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在现代社会成功生活的挑战我们现在的一部分困难在于,为了能够遵守不同的规则,同时生活在不同类型的秩序中,我们必须不断地调整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本能和情感欲望经常渴望不加修正和限制地把小世界(例如小部落或小群体或我们家庭)中的那种规则用于大社会(如我们更为广阔的文明)，但那样我们就会毁了大社会。但是假如我们总是把扩展秩序中的规则用于我们较为亲密的群体，我们也会摧毁小群体。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同时在两个世界里生活。 ——《致命的自负》，第一章，哈耶克 如本书通篇强调的，现代社会的繁荣是通过惊人复杂的人类合作网络实现的。这张网络非常巨大，延伸全球。几乎每一个生活于现代世界的人都同时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身份生活于这张网络之中。而且几乎所有生产性的合作都是在陌生人之间发生的。 这一事实对指导我们日常活动的规则非常重要。 每天我们都要参与两种非常不同，但都高效、有价值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去。一种组织形式包括了我们和那些我们熟知并在意的人，例如父母、兄弟、配偶、孩子、朋友和近邻之间的互动。让我们把它叫做“小群体形式”。 另一种组织形式涉及和全球经济合作网中成千上万的陌生人打交道。其中一小部分陌生人你会面对面的遇到，比如超市的收银员和航班上的空乘。但是大部分陌生人，比如缝制了你身上衬衫的人、设计了你脚上鞋的人，你永远都不会见到他们。你对这些人一无所知。让我们把这种涉及大量陌生人的组织形式叫做“大群体形式”。 在现代社会生活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在两种组织形式内都能舒适地行动。难处在于在一个组织形式里合适的行为在另一个里常常变得不合适。 考虑小群体组织的终极版本：直系亲属组成的家庭。就像大社会一样，小家庭里也需要做些经济决策，例如晚餐吃什么，谁做饭谁洗碗（这些决策分配了家里的劳动力资源），这个夏天去哪度假，钱应该用来重新设计厨房还是为孩子的大学教育储蓄。 在小家庭内，即使这些“经济”决策也不是家庭成员商业性地决定的。它们可能是家庭成员相互同意决定的，也可能是父母做出所有决策。但不管决策过程细节如何，普通家庭的决策都不会是通过公平对等的正式合同、市场价格、竞拍或者任何其他冷冰冰的程序做出的，这些东西是我们和陌生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才有的特征。 其他小群体里的决策程序也是类似的，例如当朋友之间要决定去看哪部电影时，一般是通过非正式的讨论来达成共识的，而不是让出价高者进行选择。 在家庭等小群体内我们也往往进行平等的分配。家庭预算里妈妈有多少、爸爸有多少、每个孩子有多少都不是通过非人格化的市场力量决定的，而是通过一种强烈的分享原则决定的。收入在家庭内部不仅仅是人为地分配（一般是由一家之主决定），而且多多少少也是平均分配。这种家庭和其他小群体内的分享原则当然值得称赞。 在小群体内我们用非正式、非商业的程序和原则做出决策，这是件好事。首先，商业程序的正式感和竞争性对小群体来说没有必要。家庭成员和朋友之间是真心在乎彼此的，而且大家对彼此的个性都有深入了解，这在陌生人之间是不可能的。所以小群体环境内人们可以依靠相互关爱来防止欺骗，人们对彼此也非常了解。这种相互深入详尽的了解让大家都信任对方会以明智、尊重的方式行动。例如家长一般并不需要警察强迫才会善待孩子。而且家长也不需要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来了解他们孩子的需求和能力，因为他们已经足够了解了。 个体间亲密的关系、持续不断的面对面交流、把小群体成员凝聚起来的相互关爱都让小群体里人人都对其他人有着深入了解，这样就没必要用非人格化的方式打交道。 其次，更重要的是把商业程序那种正式感和竞争性带入小群体会破坏我们珍视的东西。人性的核心是我们想和朋友及所爱之人进行个体交流的渴望和能力，这种交流依赖于对情绪、关心和爱的特殊感受和表达。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我们关心的人，也都希望被其他有血有肉的人关心和爱。