並非为阎、张。”但醇王听后会“大为感动”吗?后来,张佩纶执笔奕劻领衔的奏折确实上递了,并在太后处碰了大钉子,醇王是否在欲擒故纵、假戏真做呢?以张佩纶之聪慧,他看不透醇王真实的想法吗?未解。


许庚身


这天,上谕还任命刑部右侍郎许庚身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许庚身是作家高阳的叔祖)。许庚身上奏请辞,奉旨著毋庸固辞。

十九日,张佩纶有一函致李鸿藻,颇值玩味:“今日请假矣。许庚身疏辞,此举当为兼译署计。阎、张工于避就也。陈兰彬来言,法云中国有内蠹,可乘以瓜分之。一墙相近,恨不能开一便门出入,现在公可以薄暮访谈耳。”

当时张佩纶住在宣武门外的北半截胡同,李鸿藻住在丞相胡同,两家仅相隔一道院墙,故张有“破墙开门”之说法。显然,易枢后他仍与李鸿藻保持密切联系。张函提到许庚身担任军机大臣后将在总理衙门兼职,这个情报也是准确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阎敬铭“工于避就”,阎敬铭原是“清流”通过张之洞大力援引入局的合作伙伴,张佩纶与他曾颇有联络,此次易枢后进入军机处,似乎与张佩纶在私下沟通中多有闪避,引起张的严重不满。


李鸿藻


谏言失败

沿着枢、译分置的思路,张佩纶继续谋划挽回局面。二十一日,他在致李鸿章函中提到:“恭王之事,因好货、好色,为圣心所怒,尚非同根相煎。”这个提法非常值得关注。甲申易枢,在张佩纶的观察中,竟与恭、醇两王的矛盾无关吗?

张佩纶很直白地说:“时局纷纷,急萧墙而忘外患。日内张人骏具疏,请召公入决策,以为止沸救燎之计;鄙人虽求去,亦未敢忘天下也。李鸿藻与鄙人交而非党,及其事棘时衰,避贤乐圣,人即垢为私党而亦不辞,犹之与公交亦无私,但患难之际,则鄙人亦必与公同之,而不独求自解也。”

二十二日,张佩纶又函李鸿章:“时事如此,果得贤才辅世,诚宜舍旧谋新,奈阎敬铭于洋务隔膜,于治理苛碎,断非救时宰相。张之洞召入,闻将属于译署,若鄙人所请不行,谨当拜手稽首,让于夔龙耳。”在信的结尾处,张佩纶还说:“醇王既欲转圜,劻、礼亦愿调处,公能以重臣出片言相助否?李鸿藻誓不再出,阎敬铭颇有兴致,锐意以天下自任。”

信中张佩纶提到醇王欲转圜,奕劻和礼王世铎皆愿调处,他在谋划张之洞进入总署,希望李鸿章公开发声,以作支持。而阎敬铭“锐意以天下自任”,颇有跃跃入局的意思,这些细节是否准确且待验证,但也是长期未被人们知晓。

二十三日,张佩纶用隐语密函李鸿章,又透露新的信息:

“鄙人明日出山,意在祷佛。闻乐道旧疾又作,兴以方药,怀入乞怜,佛寂然。或云虞作谋主,兴、乐不能再合,欲强鄙出,以此饰观耳。然鄙人之念,百折不回,断不于人骨肉新故间求捷径也。小阮之说已得请述,后忽云再商,至今未下。据云主刚畏公之柔,或云本有谣,公当入,不愿应谣也。”

信中“佛”指慈禧,“乐道”指恭王,“兴”即“兴献”,指醇王,“虞”即虞山,指翁同龢,“小阮”指张人骏。这封信至少包含四层意思:一是“明日出山”,指张佩纶已经起草并由奕劻领衔总理衙门各位大臣联署的奏折,力陈枢、译不可分划,再次向慈禧陈情,以枢臣兼总署大臣,将于明日拜发;二是恭王与醇王矛盾爆发,慈禧却不表态,据称翁同龢在为醇王谋划;三是醇王争取张佩纶出头任事,张却不想趁机为自己谋划利益;四是上日说定张人骏奏请李鸿章进京参与决策,现在太后变卦,奏折迄今没有发下。

二十四日,张佩纶按预定安排,偕总署王大臣上《枢臣宜兼总署行走折》,列举六大理由,力证枢、译断不可分。翁同龢一针见血地说:“总署递折,请以枢臣兼总署,意在恭邸而未敢显言。有夹片撤去。醇邸见时,上切责总署,以为非恭王不能办。”旋颁布懿旨称:

“谕军机大臣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枢臣宜兼总署行走一折,虽系为慎重公事起见,然于条分缕析之中,语多失当,迹近要挟。奕劻等均著传旨申饬。第念该衙门事务较繁,本日已降旨,令阎敬铭、许庚身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嗣后该衙门应办各事,责成奕劻等同心合力,务臻妥善,毋得意存诿卸、再行渎陈。倘有贻误,惟该大臣等是问!”

