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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呢，咱们说一说的是汉武帝时期一位酷吏——杜周。杜周是张汤的徒弟，但显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张汤虽然过分，比起来杜周来啊，还要逊色一点的。《史记》的作者司马迁遭受了宫刑，生不如死，也都是拜杜周所赐啊。 一、杜周是如何走上酷吏之路的？ 在讲杜周与司马迁的恩怨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杜周是一个什么人，他究竟是如何走上酷吏之路的？ 杜周呢，是南阳杜衍人，也就是今天的南阳市人。杜周出身跟张汤差不多，甚至更差些。他是南阳太守的“爪牙”，也就相当于官府放养的痞子狗，听太守的指挥见谁咬谁。 即便有这样一个不光彩的出身，杜周还是赢得了太守的喜欢，并将他推荐给了张汤。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几件案子办下来，张汤觉得杜周颇有自己的风范，非常赏识他，于是啊，升他为廷尉史。 杜周 ▼ 要说这杜周的为人之道与张汤极其相似，他们都是向上运动的典范，并且深得其中奥妙。杜周断案从来不以国家法律为准绳，而是时刻关注圣意，以帝王意志为准则。杜周有一个门客很看不起他的这种做法，只知道巴结皇帝，这哪是一个正人君子的做法呢。 有一次，杜周的门客就大着胆子质问杜周：“你身为天下的法官，却不以法律条文为准绳，反而专门迎合皇上的口味，唯上是从。判案的人难道应该是这样的吗？”面对这样的质疑，杜周泰然自若，他语重心长地说：“法律是从哪儿来的？从前的国君认为对的就写成法律，后来的国君认为对的也定成法令。法律本质上就是君主的个人意旨，哪有什么亘古不变的法律啊？” 很显然啊，杜周并没把这么冒昧的门客“当外人”，他的回答很“接地气”，似乎某种程度上还在向对方传授自己的“官场经验”。杜周对法律本质的诠释，毫无疑问是他多年官场历练、人生经验的总结啊。 他深知自己的官帽能不能戴得长久，官位能不能步步高升，完全取决于皇上的心情！仕途之路要想走得平顺，就必须“唯皇上马首是瞻”，皇上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就是他执法量刑的唯一标准。杜周对封建法律实质的诠释发人深省，宛如一面魔镜，还原出专制主义封建社会环境下法律“人治化”的突出特征。当然，他也凭着这些阿谀奉承的本事呢，才能步步高升啊。 等到杜周做了廷尉，处理皇帝交办的案子就更加多了，他的“酷烈”作风愈加得到了彰显，在公卿大臣面前耍“酷”也是常有的事。 据史书记载，当时，郡太守、丞相和御史府的案件都要交送到廷尉处处理，一年就有1000多个案件。大的案子往往牵连到100多人，小的也会牵连到数十人。等到会审时，狱吏就拿给犯人一张起诉书，责令这些人按照起诉书来认罪，如果有人胆敢不服罪，狱吏就会毫不犹豫地大打出手，用冰冷的鞭子抽打他们，直到囚犯们屈打成招。街上的老百姓只要听说狱吏要来抓人了，就像惊弓之鸟一样吓得纷纷拼命逃匿。 二、司马迁惨受宫刑始末 司马迁就是其中一个落到杜周手里的倒霉鬼。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落到了杜周手里呢？ 原来啊，司马迁是受到了将军李陵的牵连。李陵，是李广的孙子，同时呢，也是汉武帝麾下的一员爱将，李陵身材结实，骑射技艺高强，而且爱兵如子，是大家眼中的偶像人物啊。汉武帝也颇喜欢这员悍将。 在一次出兵征伐匈奴时，汉武帝命令骑都尉李陵负责押运粮草。李陵觉得不妥，于是就向汉武帝建议说：“不如让末将率兵五千，深人敌军腹地，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让敌军心神大乱之后，再命我主力围攻，一定能取得胜利。” 汉武帝刘彻 ▼ 汉武帝听了大喜，同意了李陵的计策。在天汉二年九月，李陵率五千步卒从居延出发，一路上马不停蹄，直接插人了匈奴境内的心脏地带。在浚稽山一带，李陵与匈奴的主力交火，李陵的奇兵勇猛无畏，把3万匈奴骑兵杀得四处逃窜。 匈奴首领单于以为遇到了大队人马，吓得赶忙派人四下搬援兵。李陵灵机一动，就与匈奴兵展开了游击战，几日下来，便歼灭了单于精锐3000余名。眼看着胜利曙光即将到来，意外发生了，李陵的一个部下被俘，供出了李陵仅有5000兵马。