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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收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禀父母书》一通，说他上年秋天典试四川回京后，托人带银千两回家。这是曾氏进京为官后第一次给家中付回较大一笔银子。唐氏评点题为《清代官员的薪俸》，其中说：“清代官员的正薪很低。一个七品县令年薪不过四十五两银子，禄米四十五斛；一品大学士年薪也不过一百八十两银子，禄米一百八十斛。按这个薪水过日子，简直清贫不堪，摆不出半点做官的架子来。实际上，除正薪外，他们还应另外一笔收入，名曰养廉费。一年下来，平平安安未出差错，县令可得四百至二千两，大学士可得一万三至二万两不等的养廉费。”唐先生虽然以长篇小说《曾国藩》著名，但他对清代官员的俸禄仅是一知半解。兹就读书所得，补正于下。 清代官员的俸禄有文武之分，唐先生只谈到文官，所以本文所说也限于文官。文官年俸的标准是一致的，但在执行中京官、外官（地方官）有所不同，京官的正俸除俸银外，还有斛数与俸银两数相同的禄米，外官则只有俸银。 诚如唐先生所言，官员们除正俸外，还有另外的收入，但不仅一笔，也不都是养廉费（又称养廉银）。养廉银一般不发给京官。京官每月可支领一两五至三两不等的公费银，外官则有薪银、蔬菜烛炭银、心红纸张银、案衣什物银、修宅什物银等收入。如正二品总督，薪银、蔬菜烛炭银、心红纸张银、案衣什物银诸项合计为五百八十八两，超出正俸近四倍；正七品知县，薪银、蔬菜烛炭银、心红纸张银、修宅什物银、迎送上司伞扇银诸项合计九十六两，超出正俸两倍。有些项目的银两，虽然以办公为名，但实际上都归于各官名下，成为正俸的重要补充。 清代文官的俸禄是比较微薄的。他们除了养家，还要自己支付幕僚、仆役、车马的费用，显然这点银两远不足用。规矩的官员生活是非常贫苦的，如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第一廉吏”的于成龙，在两江总督兼江南、江西两省巡抚任上去世时，将军、都统及同僚前往他家探视，惟有竹箱中绨袍一套、床头盐酱器皿数件而已。 在薄俸之下，要维持正常或奢靡的生活，以及迎来送往，打点上司，除了贪污受贿外，所采取的半合法措施之一，就是征收火耗。所谓火耗，就是各地将收取的零碎的赋税银熔铸成五十两一锭的元宝上缴户部，熔铸的过程中有所折耗，州县之官于正额之外，私自加征部分银子，以补折耗。火耗的加征是私自的，所以就没有定额，征多少，全凭州县长官自主。这些火耗银大部分落入了州县官的私囊。州县官用这笔钱馈赠、贿赂督抚布按等大员，督抚布按也仰此补充官俸。朝廷曾谕令禁止私征火耗，但并未认真执行，实际上是默认。雍正初年，世宗采纳山西巡抚诺岷的建议，推行火耗归公，由各省布政使司管理，改私征为公派，规定征收比例，不许私自增加。政府用这笔钱来弥补地方财政亏空、给地方官员发放养廉银。养廉银的发放以官员品级高低、事务繁简为标准，品级越高，养廉银越丰厚，同级官员中事务越繁巨的养廉银就越多。养廉银的数目很大，远远超出正俸标准。如总督的养廉银超出正俸八十三至一百二十九倍，知县超出九倍至五十倍。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并非夸大之词。 地方官员支领养廉银后，收入剧增，同属文官系统的京官的俸禄就显得更加微薄了。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朝廷除了给部分京官发放养廉银外，在京官中先后推行了“恩俸”制与“双俸”制。“恩俸”之制始于雍正三年(一七二五年)，是年，谕赏六部堂官恩俸，各如其正俸之数。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年)谕令给发京官“双俸”。“恩俸”实为“双俸”的肇始，不同的是，“恩俸”只赏给“六部堂官”，即六部的尚书和左右侍郎；“双俸”则推恩于在京大小官员。“双俸”制规定，除大学士、各部堂官是“双俸双米”，即俸银禄米皆增加一倍外，其余各官俱是“双俸单米”，即俸银增加一倍，禄米不动。由于俸禄基数低，即使是“双俸”，所得也很有限，如一、二品大员，一年银米之数俱不足四百，与地方督抚的巨额养廉银相比较，其别如天壤。 京官尽管俸禄低，但一般还是能维持正常的生活，甚至是体面、优裕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京官除了朝廷发给的俸禄外，还有其他的收入。这其他的收入来自三方面，一是差事，二是印结费，二是“冰敬”、“炭敬”及“别敬”。 三年一次的各省乡试，考官由朝廷从进士出身的侍郎以下官员中选派，乡试结束后，地方政府要馈赠“程仪”，新科举人也要送谢师礼，考官们可以得到二三千两甚至更多的银子，这是一宗不小的收入。曾国藩托付回家的一千两银子，就是他出任四川乡试主考的部分收获。除考差外，还有其它的差事，如提督学政、河工、巡视榷关等等。但差事并不是每次都轮到自己，一次差事都未得到的人也不少。 凡各省人士赴京会试、捐官，均须本省籍京官出具盖有该官所在官署印章的文书，证明其履历及身世清白，报部与府县所出凭证核对。这种文书称为印结。各省籍京官组成该省印结局，专事办理印结。