张佩纶策动枢臣兼总署行走,其致李鸿章密信所透露的各方态度,屡有变化,而整个操作的结果,完全未按原设计的路线图进行。当日,他又告诉李鸿章:“今日空听金钥,未谒珠帘。闻乐道处昨有赐予,恐已心回耶。”这隐指什么变化,不详。而结果是,张佩纶他为恭亲王复出所作的努力完全失败了。

事后,醇王对翁同龢说:“子房初识,乃一孟浪少年,少按即塌,须大加历练,始克负荷。日前译署一疏,奉有措词过当、迹近要挟申斥之旨,至今伏而不出,其嫩可知。”所谓“子房”即张良,此处指张佩纶,他对张佩纶的藐视是显而易见的。后来张佩纶外派帮办福建海防,军事失败,无法东山再起,也与醇王对他在易枢后所采取行动的的看法有直接关系。


恭醇对诗

甲申易枢后,醇王上位,恭王是最大的失败者。但史料对于恭王的态度、应对的策略和谋划,却未留下记载。在历史小说和影视剧中,处理错综复杂的宫廷斗争,正是作家施展想象力的大好时机。多年前我读高阳作品,近看《芈月传》、《琅琊榜》,惨烈的宫廷斗争、绝妙的谋略策划和精彩的人物对白,令我对作家们虚构情节的能力心向往之,可我却不能。这就使我关于甲申易枢的叙述,保留有很大的空缺,需要坐在冷板凳上继续搜集资料、发现秘密,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易枢懿旨下后,表面上看,恭王没有聚集力量反抗,也没有更多的大臣像上两次那样站出来为他争取和辩护。显然,慈禧太后的力量已非昔比,且已用手段分化各位王公亲贵,恭王只能默默地离去,回到自己府第后面幽静的花园里,阅读唐诗。



易枢之后第七十九天,闰五月初三日,醇王去恭王府拜访,恰好恭王去离家不远的西海普济寺,游览日下第一楼未归。醇王留下七绝两首相赠:

涤尽嚣尘十丈埃,衔杯坐待芰荷开。
诗情画意兼禅悦,第一楼中第一才。
封逐劳薪袖拂埃,胸襟无复旧时开。
羡他松影茶烟里,衲子青年亦辩才。


恭王有很好的文学底蕴,回府后,集白居易诗句依元韵奉达:

试将袖衫袖拂埃,君手封题我手开。
两幅彩笺挥逸翰,高阳兴助洛阳才。
幽芳净绿绝纤埃,白藕新花照水开。
且共云泉结缘境,甘从人道是粗才。

醇王收到后,再步原韵赋诗送呈:

天衣不染世间埃,丹府奇葩次第开。
自愧解嘲嘲未巳,濡毫空慕子云才。
曾从人海荡繁埃,曾拨疑云日月开。
一枕北窗清梦罢,翛然高咏玉泉才。


两兄弟间,环绕着醇王诗原韵,开始不断往复唱和。醇王诗均为原创,恭王诗均集唐人诗句,虽说应酬文字,却也暗藏机锋。比如恭王集句中有“人间步步生尘埃,长啸一声天地开”,“沉沉烟雾压浮埃,半锁楼台半复开”,“昨夜雨凉今夜月,言情不尽恨无才”,“老我不堪诗思杳,谪仙依旧是诗才”。醇王和诗,更有诸多暗示,有一组诗,题曰《六兄又以集唐八截句仍用前韵见示,再依韵赋呈,以志自春徂夏之杂感云》,其中写道:“闲身保国愧涓埃,多病心花倦不开。”另作注云“自去秋病至新正始愈”。“云影无心舒卷幻,宏才高蹈胜辁才。”另作注云“三月间被会办之命,固辞弗许”。在一些诗句的旁注中,还提及九妹寿庄公主之薨,和自己的儿子载洸四月殇故,“只余沣儿甫二岁”。这些皇家骨肉生死离别,为兄为父心绪情感,和整个宫廷争斗风云波澜,中法战争和战谋划交织在一起,片言只语,引人掩卷遐想不已。

