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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9日，广西师大出版社总编辑、理想国品牌创始人刘瑞琳荣获“2015女性传媒大奖·年度女性榜样”。女性传媒大奖于2010年诞生，由联合国妇女署与网易女人频道共同主办，是国内首个以“社会性别平等”为主题的大型奖项。同时获奖的还有袁立、余秀华等人。刘瑞琳的获奖理由是： 她是著名文化品牌“理想国”的掌舵人，通过自己独到的眼光和学识，成功建造了一个颇有影响力的“理想国”；她和她的团队被称为“中国所有爱书人的好朋友”。她坚持出版人的操守与文化人情怀，让“理想国”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精神的象征，启蒙并培育了一代有思想有追求的年轻读者。 到了晚间，一则传闻，让她突然收到很多朋友的关心和问候。她在感谢之余，在朋友圈中发了一条消息，借用苏东坡的《定风波》告诉大家，她与理想国一切如常：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放心，也无风雨也无晴。 今天分享的是刘瑞琳接受网易女人频道的专访，聊及理想国，聊及做书。愿大家都能在自己喜欢和认可的事情上“任性”，走得更远。 全国妇联国际部部长牟虹女士与芬兰驻华使馆大使马寰雅女士为刘瑞琳颁奖。
采访视频剪辑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培养出对书的热爱的？ 刘瑞琳：对书的热爱，我想是每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都会有的吧。当一个人有一些精神追求，不完全满足于单纯的物质生活的时候，我觉得他一定会自己去找一种方法，其中一个办法就是读书。什么时候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总是在自己的精神有所觉醒的时候吧。 从您第一天进入这个行业到现在，您的理想还是一样的吗？ 刘瑞琳：好像没什么改变。我上大学的时候就一直想要做出版、做跟书相关的事情，那时候很简单，就想跟书打交道，跟与书有关系的人打交道，所以就想尽办法，进了出版行业。我的理想其实就是要做好书，让读者喜欢的好书，能跟作者有很多很多的交流。我觉得出版这个行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实际上你接触的、你交流的都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这些东西给了我特别多的营养。 从您入行到现在，您觉得出版行业有哪些变化？ 刘瑞琳：我觉得那时候比较单纯。无论是为理想做书，还是为挣钱做书，做书的时候我们还是首先考虑这本书是不是有价值，还会有一种文化人的关怀，也有些人甘于清贫去做些事情。但现在资本的力量影响很大，要求迅速把这些资源转化成经济效益、转化成商业，看起来大家都很忙碌，结果只把文化忙乎出很多泡沫，这种泡沫有的时候让人真假难辨。感觉现在大家整体上更浮躁了、也更不知所措了，在商业的喧哗声中，一本书本身的价值好像变成了一件不重要的事情。单纯为理想做一件事情的人越来越少了，处境也越来越艰难。 其实这个时代的文化人，受到的诱惑也越来越多了。 刘瑞琳：不是一直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吗——可能前些年非常流行——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我听到这句话特别反感，觉得就是赤裸裸地把文化当成一个挣钱的工具。当然你是可以利用文化，但完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就太短视太急功近利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观念、这个口号，最大的害处是让人误解了什么是“戏”，什么是“台”，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什么是获取价值的手段。在这种背景下，大家对于文化看起来都非常积极，但实际上制造了很多的泡沫，这对文化其实是一种摧毁。
“理想国”这个品牌是如何诞生的？ 刘瑞琳：我们做出版做了很多年，也积累了一些好书、一些好作者，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也越来越清晰地明白自己有什么样的追求，越来越清晰得看清了自己的使命，就想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清晰的品牌辨识度。后来跟团队讨论，大家一起想，要做一个新的品牌。做这个品牌其实也有一个考虑，那就是我们觉得，在中国，一个文化企业要想长期生存不是那么容易，尤其是有长期的品牌意识更难。所有的东西都是转瞬即逝的，都是没有长远考虑的。我们既然想做一个长远的东西，更需要一开始就亮出自己的形象。 当初从原单位离开，没有再去其他的大出版社，而是自己创造了一个“理想国”，是不是您要寻找一个完全您自己说了算的地方，来做这么一件事情？ 刘瑞琳：可以这么说。因为中国出版有特殊生态，这个真的是让人很纠结，我希望有一个独立的空间，避免很多无谓的干扰。做出版当然需要独立的空间了，但这个独立的空间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自己去创造、去争取的。如果你不创造争取，不会有人把这个空间准备好，让你去做事情的。当然我也得感谢很多人对我的包容和支持。 这样一个从原有体制冲出，又去创造的过程，是什么感觉？ 刘瑞琳：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胆识，但是我觉得自己会不放弃，会一直努力，对所有的可能性我都不会放弃。 做“理想国”有什么困难吗？您觉得最大的困难或者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什么？ 刘瑞琳：其实现在在中国，我觉得文化企业最大的难处是，这是一个价值观念或者游戏规则都很混乱的时代。在这种混乱中，我们有必要经常回到自己的初心，提醒自己，问问自己，我最初是怎么想的？我感觉，出版者——其实所有做文化的都一样——就是在一个废墟上戴着镣铐跳舞，你说它难不难？是会很累，也会很辛苦。 您想把“理想国”带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刘瑞琳：其实对于一个出版机构来说，我觉得它不是为了取悦大众而存在的，而是为了引导大众而存在。这也是我们任性的地方，我们会按照自己的意识去做。
