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毒即文明：延绵世纪的疾病隐喻及意义
“我得了梅毒！终于！真的是梅毒！优美的梅毒，我得了梅毒，我觉得很骄傲！”——莫泊桑
一、梅毒在别处
在当今的世人看来，梅毒作为文化元素之一依附于人类的活动（包括思想活动）来进行交流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好就好在，现在的我们似乎在忘却这一段“不堪回首”的社会史（即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上的社会结构整体及其运动、社会组织（氏族部落、家庭、家族、社区、邻里、各种社会集团）及其运动、社会行为及社会心理的研究，是历史学的重要分支），因为我们将梅毒与道德绑架在一起进了一个带着浮士德意义上的联想，但是无论我们自身如何去用目光逃避，都难以掀翻的人类记忆。故此，梅毒——我们在面对的同时，必须重新想意义对于其有一个正确的判定，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在思想上的要求，因为我们必须还予梅毒一个客观与公正的评判。不然，我们就是在否定我们的过去思想发展史，更是在回避文明的根底。
然而，在梅毒被发现的早期，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中世纪的欧洲意大利将梅毒称呼为“西班牙病”、“法国病”、“高卢病”，而法国人又将其称为“意大利病”或“那不勒斯病”。英国人更加干脆，直接将其变名为“法国病”，“法国痘”。俄国人却在西伯利亚的边角上把这样的一个疾病称为“波兰病”。这样的一种指责也好，道德谴责也罢，都有一种将责任推卸给他者的嫌疑。同样，日本人也就顺理成章的梅毒说成是“广东皮疮”，或者是“中国疮”，还有“唐疮”。这样的你推我让，让梅毒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病，从何处而来变得扑朔迷离。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变成为了一种流行病，且席卷了整整几个世纪。
于此，我们不妨将其称呼为一种“文明的输出与交流”。当然，很多时候，这样的称呼在那样的历史定格中是不可能被承认的，人们依然对此抱着戒备，或者是避而远之，觉得这就是一种耻辱。因为梅毒是需要靠性交等方式进行传播的。如果一个人得了梅毒，那么就意味着他/她的生活是不道德的，存在着乱交的嫌疑。
二、梅毒：惩罚还是奖赏？
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引用了维也纳教会的仪式书上的一段话话（虽然所指涉的是麻风病，而不是梅毒），让人有有种生诀以快，或许那就是那个时代的象征与思考，书中是这样写的：我的朋友，主高兴让你们染上这种疾病，你蒙受了主的极大恩宠，因为他愿意因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罪恶而惩罚你。”···他们是罪恶的神圣罪名。”（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三联书店，第4页）
十分有趣的是梅毒却在一个人类文明非常欢闹的区域中，得到了格外的青睐。你可以说，这只是一个必然性的意外，但却怎么也无法理解，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中，掌握着人类文明的“城堡”下，他们会以梅毒得到升华，并且梅毒因此把人类的推向到了另外一个更富有意思的轨迹。
从独立学者德博拉·海登的《天才、狂人与梅毒》（斯坦威图书 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中我们似乎可以追溯到这些人，他们是贝多芬、舒伯特、舒曼、波德莱尔、美国总统林肯、福楼拜、莫泊桑、梵高、尼采、王尔德、乔伊斯和希特勒。这些名字听闻起来并不陌生，但是，因为历史的年轮上不是因为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是个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改变了历史的走向。而之所以所梅毒又改变了历史，是因为梅毒改变了他们。如果说米歇尔·福柯在《性经验史》（第二卷）中阐释他是在不断的“高峰体验”中寻找所谓的“好奇心”，那么这些人却又是在寻找什么呢？
叶敏在《当天才与魔性之苦相遇》一文中如此说道：“梅毒的发作使身体每个部位都受到慢性复发的痛苦长达几十年，许多末期梅毒患者将会精神错乱和瘫痪。在这之前，出现短暂不受约束和不寻常的行为，这就是疯狂的征兆。在发疯之前，梅毒经常会给（我们）‘奖赏’，如浮士德与魔鬼的交易，这时会表现出感知能力提高，洞察力敏锐以及几乎是神奇的知识体验。”故此，是否因为在梅毒的奖赏下，我们的《尤利西斯》、《欢乐颂》等一系列的优秀思想作品才会横空而出，不，还包括更多的这类作品，如《格雷的画像》、《瞧，这个人！》、《羊脂球》等等。当然，还有梅毒自身，也成为了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作品。
