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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老师读经典”发三种内容：“书的故事”“作家的故事”“书和作家的故事”。我是如此强调“故事”---因为我最怕的事情，是把读书“概念化”“知识化”“标签化”。关于伍尔夫，百度百科是这么写的：意识流文学代表人物，被誉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 【我恨死了这种描述方式。你们是多么无趣，多么冷漠，才会把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她的世界和她创造的世界（作品），抽象成鬼知道什么意思的标签。把一切追溯到人，还原到人的生活。一切的阅读都是启示录。让我们看看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故事。】 75年前的3月28日，弗吉尼亚·伍尔夫投湖自尽。她曾写道：“一个人一旦有了自我认识，也就有了独立人格，而一旦有了独立人格，也就不再浑浑噩噩，虚度年华了。”她用一生践行了这句箴言。今天，我们用这篇文章纪念她。 反叛的青年时代： 成为自己比什么都要紧 在今天看来，弗吉尼亚·伍尔夫成长的维多利亚时代，与当时中国的封建社会有某种相似之处——在一个家庭中，只有男孩可以接受正规学校教育，女孩则只需待字闺中，成年后嫁为人妇，生儿育女。所幸，伍尔夫的父亲莱斯利·史蒂芬爵士不这么认为，身为文学评论家的他除了把伍尔夫的兄弟们送到公立学校读书之外，还给她和姐姐范妮莎请了家庭教师，接受系统的语言训练，这为伍尔夫将来走上文学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05年，伍尔夫开始为《泰晤士文学副刊》供稿，写作生涯从此发端。那年她23岁，已经经历了父母和一位同父异母的姐姐去世，以及由此引发的三次精神崩溃。之后，她与7个兄弟姊妹移居到了伦敦的布卢姆斯伯里区。从那时起，伍尔夫的兄弟在剑桥大学结识的朋友们经常来家聚会，逐渐形成了一个文艺学术交流中心，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布卢姆斯伯里团体。当时的核心成员有：经济学家凯恩斯，作家E. M.福斯特、莱纳德·伍尔夫（弗吉尼亚以后的丈夫）等，除此之外，罗素、T·S·艾略特、乔伊斯等也与他们过从甚密。这个团体囊括了当时文化界的大批精英，他们多半是剑桥大学的学子，相约在每周四晚上聚会讨论文学、艺术和哲学。他们怀疑传统，主张自由平等，支持开放式婚姻和同性恋情，甚至敢于挑战现存的社会秩序和国家机器。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中国历史上同样离经叛道的“竹林七贤”，不拘礼法，又常在竹林喝酒纵歌。 伍尔夫在团体中无疑是重要的角色。1910年2月10日，弗吉尼亚·伍尔夫假扮阿比西尼亚的门达克斯王子，弟弟亚德里安假扮翻译，贺拉斯·科尔等假扮英国外交部官员和随从，前往韦默斯访问英国海军的“无畏号战舰”，得到了热情盛礼的接待。整个骗局设计得天衣无缝，完全将舰队司令威廉·梅伊蒙在鼓里。这个天大的玩笑后来经报纸披露出来，国防力量的虚有其表和官僚体制的空具其壳让英国军界和外交界大为尴尬。整个事件在后世看来简直像一个神话，伍尔夫精湛的演技也常为人们津津乐道。不难看出，伍尔夫在当时已与同年龄的女性非常不同，年近三十的她关注的不是个人的婚姻家庭问题，而是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自由独立的精神内核。 在之后出版的演讲集《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说道：“对于做别人的伴侣，做与别人平等的人，以及为了达到更高的目的去影响世界，都没有什么高尚的。成为自己比什么都要紧。”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在伍尔夫的青年时期已初露端倪，而正是这种“成为自己”的内在驱动力让伍尔夫即使在当时女性地位依旧低下的英国社会，也能坚定地走上意识流文学和女性主义思想这条狭窄艰难的道路，且走得桀骜不驯。 她从不是达洛维夫人 借助伍尔夫的长篇小说《达洛维夫人》，电影《时时刻刻》把三个时代的女性——1923年的伍尔夫、1950年的家庭主妇劳拉（《达》的读者）、2001年的纽约女性克拉丽莎（“达洛维夫人”现代版）——的命运和处境巧妙地串联起来。这个仅仅发生在一天内的故事把从过去到现在女性渴求独立又身陷困境的矛盾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普利策奖小说《时时刻刻》和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也因此再次进入了大众视野。 在伍尔夫的小说中，达洛维夫人是个养尊处优，在上层社会有稳当地位的家庭妇女，在内心深处，她对这种只有觥筹交错和无聊琐事的生活感到怀疑。克拉丽莎——达洛维夫人未婚时的名字——也曾试着关心一些社会问题，还和思想前卫的好友萨利讨论如何改变世界，但当她成为达洛维夫人后，每天做的就是看看无聊的闲书，再和贵妇人们聊聊妇女病，不断地参加和举办晚会。 “她每次办派对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感觉自己已经不是自己，而是成为了某件东西”，达洛维夫人成全了很多晚会，却逐渐消失了自己，她一次又一次地在怀疑和看似美好的现实之间撕扯着自己。