需要印结的人到印结局缴纳一定的费用，即可领到印结。参加印结局的京官每月皆可从局中领取十几至几十两银子，称为印结费。印结费对京官来说，是一宗比较稳定的收入。 京官虽然没有钱，但是有权。外官(地方官)要想晋升、办事，就得设法巴结京官，给京官送礼。夏天所送称“冰敬”，冬天所送称“炭敬”。类似现在所说的“消暑费”、“取暖费”。还有其他的一些礼敬，统称为“别敬”。有心计的外官，每年都要按时遣人进京送上“冰敬”、“炭敬”。“冰敬”、“炭敬”的数目数十至数百两不等，有目的或交往深的自然不止此数。主管官员升迁、铨选、考核之权的吏部，主管全国税赋、财政、薪饷的户部各级官吏，所得较他部为多。手握重权的宰辅大臣所收受的钱物更是难以计数。如和珅被抄没的家财，竟相当于全国十几年的财政收入。 清制，外官督、抚、司、道、府官任职三五年要进京陛见，升职要入朝谢恩。外官到京，少不得上上下下打点一番。仪征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载，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张集馨由陕西督粮道擢四川按察使，入朝谢恩，“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鹤汀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其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张集馨送别敬的面是很宽的，几乎涉及中央各个部门。礼金的多少是因受礼者官职的大小、重要与否及交情深浅而定。进京的官员多，京官每年收受的银子也颇可观。 京官们当然喜欢外官进京，趁机受礼甚至设法索要。对此，外官虽然不能不给，但心中很是怨忿。《道咸宦海见闻录》写道：“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每遇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迄无虚日。濒行时，分其厚薄各家留别。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望未餍，即十分周到，亦总有恶言。甚而漠不相识，绝不相关者，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乞帮，怒其无因，闵其无赖，未尝不小加点染。是以外官以进京为畏途，而京官总以外官为封殖。余道光年间初任朔平守，未曾留别，但应酬师门而已。陕西粮道出京留别，其费一万七千余金。四川臬司出京留别，一万三四千金。贵州藩司出京，一万一千余金。调任河南藩司出京，一万二三千金。而年节应酬以及红白事体，尚不在其内，应酬不可谓不厚矣。”张集馨官仅司道，若系督抚，所费更大。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云：平远丁宝桢光绪丙子年由山东巡抚升四川总督，进京陛见，道经天津，直隶总督李鸿章对他说，你此番进京，必有应酬，我知道你两袖清风，一无所有，已为你预备一万两银子，存在北京某号，你到京即可取用。宝桢其时囊中羞涩，又以李鸿章重友道，不忍拒绝，暂时收受。哪知到京后正逢某王某相生日，又有在京候考的贵州举子一百几十人盼望他接济。综计一应支出，前款万不敷用，只好再致函李鸿章说，一客不烦二主，请再代筹万金，李毫无吝色，又借了一万两银子给他。这笔银子，他至死也无力偿还。晚年，让在他幕府的陈夔龙代他致信李鸿章，说前荷盛情，久铭肝膈。屡思归璧，力不从心，矢约来生再报。 多数京官仰仗印结费和收受外官所赠礼敬，大可平安度岁，但毕竟比不上外官丰厚，所以京官都想方设法谋求外任，有“在京和尚出京官”之说。据《梦蕉亭杂记》，光绪辛丑三月，陈夔龙由顺天府尹奉简河南布政使，李鸿章要他办完议和再赴任。议和成，外务部一侍郎病亡。陈夔龙有干才，办过外交，颇得李鸿章赏识，有意推荐他接任此职。他闷闷不乐，“切切私虑，以汴藩(按即河南布政使)夙称优缺，京僚获简，不啻登仙。若改京职，依然清苦。”他正忧虑之时，有武进某京卿，外交、财政均其所长，而尤醉心于做督抚，一听外部侍郎病殁的消息，担心自己被简任，遂密电西安行在(时西太后和光绪帝正避寇西安)，说那桐曾任外部侍郎，必堪胜任。结果那桐奉简。陈夔龙又怕庆亲王回京留他襄办与俄国的条约，坐卧不安。幸而无事，又奉命升漕运总督。于是立即南行，到任后才放心地舒了一口气：“余遂为外吏矣！”一年未满，他就向朝廷捐养廉银一万两，助修被八国联军破坏的北京城。京官、外官之别于此可见一斑。 附录：清代文官年俸的标准是：正从一品，俸银一百八十两，禄米一百八十斛；正从二品，俸银一百五十五两，禄米一百五十五斛；正从三品，俸银一百三十两，禄米一百三十斛；正从四品，俸银一百零五两，禄米一百零五斛；正从五品，俸银八十两，禄米八十斛；正从六品，俸银六十两，禄米六十斛；正从七品，俸银四十五两，禄米四十五斛；正从八品，俸银四十两，禄米四十斛；正九品俸银三十三两一钱，禄米三十三斛一升；从九品，俸银三十一两五钱，禄米三十一斛五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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