我们无法不相信，这既是一段人类的光荣史，也是一段人类不可避免的文明史。梅毒在他处的所遭受的优待，却又把那些将其称呼为“法国病“、波兰病”、“中国疮”的人们狠狠的“教训”了一番，它甚至可以获得更为尊贵的荣誉。当梅毒所创造的历史，在这样如此辉煌的文明史上被雕刻成一段忘却，甚至是不敢忘却的记忆时，包括那个时候的人们，又重新对疾病有了一个认识。这一点，在另外一本名为《疾病的隐喻》中得到了回应。苏珊·桑塔格在此书中轻描淡写的提及到“肺结核是贵族的病，中风是资产阶级的病。”
这就分外离奇的让人觉得，疾病是一种区分人们生活阶层的标准吗？
三、在“隐喻”与事实之间
与波伏娃，汉娜·阿伦特齐名的美国三大女性思想家苏珊·桑塔格所关注的不是梅毒，而是肺结核。她在《疾病的隐喻》（第16页）中如此写道：结核病却被被认为相对来说不那么痛苦，癌症却一律被认为是苦不堪言的。结核病提供了一种从容的死法。一百多年来，人们一直乐于用结核病来赋予死亡以及意义。——他被认为是一种有启迪作用的、优雅的病。并且十九世纪文学中，对这样的一种疾病的死写的极为欢乐。类如《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小爱娃、《董贝父子》中的董贝的儿子保罗等。不可怀疑，这又是一场源于对疾病的优美写照，更是一种被赋予意义的疾病。与梅毒一样，无论是麻风病，还是肺结核，都在一个非常有趣味的特定空间与时间内，被文明传习到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疾病。
或许，只有疾病在隐喻之下，才可以被真正的尊重，但是这又是一个极其具有社会文化心理的偏执。而所谓的隐喻，放在苏珊·桑塔格那里显得似乎过于厚重。因为按照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的说法，关于她自身对传统的认识之批判恰好就出现在这样的一种偏执发生的现象与本质之间。而所谓的隐喻在“隐喻”中的本质就是，他物之名名此物。（亚里士多德）。如果通俗的来讲，就是借用一个概念去置换对另外一种事物的认识。却又在认知之外，神话性思维与隐喻性思维的双重叠奏，把同一种现状用了不同的思维来加以定义而已。
这就是“后现代性”之外的某种启示，也就是具有“话语建构”成分的概念阐释。《作为隐喻的疾病》与《艾滋病及其隐喻》在后现代所强调的“缘边地带”（米歇尔·福柯）的小叙事。（说的更为直白一点，就是从宏大叙事转为对个案的展开，也就是一种“以小见大”的叙事模式）而苏珊·桑塔格的所有努力，就是使“词”回归到“物”，使现象回归到本质。
而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鉴于无论怎么样的本质，作为疾病的一种梅毒也好，肺结核也罢，都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他不容我们对其有狭隘的价值取向，而是应当从一个正面的意义上去理解早已被绑架在“十字架”上的“疾病说”（这里需要从宗教的层面去理解）。这大概就是苏珊·桑塔格的所有努力，也是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要表述的本质。因为，当“精神病”患者被建构（类如被“贴标签”）为精神病时，被流放的那一刻，已经注定人类对这样的一个“边缘群体”还存在偏见，还存在不公正的价值待遇。
同样，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从美洲带回的二十世纪前人类无法痊愈的慢性疾病“梅毒”（它在西方绵延了将近500年时间）是否也应该被我们重新叩问与追叙。不可而语，这样的一种回望并不是在人类于疾病的哭喊中，得到灵魂的苏醒，而是基于文明的发展对另一种“文明”进行审判。也就是说，原先的价值传统遭受到另外一种价值观念的逆袭与批评，认为梅毒是有所作用的，更是一种高贵的符号象征。
正如《梅毒隐喻之于莫泊桑及他的文字》中所言：作为一个隐喻，梅毒的功能有限，因为这种疾病本身不被看作是神秘的，只是可怕而已。被喻为“恐怖礼物”的梅毒，在性与安全的角度，甚至是在“品德”的召唤下，显得越发的无奈，但是却又比较从容。（这里的从容与前文的“死亡从容”并不是一回事，而是意味着这样一种“疾病”在价值认定上受到了“认可”或者是“接受”，故此其也就比较容易流行与畅通无阻的传开）至少，在他们（如贝多芬、莫泊桑等）那里，它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良品”。激发与想象之间，还把一切富有意义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精粹无比。这是一种在恐怖之外的靡靡之音。
