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有一句著名的言论（尽管说此话时她的态度并非完全严肃）：“大约在1910年12月，人性发生了改变。”也正是在那时，“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潮”正在退去，而新纪元即将到来，即现代主义的曙光正照亮大地。伍尔夫指出，这一变革具体发生在伦敦的一次具有争议性的后印象派艺术展后。很显然，伍尔夫自己是属于后维多利亚时期的（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和偏见的影响力都顽固地超越了该时代所涵盖的历史阶段）。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个被称为“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简言之，这是一个由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团体）的著名文学团体中开始写作。她在团体中扮演领导角色，且有力地阐明了这一团体的许多主导思想。伍尔夫在心智上有超越常人的能力，且作为女性的自我意识极强。 话虽如此，如果没有当时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帮助和支持，伍尔夫也不能达到她现有的成就高度。首先，在当时来讲，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成员（圈外人如此轻蔑地称呼他们）在“女性问题”上已具有相当先进的看法。要知道，英国的女性在1910年这一“世界变革之年”后又度过了8年时间方才获得选举权（美国女性则比英国女性稍早获得这一权利）。 可即便是在世界皆变革的当下，英国也并未做好改变自己的准备。具体表现便是英国政府无礼地规定，只有30岁以上的女性才被赋予公民权。他们认为女性只有在达到这一年龄时，方才有足够的情感稳定性来行使自己的公民权以及担负这一权利所带来的责任。据记载，1910年时伍尔夫28岁，还不能在自己的选票纸上获得许可章。至少当时这个男权统治的世界普遍是这样认为的。 我们若想严谨地讨论伍尔夫，有两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其一，是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过的20世纪20年代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其二，是与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女权运动”一同产生的关于批判性地看待文学的伟大改革。这种种运动和变革将伍尔夫推到了代表作家的风口浪尖，也极大地推动了伍尔夫作品的销量。在她有生之年，其作品销量仅有数百本。 若不是伍尔夫拥有一家出版社（霍加斯出版社）来出版自己的书，那么她的书想要印数百册都是极其困难的。而今，伍尔夫的作品随处可见，且在英语国家被广泛地研究。 然而，伍尔夫的成就远超过销量所能涵盖的范畴。女性主义的批判精神在将原有的阅读方式改造成我们今天的样子和塑造伍尔夫作品的价值内核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她自己的一部作品《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1929）也成为女性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 在这部专著中，伍尔夫宣称女性应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和金钱，以开展文学创作。女性在为丈夫做完晚饭、将孩子安稳地抱上床睡觉后，是无法再继续在厨房的餐桌上潜心创作的。而这样的一幅场景正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 （被称为盖斯凯尔夫人）自己在创作小说时的真实写照。（绝对没有人会称伍尔夫为“伍尔夫夫人”。）《一间自己的房间》这部作品中充斥着愤怒的火焰和誓要将数千年来导致文学发展失衡的性别歧视所带来的不公拨乱反正的决心。女性不应该继续沉默了，伍尔夫如是说： 当人们读到某个女巫被按在水中，某个女人被魔鬼附身，一个聪明的女人在售卖草药，又或者某位母亲健在的出色男性时，我想，我们或许在跟随一位失踪了的小说家，一位饱受压抑的诗人，或者一位沉默而不体面的简·奥斯汀，某位被自己的才华折磨发狂的艾米丽·勃朗特，在沼泽地上撞头，或者在路上拖地除草。 伍尔夫所说的“沉默而不体面的简·奥斯汀”暗指的是托马斯·格雷 所写的《墓畔挽歌》（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格雷步履徘徊、忧思阵阵，眼望着座座墓碑思忖着这里埋葬的哪些人的诗才能和自己相提并论，但却由于缺乏社会地位和特权无法将自己的才华付诸实现。伍尔夫说，正是如此，不错。然而，如托马斯·格雷一样的作家们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拷问的。如果伍尔夫和格雷一样，且让我们称她为“托马西娜·格雷”；那么，除非她非常幸运，否则她就将成为“沉默而不体面的弗吉尼亚·伍尔夫”。 