“我到底是怎么活到了这个年纪的？”她在受了理想主义旧情人彼得·沃尔什的种种嘲讽后对自我的生命意义发出了这样的质询。但假如离开现在的生活呢? 这是达洛维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所以在经过短暂的抗争之后，她妥协了。 就这样吧，“这就是我一生的结果！这就是！”而她一生的结果就是“今天上午缝着衣服和彼得坐在一起。”在她的内心深处，只有彼得才是一生的知己，但她坐在上层社会的理查德·达洛维的家里，做着缝衣服这种彼得和自己都讨厌的事情。理想和现实在这一刻交融，节制、无奈但是平静。 1925年初版《达洛维夫人》，封面由伍尔夫姐姐范妮莎设计 但节制、无奈、平静——这三个形容词到底没有成为伍尔夫生活的主旋律。伍尔夫与同时代的女性相比始终是出格的，她一生勤奋创作，创办文艺团体和出版社，成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文学界的象征，没做过一天“达洛维夫人”式的主妇；她践行开放式婚姻，有过数位同性恋人；她演讲宣传女性主义，为因涉及女同性恋写作的作家出庭辩护……伍尔夫的每一部作品都带有强烈的自叙性质，但《达洛维夫人》的结局却是犀利勇敢的伍尔夫理解但不屑拥趸的。正如伍尔夫对小说的比喻：像一张蛛网，与生活既四角粘连又整体超越，《达》反映的是当时英国社会的女性现状，也是伍尔夫一直想唤醒的同胞。 1919年，当英国国会通过法案取消了对妇女就业范围的限制的时候，伍尔夫曾充满激情地评论道：“二闺房的门猛然间敞开了。每位妇女的钱包里都有，或者可能有,一枚崭新的六便士，由于它，每一种思想、每一个眼光、每一次行动都有了新意。” 1928年10月，伍尔夫应邀在剑桥大学做题为“妇女与小说”的演讲，由此诞生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演讲集《一间自己的房间》。“一个女人如果想写小说，就必须有钱，以及一间自己的屋子。”演讲中的这句话被后世反复引用探讨。 在伍尔夫之前，没有人关心过女性写作，更无人关心女作家的命运和地位。 当时中产阶级女性最多不过是家庭教师的身份，每年约20-50英磅的年收入。而伍尔夫激励同行努力写作：“拿起笔来，写各式各样的书，无论题目是多小多大都不要犹豫。写作是对你们自己有利的事，对整个世界有利的事。凭你们的聪明才智，你们每年也能挣到五百英镑。”（约等于现在的40万人民币） 当然，“一间自己的房间”不仅仅是物质层面上的，更多的是心理层面上的。 过去的女性作家往往被视为淑女小说家，神经质或者刻板邋遢是大众对她们的固有印象，她们自身也不乏身份认同焦虑。比如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是躲在家里客厅的一个角落里完成的。写作期间，一旦有客人来访，简便急忙将书稿藏匿起来，以免引来非议和嘲笑。 伍尔夫认为传统小说里的女性形象都不是美到极至，就是丑得要命；不是好到无以复加，就是堕落不堪。这种将女性天使化或者妖魔化的定式，反过来又影响到了女性对自身的看法和定位——她们自愿扮演“家庭里的天使”，并自觉地以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同胞。因此伍尔夫提出了女性意识的重建问题，她想建立一套女性自身的价值理念，即“成为自己”。 难能可贵的是，伍尔夫提倡的女性主义并非过一种摆脱男人的生活，她看到了女权运动过后，女性的压抑不再来自男性的威胁，而更多来自自我的困惑以及与男性空间割裂后的孤独感。她先众人一步，引领了后女性主义时代，用她的作品一再提示女性精神上和空间上的独立，而非仅仅是颠覆式的革命。 要直面人生，永远直面人生 不幸的是，这位走在时代前面的先锋者却始终没能逃离自身的精神疾患。“生活恰似万丈深渊边上的羊肠小道……”伍尔夫曾在日记中如是写道。伍尔夫曾称自己是“神志清醒的精神病人”，她一生经历多次精神崩溃，同母异父的两位兄长在童年时对她的性侵给她留下了永久的精神创伤。而7岁时母亲去世，22岁父亲去世，每一次亲人的离去都会带来一次精神疾病的发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空军轰炸英国，伍尔夫一手创建的印刷厂与在伦敦的别墅相继被炸毁。这在伍尔夫的心中也留下了不可排解的阴影，缩短了她拥抱死亡的路程。 伍尔夫把艺术看得高于一切，她每完成一部作品都会出现病兆。在今天看来，伍尔夫罹患的是躁郁症，而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对躁郁症患者，医生只会强行要求“休息治疗”，即卧床静躺。 1941年3月28日，伍尔夫预感另一次精神崩溃即将到来，伍尔夫担心自己不会再好转，在留下两封分别给丈夫和姐姐范妮莎的信后，她用石头填满口袋，走向了家附近的欧塞河，终年59岁。
“亲爱的莱纳德，要直面人生，永远直面人生，了解它的真谛，永远地了解，爱它的本质，然后，放弃它。”这是信中所言，也是伍尔夫所选择的人生结局——直面人生，独立、果敢，她最终以文学的方式用生命完成了新女性的一生，在从未有人到过的密室，点燃了一支火炬。 *全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路老师读经典”，欢迎转载，敬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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