单于得知后，调动了8万兵马围住了李陵，李陵在弹尽粮绝之际，被单于俘获。 李陵被单于俘降的消息传到宫里，汉武帝龙颜大怒，当即庭议李陵之罪。有些见风使舵的大臣见皇帝气得面色通红，便齐声斥责李陵叛国之罪当诛。 那时，司马迁是太史令，为人耿介不阿，见大臣们落井下石，很是不忿，他出庭奏道：“李陵平日孝敬母亲，对朋友讲信义，爱兵如子，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风范。如今他一旦战败，那些为保全身家性命的臣下便攻其一点而不计其余，实在令人痛心！以臣看，李陵不仅罪不当诛，而且应该褒扬。他以区区5000人马，插人匈奴心脏，把单于的8万大军打得魂飞胆破，这是何等的英勇！如果我们的援军早点到达的话，说不定早已凯旋了。李陵对圣上忠心耿耿，他既然不肯以死名节，一定是想来日将功赎罪以报圣恩。” 司马迁讲得句句在理，没想到武帝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认为他是在为李陵狡辩，并有诋毁贰师将军李广利之嫌，原来这李广利他是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起初，武帝派李广利率领大军出征，只令李陵协助运输军用物资，李广利少有战功，表现平庸。司马迁敢公然诋毁皇亲国戚，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汉武帝吆喝一声，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了臭名昭著的廷尉杜周处置。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后，他的“案子”落在了臭名昭著的酷吏杜周手里。一向善于察言观色、维上是从的杜周，自然不会轻饶司马迁。在狱中，对司马迁实行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但生性倔强耿直的司马迁始终不屈服、不认罪，最终司马迁还是被判死刑。 司马迁遭受宫刑后发愤写《史记》 ▼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50万两黄金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一生清廉，哪有这么多钱赎罪，而腐刑既残酷地摧残肉体，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他悲恸欲绝，甚至想到了自杀。 正当他准备好自杀的时候，他转念一想，“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自己这样死了，真是轻如鸿毛！为了完成《史记》的撰写，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他毅然选择了腐刑，这才有了史学巨著《史记》的问世，也使得司马迁得以用一支史笔书写大作《酷吏列传》，对心狠手辣、执法酷烈的酷吏们予以坚决还击！ 三、杜周因事帆船 虽然杜周做事乖巧深得武帝欢心，但冤狱多了，得罪的人也自然多了，终于有一天他也因事翻船了。但是毕竟他是武帝心坎上的人，没多久汉武帝又让他出任执金吾，执金吾（yù），西汉末年时率禁兵保卫京城和宫城的官员。并出色逮捕了桑弘羊、卫皇后的家属子弟等，武帝认为他“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 4年后，杜周得病死了，成为酷吏中少有能够善终的人。有人说啊，酷吏是皇帝排除异己的工具，他们就像皇帝手边的一块抹布，看到哪里“脏”了，就随手“擦干净”，抹布用得久了，自然污迹满满，臭不可闻，最终被毫不留情地扔进垃圾桶，就成为其必然的结局。 杜周虽然执法酷烈，但他善于察言观色，司马迁说他“从谀”，可谓一语击中。正因为他“从谀”，奉行“唯上主义”，小心逢迎皇帝的心思，才成就了他个人及其整个家族的“荣耀”。 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里，皇帝就是一切，杜周的官运亨通、顺风顺水似乎是“必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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