在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众多著名的成员中，有小说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详见第26章）、艺术评论家罗杰·弗莱 、诗人鲁伯特·布鲁克（详见第27章），以及20世纪最具影响力且具有极端新思维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当时，几乎很少有其他团体中的“思想成果”可以超过布鲁姆斯伯里团体。 这个团体中最主要的宣传者便是林顿·斯特雷奇 。正是他公开宣布了组织的基本原则-他们绝不重复维多利亚式的行为（尽管他们所有人都是在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时期出生长大的）。对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成员来说，“维多利亚名人”如果存在，那么他们存在的意义仅仅是被嘲笑和批判。斯特雷奇也在他的同名著作《维多利亚名人传》中轻鄙地提到了这一点。但是，更重要的是，“维多利亚名人们”是应该为新的思想让道的。 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成员们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维多利亚时期风格（最后的、最终的）的死亡阵痛。对于战争所造成的大量民众死亡，我们当然深感悲痛。然而，这次战争同样意味着一种“终结”，让文学和世界性的新思潮有了重新萌发的可能。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了布鲁姆斯伯里团员们所反对的是维多利亚时期的风格。那么，他们究竟支持什么，高举的又是何种大旗呢？他们或许会回答你，这面旗帜就是“文明”。又或者，他们会同时提及“自由主义”。他们赞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所倡导的哲学。他的思想也被后来的剑桥大学哲学家乔治·爱德华·摩尔（G. E. Moore）用其自己的方式重新表达。实际上，这一哲学思想的本质即是：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不会破坏、侵害他人的同等自由权，你就有权利去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这条理念看似美好，却极难付诸实践。有些人甚至直接认为它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伍尔夫的一生混杂着殊荣（伍尔夫自己的房间总有位佣人帮她收拾-这一点在其佣人2010年出版的自传中便有迹可循）和慢性精神病的折磨。她是著名文学家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的女儿。同时，伍尔夫的母亲亦受过同等的良好教育。年幼的弗吉尼亚·斯蒂芬在伦敦优渥的住宅中长大。这座著名的宅邸毗邻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广场，而这座树叶形状的广场本身也是伦敦的美景之一。伍尔夫尤其喜欢雨中的布鲁姆斯伯里广场。正如她自己所言，广场上黝黑而蜷曲的树干犹如“湿漉漉的海豹”。而布鲁姆斯伯里本身也是伦敦知识精英的聚集中心。它身处众多高等学府的周围，依畔大英博物馆，更重要的是，还紧靠伍尔夫时代的几家著名出版社。 伍尔夫并未接受过大学教育，且也没有这个必要。伍尔夫在成年后便异常博学，且时刻与她同时代的顶尖思想保持同步。毫不夸张地说，伍尔夫几乎是在可以执笔之时就开始写作了。然而，也是从伍尔夫童年时期开始，人们便发觉了她的精神上存在一些问题。年仅13岁时，她就经历了首次精神崩溃。而这样的情况持续困扰了伍尔夫一生，并最终导致她走向自杀的绝境。 而立之年，伍尔夫基于利害关系而非爱情与一位社会思想家缔结了婚姻。她的丈夫是雷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他也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成员）。作为这一团体自由主义思想的体现，他们允许并宽容在原来被禁止的某些人际关系。在他们中间，福斯特和凯恩斯是同性恋者（在当时同性恋视同犯罪）。伍尔夫将自己的激情与爱都压制在了对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Vita Sackville-West）的同性爱恋中。维塔也是当时的一位作家，且在其位于肯特郡西辛赫斯特的家中尤其擅长莳弄花草，是位富有创造力的园艺师。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成员们认为“艺术”可以被运用于生活中的任何事物，园艺亦不例外。 伍尔夫和萨克维尔·韦斯特的关系并非秘密，甚至她们各自的思想开明的丈夫也知道。伍尔夫在其广为人知的佳作《奥兰多》 中纪念了这段感情。这是一部关于维塔家族的充满幻想的自传式小说。小说讲述了数个世纪间这个家族中所发生的故事。众多故事中都有一个中心人物-奥兰多，随着每次生命的逝去和重生，奥兰多的性别都会发生改变。萨克维尔·韦斯特的儿子奈杰尔将这部作品称为“文学史上篇幅最长也最有魅力的情书”。然而，却不是伍尔夫写给丈夫雷纳德的。 对伍尔夫来说，独立重于一切：她遗世独立于传统美德、社会规范乃至伦敦文学界。她与丈夫在1917年创立了霍加斯出版社，并将社址选在布鲁姆斯伯里广场的附近。这样一来，伍尔夫便可以随心创作并出版自己的作品了。她自1915年开始出版足本长篇小说，以《远航》 为开端。此后，伍尔夫的作品便层出不穷。她巧妙而不着痕迹地将女性主义的思想灌注于小说中。伍尔夫这么做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她在“试验”-敢为英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之事。而就写作技法来看，她的小说所涉及的最著名的技巧莫过于“意识流”（尽管伍尔夫本人并未如此称呼）。 在她1925年写作的一篇散文中（下文中的马车车灯指的是夜间行驶的马车两侧所挂的灯），伍尔夫是如此描述所谓意识流的：
