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唐拓本及翁方纲跋
癸巳苦夏。书法家房弘毅老师打来电话，命我译注翁方纲《跋庙堂碑唐本》。我知道这是一件极艰苦的事情。一是《孔子庙堂碑》碑石命运多舛，著述牵连叙次，拓本的流传稀少，且收藏著录多有遗缺。二是翁方纲、张绅跋文语言艰涩繁杂，涉猎人物、事件众多。翁方纲和李宗瀚的长诗跋文引经据典、语句深奥。能够查询参阅的资料又甚少，甚至无法查找。但是我还是很愉快地接受下来。在查找资料、思考写作、阅读拓本跋文以及《翁方纲集》、《黄山谷题跋》时，经常是疑惑不断，又时时充满了发现和解惑的兴奋。这里和大家一起高兴地分享，如有错谬还请方家读者指正。
虞世南是最伟大的书法家之一。很多人说张旭是唐代书法精神的代表，我认为他的源头是虞世南。虞世南才是唐代书法灵魂的最深刻的代表之一。虞世南书法传褚遂良，褚遂良传张旭，张旭传颜真卿。这形成了唐代书法主脉。虞世南、欧阳询并称“欧虞”。一个代表“外拓”，一个代表“内擫”。外为阳，内为阴。正是虞世南、张旭、颜真卿这条书法“外拓”的阳刚主脉深深影响了后世书法。由此上溯，可以看到大王王羲之、小王王献之的书法的同异。正是大王和小王这两条线如扭麻花、编辫子一样构成了“新”中国书法史。
虞世南书法的高度不是“形”，他是“韵”。《孔子庙堂碑》虽然是标准意义的楷书，但和盛唐、晚唐的楷书有着明显的区别。盛唐、晚唐的楷书规范而程式，讲求结构的精准，笔画的骨力，字体大小趋同。
而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明显受到了魏晋楷书的影响，结构的不是那么精准但意态圆劲从容，笔画筋骨遒劲但又具备了神仙般的清逸萧散，章法字体依笔画收放大小自由。他有唐朝书法的法度，但是更多的却是魏晋的意韵。所以翁方纲说：“会通晋唐书家正脉，直溯山阴”。后代诸家对虞世南书法评价甚高。
据传，唐太宗从虞世南学习书法时，惟感“戈”法最难摆布。有一次写到“戬”字，便将右边戈部空下，后虞世南补上。太宗以为得意之作。魏征见之，赞：天笔所临，万象不能逃其形，今仰观圣迹，惟戬字“戈”法逼真。太宗听后，叹服不已。唐太宗“英睿不群”以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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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智和真赏评价虞世南：“世南殁后，无人可与论书矣！”
虞世南是隋代书法的总结者，又是唐代书法的奠基人。我一直认为：虞世南是唐代书法的最高峰。今读孙退谷《庚子消夏记》：“虞永兴书师智永，然永书绝绵密，虞加之以秀朗，逐觉出蓝。……有唐三百年，书法当以永兴第一。”读此，精神为之一振，颇有与古人想通之意。
学习书法必择善本佳拓。房弘毅君自东瀛归来，携临川李氏（李宗瀚）藏《孔子庙堂碑》唐拓残本（日本三井美术馆收藏），为现存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唐拓孤本，此拓本中部分为“陕本”凑补，亦是现存最佳拓本。拓本后有翁方纲、张绅跋及翁方纲和李宗瀚长诗。欲精印以馈读者。房弘毅君近年以来择选多种善本佳拓精印，已自成系列蔚为大观，可谓今日书法之盛事。功德流布四海，后世定当珍重。
《孔子庙堂碑》拓本，现存有三种古本。
一、临川李氏（李宗瀚）藏《孔子庙堂碑》唐拓残本。即此本，原石已毁。元康里巎巎旧藏。梁启超在自藏《孔子庙堂碑》跋文中写道：“终须以李春湖（李宗瀚）家之唐拓为真面目耳”。
二、陕本。宋代王彦超在北宋建隆二年至干德二年间（公元961年至公元964年）重刻。今存陕西西安碑林。世称“陕本”，或“西庙堂本”。碑末增“王彦超再建，安祚刻字”。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地震时，碑石断为三截。“陕本”，字本较肥，字口较深，笔划稍粗。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明嘉靖陕本珍拓。2007年12月文物出版社出版《唐虞世南书孔子庙堂碑》即是此本。北京故宫博物院旧藏原名“南宋库装本”白纸镶边剪裱本，浓墨精拓。故宫博物院碑帖专家尹一梅言：