您之前讲过，去了不同国家后发现，中国人的阅读频率挺低的。 刘瑞琳：我觉得总体上来说是这样的。我见到的很多欧美人，相比较而言真的比中国人更愿意读书，比例更大，愿意随时随地拿起一本书。当然，近些年来中国也有改变，比如我现在坐飞机的时候，常常会看到很多中国年轻人在读书。其实坐飞机是最能看出一个人的阅读习惯的。现在在地铁里你已经看不出来大家在看什么了，每个人都是在看手机，有些人可能在读书，有些人是在打游戏，有些人是在看电视剧……在地铁里已经分不清楚他在看什么，很多人都在看网络小说，那不是在真正地阅读，而是一种娱乐了。 因为有了互联网，有了移动终端，人越来越多地有了随时随地娱乐的机会，也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严肃的阅读，大家不再去花时间认真读书了。这个其实是要特别警惕的，因为一个人放弃了严肃的阅读，实际上就放弃了很重要的一种提升、磨砺自己心智的可能性和机会。我觉得审美能力、独立判断和思考的能力，都大程度上来自深度的阅读，不断反刍和反思的阅读。如果人很年轻的时候就把这些能力放弃掉，是非常可怕的情景。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已经有这个自觉的意识，但比例还不够大。 您经常会有这种焦虑吗？那您有没有想过自己能做什么？ 刘瑞琳：当然是很焦虑。我觉得知识分子其实是应该保持对社会的批判精神的，但现在恰恰是知识分子这个层面在不断妥协，在不断让步。我会用我做出版人的这个平台，这是一种曲折的表达，但是我觉得没什么用，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吧。不过即便没有用我们还是会做的。理想的实现都是一个过程，所有理想的实现都是在追求的过程中你才能体会到它的价值，哪怕你觉得它没有什么希望，但是你还会去做，还会不断地去做，这个可能就是一种使命。 其实莫言得到诺奖的时候，社会也都是在关注的，很多媒体也是大篇幅报道。您觉得中国人对文学还有热情吗？ 刘瑞琳：大家关注更多的是诺贝尔奖，而不是文学。如果你知道十八、十九世纪，甚至二十世纪人们是怎样对待文学的，你就会发现现在人们好像越来越不在意文学了。相比较来说，我觉得80年代是有对文学的热情的，那时候人们有很多渴望，而能够读到的东西太少。现在情况则相反。
理想国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品牌了，也有很多优秀的作者聚集于此。您对自己的作者群是不是会也有要求？ 刘瑞琳：我记得我刚做编辑的时候，我们那个总编辑就说过我，“刘瑞琳会比较挑人”。因为我要去用我和整个团队的心血与能力，尽我们所能，做很多的工作，去推广一个作者的作品，如果我不能认同他，怎么可能去尽心尽力去推广他？有时候也不是说要求，而是缘分。认同是不靠要求，而是靠缘分的。 这样也会得罪人吗？ 刘瑞琳：有时候是会得罪吧。但是别人也没有权利非要求我做他的东西，这是我的自由。我唯有这点自由，就是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做我自己喜欢的书，去跟我认同的这些作者一起面对这个世界，然后一起工作。这是我唯一的一点权利了，我不想放弃。我想很多人其实是理解的，也谈不上得罪，我是这么想的。 您是在出版上绝不妥协的一个人？ 刘瑞琳：这可以说是我的特点吧。不只是在出版上绝不妥协，在人生上或许也是这样的不妥协。人的生命中一切有价钱的东西都是不值钱的，什么东西最值钱？就是你的生命，你的时间是最值钱的。如果花生命、花时间去做不喜欢的事情，那我觉得是最浪费的、最没有价值的人生。 您肯定有遇到拒绝别人的情况，您的拒绝是什么风格？ 刘瑞琳：拒绝比接受要多得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做任何事情都是有所选择，有所取有所舍的。我在出版社里做得最多的事情恰好不是接受什么，或者去追求什么，而是拒绝什么。我希望我的拒绝是诚恳的，就像我尽心尽力去追求一样。
很多人都觉得“理想国”的掌门人应该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没想到您这么年轻。 刘瑞琳：我现在在出版界已经是“很前辈”的了，我已经不年轻了，虽然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正在过一个哲学上的青春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到现在才在好多事情上开窍，依然对很多事情充满了向往和激情。 您怎么看待女人与年龄的话题？ 刘瑞琳：其实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人，生命还算挺短暂的，很小的年龄就把自己给放弃了。我认识一些女孩子，我会常常提醒她们，我说你不要一结婚生孩子就把自己的精神追求放弃掉，因为你没有真正的精神追求几乎就等于把自己的人生放弃了。我觉得这一点是需要女性特别警惕的。我已经不在意年龄了，也不在意男人是不是喜欢我了，我在意我作为一个人的价值，我在意我抽象的人生，没有性别的人生，这个价值会有多大。 现在这个社会给大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生活上的便利，可以很轻易地让女性从很繁重的生儿育女的过程中解放出来。但我发现很多人依然是无所事事，这非常浪费生命。我觉得你的生命要绽放，你的生命要进入一种审美的状态中，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被大家忽略了的。 很多女人到了一定年龄，觉得自己有一个可依靠的男人，还是会去依靠，即便是今天非常职业的、时尚圈子里的女性。一方面是自主意识和个体意识相对来说比较差，另外一方面又很不重视去建立一个健康的、完整的两性关系。我觉得其实这两方面都非常重要。 您觉得自己这么多年来的成长，主要是在哪些方面？ 刘瑞琳：我觉得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不在乎年龄了，越来越不在乎外在的东西，也越来越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我了。我有很多要做的事情，很多急着要完成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每一天非常非常的充实。大概就是这种变化。 能否用三个词来概括一下自己的人生？ 刘瑞琳：忙碌，充实，还有就是任性吧。我会比较按照自己的内心世界去做，去追求，不妥协。做我想做的事情，做我喜欢的事情，任性一点，这样就好。 摄影：杨公振、蓝伟斌、《生活》杂志、“网易女人” 文章转自 “ 网易女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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