易枢之后,前军机大臣宝鋆则赋一诗,取名《甲申季春中旬作》,直抒胸襟:

邯郸一枕笑匆匆,年近耄期心自童。
鱼藻关切仍北阙,莺花满眼又东风。
钓鳌乏术惭龙伯,失马澄观等塞翁。
寄语同升诸硕彦,不须咄咄学书空。


他是在说,回首往事,陪伴恭王,叔嫂联手执政,不过是邯郸一梦。展望未来,远离江湖,满眼东风。慈禧启用的新人高明如何,历史的演进将做出证明。


军机大臣宝鋆


十年一梦

“甲申易枢”之后,在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最高统治层,形成了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贝勒奕劻联合执政的“三驾马车”,处理日常政务。执政伊始,他们就感到处理国务之艰难。在对法交涉中,开始倾向议和。中法战争之后,清政府朝廷上下政务松弛,腐败加剧。醇王尽力迎合慈禧,甚至为她精心修建颐和园,但仍然难逃慈禧的猜忌。陈宝琛曾作诗婉讽,谓之“阿母欢娱众女狂,十年养就满庭芳”,即是当日政坛的写照。

十年光阴匆匆过去。斗转星移,岁月翻到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1894.9.27)。此时,中日甲午战争双方宣战不到两个月,清军海陆两线的作战一片败绩。北洋海军在十天前的黄海海战中沉没五舰,陆军也从朝鲜全境撤退。这天上午,慈禧太后和德宗在西苑的颐年殿东暖阁,分别召见庆王奕劻、军机大臣,以及户部尚书翁同龢与礼部尚书李鸿藻。

十年前,翁同龢、李鸿藻均为军机大臣,因“甲申易枢”而与恭王奕訢一起去职。这次他们奏请懿旨,请求在国家的危急关头,重新启用恭王。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上执意不回,虽不甚怒,而词气决绝,凡数十言,皆如水沃石。”

翁同龢所记的“上执意不回”,是指光绪皇帝还是慈禧太后,他没有明说。次日,翁同龢奉懿旨前往天津,代表最高当局,向李鸿章面询战局和联络俄国的谋划。

同日却另有重要事情发生。根据曾任清末军机章京和民国高官的许宝衡先生所作《恭亲王奕訢甲午入枢事札记》,有如下描述:

“先日,礼亲王世铎与孙毓汶、翁同龢、李鸿藻、徐用仪、刚毅(笔者按:翁同龢此时赴津,刚毅是十月才补授军机大臣的,故名单不准确)同诣邸请谒,恭王辞以病,拒不见。礼王等于次日奏闻慈禧太后,乃遣李莲英往问疾,王不能拒。莲英先传太后闻王病,并述平时殷念之旨,又问王之饮食起居,琐屑备至。言次渐及时局之艰难与两宫之忧劳,又言及枢廷辅佐之无能,远不如甲申以前,王大为感动。然后,莲英又述慈圣待见之殷。王遂谓:吾明日当挟病入觐,莲英即叩头谢曰:王爷如此,实为国家之福!即当归奏以慰慈意。于是次日入见,遂奉枢直之旨。”

礼王是否曾率领这干人马前去拜访恭亲王,以及李莲英是否二十九日再去面请,现在未见其他史料佐证。但据档案记录,二十九日,太后命传谕宗人府,安排次日召见恭亲王。

九月初一日,慈禧太后召见了被她革去一切职务,在家闲赋十年的恭亲王奕訢。旋发布懿旨称:“见王病体虽未痊愈,精神尚未见衰,著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并添派总理海军事务,会同办理军务。”又谕著在内廷行走(十一月初八日补授军机大臣)。

许宝衡还记载:恭王退下后,来到军机处,“礼王迎见,跪安,称‘请老爷安’。王曰:‘汝如何亦称我老爷?’又曰:‘汝在军机如许年,何以弄得如此之糟?’礼邸及诸公皆噤不敢声。”礼王为人庸碌而无作为,本来就是醇王的傀儡,光绪十七年醇王去世,庆王奕劻崛起,颇得太后宠信,礼王依旧主持日常工作,国家却是每况愈下。

恭王在甲午战争作战失败之时得以复出,但胆略、谋划和责任心均早不如从前,他伴随着大清王朝,伴随着慈禧太后,渐渐走向末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1898.5.29),病逝于戊戌变法发动之前。[完]


作者:姜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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