“此本为断本，最早题跋、印章在清嘉庆间。”此本应为明嘉靖后物。明王世贞、董其昌所见一本，后归清内府不知是否是此本？
三、城武本。元至元年间（公元1335年至公元1340年）在山东定陶出土。原石现存山东城武县档案馆，称“城武本”或“东庙堂本”。“城武本”无首、无座、无上石年月和摹刻者姓名。翁方纲跋“城武本”说：“‘陕本’泐处、此具有之”。断定“则非宋后刻也。”翁方纲在《再題廟堂碑唐本二首》自注时写道“西安（陕本）、城武二石皆宋时刻也”。“城武本”字体较瘦长，笔划匀称稍细，刻划稍浅，显得圆劲古秀更具神采。翁方纲说：“若论圆腴有神采，则‘陕本’似更于肄习。若欲讲求永兴用笔之意，上追晋法，则‘陕本’实不及‘城武本’”。
历史上记载的拓本还有数种：
黄山谷曾见荣咨道、张福夷、蔡致君藏三种拓本及“他处见数本”。
荣咨道本。黄庭坚《山谷文集》云：“今世有好书癖者，荣咨道尝以二十万钱买虞永兴《孔子庙堂碑》，予初不信，以问荣，则果然。后求观之，乃是未剑去‘大周’字时墨本”。
张福夷本。黄庭坚《山谷题跋》有《题张福夷家庙堂碑》云：“顷见摹刻虞永兴《孔子庙碑》，甚不厌人意，意亦疑石工失真太远。今观旧刻，虽姿媚，而造笔之势甚遒,固知名下无虚士也”。
蔡致君本。黄庭坚《山谷题跋》有《题蔡致君家庙堂碑》云：“顷年观《庙堂碑》摹本，窃怪虞永兴名浮于实。及见旧刻，乃知永兴得智永笔法为多。元秸四年在中都初见荣辑子雍家一本，绍圣元年在湖阴又见张威福夷家一本，其十二月
在陈留又见蔡宝臣致君家一本。以石本未别缺，不以摹本补缀，则荣本第一，张本第二，蔡本第三，亦尝于他处见数本，新旧杂糅”。
黄庭坚认为：“荣本第一，张本第二，蔡本第三”。此三本为唐拓本。
还有《饶州锦江书院本》，元代饶州锦江书院复刻。赵孟俯的门生叶森曾收藏其拓本。及《韩氏本》，明代王敬美、孙月峰所见韩世能藏《孔子庙堂碑》拓本。
近世，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翁方纲摹刻本，因在山东曲阜县学，称为：《曲阜本》。清道光年间南海（今广东南海县）)潘仕成摹刻的《海山仙馆本》。
以上均未见拓本流传。
《孔子庙堂碑》唐石之亡及王彦超重勒。唐拓本凑补、移补。翁方纲在跋文中均详细考证论述。这里就不再复述，有兴趣的读者一定要阅读跋文。
这里补充二个资料，以证明翁方纲所说的“岂得妄谓相王旦有重勒石之事”。
一是，宋元时期，郑杓、刘有定所著《衍极并注》有：“赵德夫曰：唐孔子庙堂碑，虞世南撰，武德时建，题云相王旦书额者，盖旧碑无额，武后时增之尔。至文宗朝，冯审为祭酒，请琢去周字，而唐史遂以此碑为武后时立者，误也。睿宗所书旧额云大周孔子庙堂之碑。今世藏书家得唐人所收旧本，犹有存者。”赵德夫，名明诚，著《金石录》三十卷。这里说的很清楚，“以此碑为武后时立者，误也”。
二是，黄庭坚《山谷文集》有：“惟额书‘大周孔子庙堂之碑’八字为异耳。又碑末：‘长安三年太岁癸卯金四月壬辰水朔八日己亥木书额’，相王书也。又云：‘朝议郎、行左豹卫长史、直凤阁钟绍京奉相王教拓勒碑额，雍州万年县光宅镌字。’”
黄庭坚曾见唐代相王李旦书额《孔子庙堂碑》原拓，碑末特别记载了钟绍京“拓勒碑额”。如果长安三年(703)相王李旦重刻《孔子庙堂碑》全碑，就不会这样说“拓勒碑额”了。
关于学习虞世南《孔子庙堂碑》。首先，要时刻把握虞世南书法的气象、气韵。去体会虞世南的人格精神，他的为人、德行。如胸中没有“垂绥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的高洁品行，是绝写不出这样的纯美的书法的。其次，执笔要松，力要在笔锋处。笔不松，字就不活，就写不出虞书精神，就写不出虞书的流动。清唐岱《绘事发微》说：“落笔不松，则无生动气势”。力不在笔锋处，就写不出虞书的刚柔遒劲。再次，学习虞书时可以参看钟繇、王羲之的楷书。整体感受一下盛唐以前的书法风貌。这是对学习虞世南《孔子庙堂碑》非常有益处的。
手捧是卷，蝉声高鸣，似有清风徐徐吹来。
顾清木
2013年8月18日，暑热难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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