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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以载道”与“独抒性灵” 黄荣华 源自《语文报》2009年第19期 回顾一下，中华散文发展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先秦散文包括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哲学和历史）；汉代散文的代表是司马迁的《史记》（史传）；魏晋南北朝时期代表文体是由大赋发展而来的骈文（可看做独立于哲学、史学的文学，但因多关注形式而最后走向死途）；唐宋时期是以“载道”“明道”为旗帜的“古文”；明代的代表散文是独抒性灵的小品文，代表作家是徐渭、李贽、袁宏道、冯梦龙、张岱。此后，“载道”散文与“性灵”散文并行。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意思是说文章的变化兴替是与“世情”“时序”紧密相连的。确实如此，中国古代文章至宋代为止，虽然不同时代有一些变化（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骈文），但大体是走“载道”一途的。这个“道”当然是儒家之道。 “文以载道”作为中国散文的主流观念，事实上一直强力地影响到今天。为什么？这其实是与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地位紧密相连的。前面我们在《认识中华文化的“地质层”》中所梳理的“仁”“礼”“信”“志”“爱国情”“担当志”“大丈夫人格”“勤劳”“俭朴”“斗争”“求索”都是儒家文化极力推崇的。这些宝贵的品质，是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最大支撑力。我们的时代需要真正的载道文章，而且永远需要！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永远需要鲁迅的理由。 但力倡载道文章不等于只要载道文章。我们同样需要性灵文字。正是不满于文坛的一切皆“道”或“准道”或“拟道”，将“道”变为唯一，充满道学气，明人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也正因为此，明代的小品文蔚为大观，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但提倡性灵也不等于只有性灵，那就又会走向一个极端。周作人可视为一例。周作人前期的散文有凌厉气，多数都应和着时代的节律，但后来逐步走向了唯性灵，因此文中也就没有了时代，没有了家国，变得高蹈虚脱。 其实，不管一个人生活在什么时代，他的心中必然是有道有灵的，他只要将“道”与“灵”真实地书写出来，就必然有真性情。我们可以再回过头看看韩愈。韩愈写了《原道》《原毁》《进学解》等载道的文字，但也写了《祭十二郎文》《送穷文》等非常性灵的文字。我们还可以看看鲁迅。鲁迅一生致力于两个字：立人。但鲁迅的文字中有很重的孤独感、绝望感，这是鲁迅特有的性灵。 举韩愈、鲁迅为例，是想说明我们大可不必将“文以载道”与“独抒性灵”对立起来。（回到我们的中学写作，就是不要将你的课堂作文与心情日记对立起来）只要是生活在时代中，我们就必然有情感要抒发，有理想要书写，有责任可承担，因此我们的文章也就必然有道有灵——“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载我们生活之道，抒我们生活之灵。这是我们无论在阅读还是在写作时，都要特别清醒的。 （1120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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