父母会为子女做饭、生病时加以照顾、还有许多许多关心和爱护，假如父母对这些事情收费，那就剥夺了这些家人间互动的价值和满足感。在这样“家庭”长大的孩子成年后在最好的情况下可能也无法适应社会。 除了给孩子一些零花钱好让他们开始理解怎么理财，金钱关系一般在一个健康的家庭里没什么位置。像经商那样经营家庭会摧毁而不是滋养那些在我们内心深处极度重要的家庭纽带和个人情感。假如世界上只有和陌生人交往时需要遵守的公平对等的正式合同、市场竞争、货币价格和各种正式的“你不该这样”的规则，那亲密关系、充满爱的家庭和亲密友谊都不会存在。这样一个世界比冰冷还要糟糕，它是非人性的。 人人都理解由爱和感情主导的私人关系的价值。这些关系不仅仅是每个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这个物种也已经通过进化懂得了珍视和如何参与这些关系。父母自然就会关爱子女，无需有人指导他们这样做和如何做。类似的，因为人类在进化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相互认识的小群体中，很少和陌生人打交道，所以几乎所有成功的私人关系依然都限于小群体内。 那些让小群体成员凝聚起来、成功生存和繁衍的情感于是被写入我们的基因。这些情绪和感情因此变成了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是人之异于禽兽的一部分。而且虽然现代社会的规模已经远远大于我们祖先生活的小群体，这些小群体内的情感依然保留了下来，“指导”着我们如何与朋友和所爱之人相处。 虽然这些小群体内的情感令人愉悦、很有价值，但它们难以指导我们在大型社会与人相处。对陌生人我们不可能有对小群体成员那么多的私人了解，所以也不能采用类似的方法去打交道。我们也不可能像关心家人朋友那样深入地关心陌生人的幸福。 而且，想在现代社会过得好就得几乎不断地与无数陌生人相互作用。如果要让每个参与者都能高效，这些相互作用就必须建立于由信守承诺的道德观约束的相互同意。但这些相互作用无需基于爱、照顾和关心。这非常幸运，因为如之前所说，人们只有能力了解和关心日常生活中打交道的一小部分人。 非人格化的规则和市场的力量指导着我们与无数陌生人的交往，这使得我们向他人提供关爱的能力不会过载，我们也不需要去了解这些陌生人的生活细节。例如当你想要买辆新车时，你只需知道这车的质量和价格与其他车相比怎么样。买车时你唯一需要了解的个体是你自己：你喜欢什么样的车，你能接受的价格范围，什么样的支付安排最适合你。你不需要了解、也不可能了解生产这辆车所涉及的成千上万人的个人信息。 与陌生人打交道的规则和与熟人打交道的规则有重合，但内容少得多。对待陌生人我们只需要尊重他们、不要觉得自己比他们更有资格评判他们的生活、不要偷他们的东西、不要欺骗他们、不要首先对他们使用暴力、信守对他们的承诺、尊重他们的产权。遵守这些规则无需任何陌生人的个体信息。当人们在经济中以这些规则与陌生人打交道时，公平对等的交易和契约就会出现。这些交易和契约产生了市场价格。价格又接着指导人们以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身份高效地与越来越多的陌生人互动，这最终使得现代社会成为可能。 因此现代社会的成功和持续有赖于我们每个人在和熟人互动时遵守小群体规范，同时在与陌生人打交道时把小群体规范放到一边。 在两套行为规则间来回切换是挺困难的，尤其我们的基因里就编码着小群体的规范。当我们在电视或网上看到那些由于失业或经济上的不幸而受苦的陌生人的脸，我们心里的小群体规范就会触发，使我们对这些陌生人产生同情（尤其如果他们还跟我们同属一国）。所以当政府官员承诺“做些什么”以减少他们的痛苦时，即使我们怀疑这会让我们负担些成本，我们也倾向于支持。理性上的思考可能可以说服我们政府的提议不会有效、太过昂贵或者在其他方面不合理。但如果我们把国家想象成我们扩展的家庭，政府的这些提案就会唤醒我们心里的小群体规范。而这些规范一旦激活，就很难被对政府政策做无偏见（“理性”）评估的愿望盖过。不论好坏，即使最好的理性评估也常常不足以战胜那种有意偏向我们认为在受苦的同胞的情感冲动。
