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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4.5宝鸡日报 在扶风县博物馆众多文物藏品中，有一件并不起眼的铅质人形俑，它是 1972年春在扶风县原上宋乡远将村（现属绛帐镇）征集的。其高 15.2厘米，外形呈站立状人形，双臂下垂，双腿分开，足部扁平向前弯曲，身体有明显男性特征；表面附着有土红色结锈，表面局部可见铅质灰黑色，制作简单。由于汉代同类造型和质地的器物发现较少，所以长期以来将其命名为男俑。那么它是做什么用的？放在墓葬里有何用意？这要从明器的出现和使用说起。 一般来说，在古人墓葬中，可看到很多不同质地和用途的陪葬器物，其中有些是死者生前使用过的器皿，有些则是为配合丧葬仪式和习俗观念而临时制作、仅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陪葬品就是明器，也称冥器，是人死后所做、用于象征或模仿生前所用器物的通称，其功能和今天埋葬死者时的纸人纸马、金童玉女等东西相似。明器使用历史悠久，早在商周时期就已出现，这些器物和生活用器相较，仅从外观上看就有很大差别，它明显表现出制作粗糙随意、素面、器形较小和不具实用性的特征，同时在质地上出现陶、铅质地和铜质明器共同使用的特点。 其模仿制作的原型以实用青铜礼器为主，商周时期明器在扶风多有发现，如 1973年在法门镇刘家沟出土的西周弦纹鼎、 1978年在法门镇齐村陂塘出土的西周铜簋及铅质盘、西周时期墓葬中出现的铜质盉（仿造酒器盉）、扶风刘家丰姬墓出土的铅质盘（水器）和陶质戈等，均体现出非实用器的特点。可见当时墓葬使用明器已成固定习俗，但如当时青铜器的使用仅限于一部分贵族一样，当时明器也只出现在贵族和有相当身份的人的墓中。汉代明器使用更加普及，从皇帝到平民都用，明器种类除常见器物外，还有因人而异的一些特殊器物，如西汉名将周亚夫的儿子，买了 500件甲盾器械，准备作为陪葬品，却被人作为谋反证据告发，周亚夫被牵连入狱，后绝食而死。 考古发掘也曾在汉代墓葬中发现明器性质的铜弩机、箭头等兵器，如 1963年扶风县原新店乡徐家河村曾出土一件明器铜弩机。除金属外，当时明器多以陶质或釉陶质制成，种类更加多样化，常见种类有陶灶、陶奁、陶仓、陶井、陶动物俑及陶阁楼等，就连墓葬也以前后室和穹隆顶形式与结构模仿了人们生前的居所，这种做法和早期人们“视死如生”的丧葬观念有很大关系。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铅熔点低且有毒，故其只作为制作青铜器时的合金成分使用，而没有单独用于制作器皿，所以它很早就被用来做并不实用的明器。汉代除有铅人外，铅质买地券、摇钱树等明器屡有发现。铅人和其他明器出现的本质原因，是自古以来困扰人们的生死观念，人死了又到哪里去了？在另外一个世界怎样生活？这些事关生死的重要问题从远古以来一直盘踞于人们内心，我国古代有关人死后变化的神话传说有很多，如炎帝的女儿死后变成填海的精卫神鸟等。 西周时人们认为人死后并没有完全消失，秦汉以后这种观念继续传播和发展，尤其经过汉武帝对长寿神仙的渴望追求，把这种观念推广到普通民众的认识中。秦始皇曾派徐福率男童女童三千人如东海寻找神仙，汉武帝则派人寻求仙人安期生，还有冶炼黄金饵药等荒唐举动，都是这种观念的反映。如果从周代开始算到汉代的话，这种观念已存在近千年了。从全国各地考古发掘出土的带有文字的镇墓瓶、镇墓罐上保留文字看，常见的地下世界管理者被称为“墓伯冢丞”“主墓狱吏”“魂门亭长”“西冢伯”“蒿里君”“蒿里父老”等，这些名称的存在和出现满足了人们对于死后安放灵魂的想象需要，驱除了对于死后人本身灰飞烟灭的恐惧感，但同时带来几个新问题：自己死后谁来替代生前服侍自己的童奴婢女？ 自己生前免不了犯这样那样的过错，到了阴间又如何应对这种过堂式的审理或惩罚？于是相应的替代物应运而生，那就是这些金属质地的铅人和木质的人形偶——柏人，对此，历史学家吴荣曾先生据有关资料研究总结这种行为为“解适”，即用替代品解除死者在阴间所受的责罚。他在《镇墓瓶所见到东汉道巫关系》一文中列举了许多关于墓葬中使用铅人的原文，如“谨以铅人金玉，为死者解适”。“上党人参九枚，欲持代（替）生人（指活着的家属），铅人持代（替）死人”，“故以之代铅人，铅人池池，能舂能炊，上车能驭，把笔能书”。这些文字资料明确说明铅人就是用来代替死者服劳役、代罪受过的。 这种葬仪一直延续到宋代，如在 1972年 3月江西彭泽县宋墓中发现的柏人上的铭文充分说明了这类偶人的用途。柏人为八棱形木质制作，上刻削人面五官，周边以墨书写“……柏人一枚，宜绝地中呼讼，若呼男女，柏人当（代替）若呼……柏人当……”等文字，可见宋墓中置柏人的用途和汉代置铅人的做法出于完全相同的目的，主要是用来服务死者和代死者免除地下诉讼之灾及受过，不过质地不同而已。 铅人作为陪葬明器在墓葬中的出现，从一个侧面给我们揭示了两千多年前的一些社会面貌和风俗习惯，对于今天人们认识了解古代葬俗的流变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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