试图抓住那“一轮光晕”是伍尔夫在小说中的一大创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达洛维夫人》中，伍尔夫是如何巧妙地开篇的。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一位中年女性一天的生活。这位主人公名叫克拉丽莎·达洛维，是一位英国议会中保守党成员的妻子。小说描写的那天，她正在筹备举办一场晚宴。她从议会附近的家中出发，沿途经过报时的大本钟，打算采摘一些春天的花草以装点客厅。那是6月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达洛维夫人正等待着穿过马路。由于她刚从一场险些危及生命的流感中痊愈，达洛维夫人感到异常高兴。当她正立于维多利亚街（伦敦城中最繁忙的大道之一）边时，一位邻居从她身边经过。而达洛维夫人却未曾注意到他：
除了伍尔夫，还有谁能如此优雅地描写在伦敦街头等待穿过街道的间隙？很显然这一切都发生在克拉丽莎的脑海中。时不时她邻居的思想意识也会产生影响。注意看看描写的语句是如何随着思维的动作流淌此处彼处的。克拉丽莎的思想究竟是以文字还是意象的形态呈现的？又或者是两者的结合？而记忆（20年前发生的事情）和即时的印象（当下大本钟奏响报时的声音）又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呢？ 在伍尔夫的叙述中，从来没有太多的事情“发生”。而发生什么事也并非伍尔夫所关注的重点。对达洛维夫人来说重要的事情也并非异乎寻常。无非就是与一众政客们的无聊聚会。伍尔夫的另一部杰出作品《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1927）关注的是一家人（很显然，伍尔夫是以自己原生家庭的经历作为蓝本）在海边度暑假的故事。这家人计划乘船到一处灯塔去，而这一计划却从未实施。伍尔夫的最后一部小说《幕间》（Between the Acts，1941），正如其标题所示，描写的是等待某件事发生的间隙。这部小说创作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数月。 伍尔夫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大事件的下一幕对于她及其丈夫（他们没有孩子）来说都将是一场灾难。他们担心纳粹德国在1941年春天轻易侵占法国之后会侵略和征服英国。由于伍尔夫夫妇的犹太血统及左翼背景，他们毫无疑问会被盖世太保（德国纳粹的秘密警察）列在死亡名单上。因此，他们审慎而周密地计划了自杀。弗吉尼亚在经历了一场后果严重的精神崩溃后，由于担心会遭遇长久的精神失常，于是在位于萨塞克斯的家附近的一条河中自溺身亡。那一天是1941年3月28日，她在衣服的口袋中装满了石头，永远地沉入了河水中。 然而，这场战争后英格兰得以保全，产出了更多的文学佳作。可叹，英伦土地上的这位伟大女作家却与世长辞了。  本文出自《耶鲁文学小历史》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译者: 王君 出版年: 2016-1 这本书从希腊神话到图像小说，带领青年读者们“穿过衣橱”，跨越辉煌的文学图景，踏上一趟充满乐趣的旅程。并让读者深刻认识到文学如何指引我们、帮助我们了解人生的意义。 约翰·萨瑟兰几乎在文学的所有领域，均进行过研究、教授过相关课程并著书立说。他对书籍和阅读充满了极富感染力的热情，也书写了他自己的一生。现在他将带领青年读者们“穿过衣橱”，跨越辉煌的文学图景，踏上一趟充满乐趣的旅程。从希腊神话到图像小说，深刻认识到文学如何指引我们，并帮助我们了解人生的意义。 萨瑟兰用一种独有的、让人无法抗拒的方式介绍伟大的文学经典，并使他的指引轻松活泼而又极富启发，这包括《贝奥武甫》、莎士比亚、《堂吉诃德》、浪漫主义、狄更斯、《白鲸》、《荒原》、伍尔夫、《1984》等等。除此之外，他还增加了一些自己挑选的平常少见的作者及作品，包括通常被认为“不值得严肃关注”的文学作品，从盎格鲁-撒克逊文中粗鲁的玩笑话到《达·芬奇密码》。成功涵盖了审查、叙述技巧、自我出版、品位、创造力和疯狂等不同的主题，萨瑟兰展示出了他丰富且有深度的阅读。对于年轻读者来说，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寓教于乐的文学指导，而这对于其他有着丰富阅读体验的读者来说也是如此。 作者：约翰·萨瑟兰（John Sutherland），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现代英语文学系诺思克利夫勋爵名誉教授，曾教授各阶段学生课程。近期著有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的《小说家们：小说的294段生命史》，获得广泛赞誉，其中一位书评人称赞其为“一本酷毙了的参考书”。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