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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论欧阳修词 同济大学 崔铭 与一般文学史或词学史的定位不同，欧阳修在王国维的词论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署名樊志厚[1]的《人间词甲稿序》历数其所喜爱的北宋词人，欧阳修居于首位： 君之于词，于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于北宋喜永叔、子瞻、少游、美成，于南宋除稼轩、白石外，所嗜盖鲜矣。[2] 同样的表述亦见于王国维本人的手稿。如：《人间词话》新刊删稿第十一则： 词之最工者，实推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而前此温、韦，后此姜、吴，皆不与焉。 而上引《人间词甲稿序》中，论及王国维《人间词》时，更以欧阳修相比： 及读君自所为词，则诚往复幽咽，动摇人心。……至其言近而指远，意决而辞婉，自永叔之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 除此之外，王国维《人间词话》（包括手定稿、未刊稿、新刊删稿）、《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以及陈乃乾录自观堂藏《六一词》、《词辨》眉批等文献中，尚有多达二十余处论及欧阳修词，涉及欧阳修词的渊源、品格和艺术诸方面，试分述如下。 一、论渊源：“本于正中” 最先指出欧阳修与冯延巳词的继承关系的是清代批评家刘熙载，其《艺概·词曲概》曰： 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 由于风格的近似，在流传过程中，欧阳修词多有与冯延巳词相混淆的情况，这首《玉楼春》在《全宋词》中亦录入欧阳修名下，这里不加赘述。就词论词，此词的最大特点似不仅在情深，更在于那种既执着深挚、又努力自我排遣而形成的盘旋郁结的独特情致。王国维认为，这正是欧阳修与冯延巳最突出的共性。这一点，可从《人间词话》的其他条目中得到印证。如，手定稿第十二则评冯延巳词： 正中词品，若欲于其词句中求之，则“和泪试严妆”，殆近之欤。 “和泪”见其悲，“试严妆”见其自我的挣扎与努力。手定稿第二十七则评欧阳修词亦曰： 除了情感与精神上的相似性，王国维还关注到欧阳修对冯延巳词艺术上的继承与超越。如，手定稿第二十一则： 欧九《浣溪沙》词“绿杨楼外出秋千”，晁补之谓只一“出”字，便后人所不能道。余谓此本于正中《上行杯》词“柳外秋千出画墙”，但欧语尤工耳。 二、论情感：“虽作艳语，终有品格” 男女艳情是晚唐五代至北宋前期词主要的也是最具特色的表现内容，直到苏轼出现，这一写作格局才被彻底打破。王国维并不反对词人写艳情，《人间词话》手定稿第三十二则曰： 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 他认为，题材与内容并不能决定词作的高雅与低俗，关键在于词人以怎样的态度来处理题材、表现内容。同样是写艳情，他称赏欧阳修、秦观词“终有品格”，有“淑女”之风，却毫不客气地将周邦彦贬为“倡伎”之流。那么，什么样的“艳语”算是有品格呢？《人间词话》手定稿第六十二则曰：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久贫贱,车感轲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然，非无淫词，读之者但觉其亲切动人；非无鄙词，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淫词与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之病，而游词之病也。“岂不尔思，室是远而，”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恶其游也。 《蝶恋花·独倚危楼》一阕，见《六一词》，亦见《乐章集》。余谓：屯田轻薄子，只能道“奶奶兰心蕙性”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等语固非欧公不能道也。 读《会真记》者，恶张生之薄幸，而恕其奸非。读《水浒传》者，恕宋江之横暴，而责其深险。此人人之所同也。故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龚定庵诗云：“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余辈读耆卿、伯可词，亦有此感。视永叔、希文小词，何如耶？ 可见，在王国维看来，情真、情深是词的“品格”的核心。而“品格”又是词的“境界”的表现。故《人间词话》手定稿第三则以欧阳修词句为例，阐述“有我之境”：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 其中“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两句，出自欧阳修著名的闺怨词《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词句描写抒情主体见花流泪，含泪问花，而花却不语，不仅不语，反而纷纷飘落，随风飞到留着往日回忆的秋千架上。所谓“人愈伤心，花愈恼人”（《古今词论》），其实花何尝有意“恼人”，只是“伤心人”将自己的感情投射到了花的身上而已。故曰“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 美成词多作态，故不是大家气象。若同叔、永叔，虽不作态，而一笑百媚生矣。此天才与人力之别也。 词家多以景寓情。其专作情语而绝妙者，如牛峤之“甘作一生拼，尽君今日欢”。顾敻之“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欧阳修之“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美成之“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饷留情”。此等词古今曾不多见。余《乙稿》中颇于此方面有开拓之功。 