当政府自称，而且也被媒体、学术界和流行文化描绘为国家这个“大家庭”明智又有同情心的领导者时，这种小群体规范的力量就尤其强大。就像我们会做出自我牺牲去帮助孩子或兄弟的经济困难，“我们”作为国家大家庭的一份子，也会为国家领导者帮助那些处于困境的同胞而喝彩。 但从这些小群体规范出发制定的政府政策可能会事与愿违。例如要是政府提高关税来保护国内小麦种植者的工作，其它行业的人就会受苦。原因在于小麦的高关税减少了外国人向我们出口小麦的收入，他们能用来购买我们其他行业产品（或者投资于我国经济）的美元就变少了。但是因为关税的这些负面效应被分配到大量各不相同的人的身上，它们就很难被注意到。而关税的受益人集中于一个相对较小、同质、易于辨认的群体，就容易被注意到。因为这些负面效应难以被看到，它们就不会触发我们的小群体情感。简单来说，这种情感让我们偏向支持那些受益人易于辨认、受损者被复杂现实掩盖的政策。 类似的，小群体关于公平的规范对于在家庭内和朋友间分配资源很有用，但拿来评判大社会的资源分配就不靠谱了。决定人们在市场经济下拥有多少财产的力量比决定在小群体内有多少资源的力量要复杂的多。 在小群体内，每个人的努力、意愿和运气（不论好坏）都可以被观察和考虑到。例如你知道你哥哥的低收入是因为他的坏运气或者坏选择（他的低收入可能是因为他糟糕的选择，比如酗酒，也可能是因为一个没有毛病的选择，比如他选择在街上表演哑剧，虽然收入很低，但他很喜欢这工作）。所以你和其他了解你哥哥的人就可以根据对他处境的亲密了解来决定如何对待他。 相反的，在更大的社会中这样的个体观察和知识是不可能的。没人能了解所有人的特殊处境。我们也不能直接观察到每个人对经济整体的贡献。衡量个体对经济贡献的最佳可行办法就是看他通过在市场上与消费者、生产者和竞争者和平相处赚取了多少财富。 我们在小群体内使用的规则是不适于评估陌生人收入的价值的。在我们眼中这个陌生人不合理的高收入和那个陌生人不合理的低收入其实是有很多层复杂原因的，我们是不可能以在小群体内观察评估其他成员应该占有多少资源时那种精度来观察和评估这些原因的。 另一个小群体和大群体的区别在这也很重要。在小群体内我们大致了解如果我们在两个人间重新分配资源，例如父母给Jane比Joe更多的零花钱，会带来什么后果。相反的，在大群体中我们不可能描绘出再分配的全部效果。因为我们无法理解所有由全球无数个体的选择连起来的、使得有的人赚得多有的人赚的少的、看不见的相互作用和反馈循环，所以我们不可能理解再分配政策的全部效果。试图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里进行收入再分配可能会激活许多带来负面后果的反馈循环并扰乱生产安排，导致那些低收入群体变得更加贫穷。 例如对富人征更多的收入税可能会减少私人投资，最终使得穷人在经济机会上的损失超过从政府再分配政策获得的额外收入。类似的，再分配政策也可能减少现在贫穷的人上学或工作以求上进的动机，从而最终这些人的经济处境其实更差了，而这却是意在帮助他们的再分配政策导致的。 这里的论点不在于这些负面后果一定会发生，而是试图让大群体表现出的结果符合我们小群体规范中的公正和公平感会带来预料之外的负面后果。原因在于我们对大群体——哈耶克称作“扩展秩序”的相关细节的了解远远少于我们对小群体相关细节的了解。如果我们试图让大群体的结果符合小群体的公平和公正要求，我们就会抑制并扭曲竞争、利润和损失所具有的非人格力量，而这些力量对如何在大经济体内分配资源以使人们获得最大价值是必需的。我们还会削弱当消费者不再那么喜欢某种产品时它的生产者做出调整的意愿。 在小群体和大群体规范间来回切换并不容易。我们也可以理解很多人想把小群体规范用到大群体上的强烈愿望。但幸运的是，过去两三百年世界各地有足够多的人至少最低程度地避免了把小群体规范运用到大的社会和经济上，这让全球性、工业化、资产阶级式的资本主义生根并传播。所以这件事是可能的。虽然媒体和每天的政治评论增加了这事的难度，但人们是可以在小群体和大群体规范间来回切换的。下一章，也是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将会探讨观念的角色和观念对公共政策不可避免的影响。如果我们的观念是“好的”，它们就可以克服任何我们可能有的会妨害“扩展秩序”的情感。但如果我们的观念是“坏的”，就会导致破坏并摧毁扩展秩序和我们拥有的文明的政策。 这书还有几个附带视频，我也一并翻译了，http://search.bilibili.com/all?keyword=essential+hay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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