三、论艺术：“有篇有句” 王国维对于欧阳修词作艺术高度推崇。《人间词话》未刊稿第四一则曰： 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唯李后主降宋后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 如何叫做“有篇有句”？我们可从《人间词话》手定稿第二一则入手加以深入分析： 欧九《浣溪沙》词“绿杨楼外出秋千”，晁补之谓只一“出”字，便后人所不能道。余谓此本于正中《上行杯》词“柳外秋千出画墙”，但欧语尤工耳。 唐王摩诘《寒食东城即事》诗云：“蹴踘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欧公用“出”字，盖本此。 粗略看去，三个句子极为相似，而欧句最为晚出。他对于两位前辈是全然模仿、沿袭？还是后出转精、有自己独特的创造？龙榆生未加评述，王国维则以为“欧语尤工”。那么，欧语之工工在何处？我们不妨回到文本，细加探究。 先看王维《寒食东城即事》： 清溪一道穿桃李，演漾绿蒲涵白芷。溪上人家凡几家，落花半落东流水。蹴踘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少年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巳。 诗歌前六句写景，后两句抒情，是一般盛唐山水诗的写法。“秋千竞出垂杨里”与“蹴踘屡过飞鸟上”相对，写溪上人家的寒食节活动。“出”字与“过”字，分别描摹秋千与蹴踘的动态，轻灵简捷。“竞”与“屡”，更写出家家户户院落里秋千、蹴踘此伏彼起的热闹景象。虽然诗歌对诗人主体情怀着墨甚少，但生机勃勃的春日光景仍折射出了抒情主体的惬意。 与王维诗不同，冯延巳《上行杯》把“柳外秋千出画墙”的场景安排在一个十分凄清冷落的氛围中，词曰： 落梅著雨消残粉，云重烟轻寒食近。罗幕遮香，柳外秋千出画墙。春山颠倒钗横凤，飞絮入帘春睡重。梦里佳期，只许庭花与月知。 同样是寒食节，抒情主体却是落寞孤寂的，那越出画墙的柳外秋千恰似突然闯入、不受欢迎的外来者，彰显出别人家里的热闹，映照出抒情主体的悲凉。 可见，两首作品构思绝不相同，柳外秋千在篇中的作用也截然相反。但就句法而论，“秋千竞出垂杨里”与“柳外秋千出画墙”并无二致，皆为主语+谓语+补语的正常语法结构，其中“出”字，亦只是普通谓语，没有特别之处。 而欧阳修《浣溪沙》则无论章法、句法、字法皆有别于王维、冯延巳之作。词曰： 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 就章法而论，欧词虽然沿用上片写景、下片抒情的常规结构方式，但下片“白发戴花君莫笑，《六么》催拍盏频传”与上片“堤上游人逐画船”后先呼应，抒情主体并不独立于所写的景物之外，正是景中游人追逐的“画船”里的核心人物；反过来，“逐画船”的游人，“四垂天”的拍堤春水，以及“绿杨楼外”的秋千，又皆是抒情主体眼中之景。套用卞之琳那首著名的诗来说，就是：“欧公坐在船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岸上看欧公。游人和秋千装饰了欧公心中的美景，欧公的画船也装饰了游人眼中的风物。”这一结构方式便完全打破了王诗、冯词的构思模式。 就句法而论：欧阳修“绿杨楼外出秋千”，亦不同于王维“秋千竞出垂杨里”、冯延巳“柳外秋千出画墙”，而将“秋千”置于“出”字之后，打破了主语+谓语+补语的正常语法结构，成为主谓倒装句，遂使谓语“出”字获得强调与突出。 为何欧阳修要强调这一“出”字呢？或者说，欧阳修这一“出”字妙在何处？为什么晁补之认为“后人道不到”？ 对“字法”的理解还得结合章法来论。词的开篇两句：“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依次点出长堤、游人、画船、春水、蓝天等一系列景物，可谓繁富盛丽，随之出现的“绿杨楼”，在笙歌画船、游人如织、杨柳低垂的湖畔水涯，便只是十分常见的静态景物，并无任何特别之处。然而，这一静景之中，忽有一动态之物凌空而出，寻常的景物立时变得不再寻常，足以吸引抒情主体的注意。因此，这里的“出”字，不只是客观地描写了“秋千”的动态，更写出了抒情主体看到“秋千”以及秋千上那春天般轻盈曼妙的女子时那种瞬间的美感体验，可谓象外有象、景外有景、韵外有致。 从以上分析可见，欧词中这一“出”字，确为全篇之“眼”，有传神写照之功。虽然本于王诗、冯词，却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跃然而成千古传诵的名句。且整首词，谋篇布局，皆极具匠心，确实是“有篇有句”。 当然，欧阳修词也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在讨论“隔”与“不隔”时，王国维指出： 问 “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阙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人间词话》手定稿第四十则） 欧阳修这首历来被赞为“咏青草绝调”的《少年游》词，虽然上半阕“语语都在目前”，但下半阕却亦不免于“隔”。不过，这亦只是白璧微瑕，无伤大雅。总之，在王国维看来，欧阳修词“有境界”，故“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无疑是词中上品。 综上所述，王国维论欧阳修词，是从“境界”理论出发，从对词作本身的品鉴出发，与通行的文学史、词学史主要从词体的演变发展及影响的角度着眼不同，故欧阳修词的地位与重要性也就不尽相同。 [1]罗振常《人间词甲稿序跋》谓此序实为王国维手笔。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亦曰：“此序与《人间词乙稿序》，均为先生自撰，而假名为樊君者。” [2]《<</span>人间词话><</span>人间词>注评》，陈鸿翔编注，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本文所有与王国维相关史料，均引自此书，后文不另出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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