我们可以说，在面对梅毒对人类侵害的历史，在梅毒对人类的一次偶然的“贡献”与“帮助”上，我们就很实在的给了梅毒及其自身一个准确的历史方位。这就如一个人既做过好事，又做过坏事一样。它至少不能被片面的肯定，也不可以被断片式的否定。而又基于“隐喻”之下的（固然这也是一种价值断定）某种“被中立化”。或许只有在十九世纪的这样的疾病，才可能被享受如此崇高的款待。
四、身体与文明
杨念群在《“再造”病人》中是将西方疾病治愈下的某种医疗策略与东方疾病进行了一个区分。他在本书的序言中如此谈论到，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晚晴以来的中国人如何从“常态”变成了“病态”，又如何在近代被当做“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的漫长历史。基于“东亚病夫”的政治诬陷，最根本还在指涉一个民族的脆弱感与无力感。这似乎又可以与《上瘾五百年—瘾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形成了一个侧面的回应。因为，都是基于一个“民族秉性”（即一个民族自身的独特性格），在那样一个特点的时代背景下，所引发的“世纪之问”。因为，无论是吸毒（鸦片）还是梅毒都对世界有了一个改变：一个是促使了某个民族的自我觉醒，另外一个是发展了某个国家的工业社会。
我们暂且不论在道德与良心层面上的拷问，因为那样必然引发一个偏执非常态的可能。我们需要说明的是，疾病对于人类身体的侵袭，往往就改变了社会的发展方向。这真的是一种偶然吗？——不是上帝在人类思考时的“发笑”？
话再说回来，据考证，梅毒传入中国人的身体中最晚不会晚于1505年，也就是明孝宗弘治十八年。而就在哥伦布发现古巴等地才十三年时间，梅毒就在美欧亚三洲遍历起来。而李白诗句中的“花柳”等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疾病。而张介斌在《景岳全书》（单方）中说道，梅毒本是“杨梅毒疮”的简称。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询问”。这样的病到底又是从何而来，为何会在我们的国家流传起来。难道真的是日本人所说的“广东病”？我们无从考据，且现在这一问题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我们需要考量的恰好是，作为身体的中国，梅毒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下又是如何影响了我们的文明？
至今为止，这在中国并没有什么足够的研究能够去证明，去寻找一个合情合理的答案。但就“文化的传播”层面上，梅毒也足以有一个历史地位。别的不论，假如（只是假如）李白诗句中的“花柳病”是事实，那么梅毒既然在一定时间段内能够给人一种奇发异想，一种灵感的吊诡，那就足以构成她（梅毒）能够促使思考的形成，并且必然是格外异同于他者的，或者是常人的作品。当然，这样的假设不是说李白身上就有（梅毒），而是它本就可以触发人类身上的某种能力。
但是，反观中国近代史，《上瘾五百年—瘾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却足以表明，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勾连，并不是在梅毒之上，而是鸦片。清朝腐败，许多将臣与贵族都是用这个维系自我生命的“坚持”，却久久不能戒掉，即便是一场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也难以阻挡一个帝国对另外一个王朝的“图谋”，反而侵略变得更加的强烈。故此，也就开始在我们自己身上去寻找原因。在国内，也就有了一次“再造病人”的反思，我们的民族性格中究竟又有什么“病”。
答案或许早就有了。林语堂、梁启超、鲁迅等在内的一批文人志士开始对民族劣根性进行解剖与批评，并试图建立与纠正中国人的人格与民族性格。但是，迄今为止，也并未见得这一问题有所好转。
如今，“梅毒”却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被用于了诬名化的工具。她在中国人的常规思维中，也没有偏离“道德”的这条轨迹中去评判。因为，中国人自古是不太喜欢将性泛滥等“污秽语言”抬到桌面上来说的，桌面却被用在了“吃喝文化”上面。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也是一种发明，更是属于世界文明的一种“亚文明”。
五、梅毒：只是一种事实
我们对淋病、梅毒、疱疹等都有了几分畏惧，深怕自己感染上了这样的一种疾病。因为她毁坏了人们的幸福与安全。却不知，在十九世纪的欧洲，这样的一个高贵病（梅毒）并不是一种不光彩的事情，反而显示了自己的权力与权威。因为，只有在最高权力之下的性资源才会被占据，并因为性滥交而染上梅毒。如今看来，也同样如此。因为权力导致的性资源不平等，也常常给人一种不安，却又被被欺压着诅咒权力者早点染上这样的一种“不治之症”，至少是具有了“伤风化的行为”，将其落马。如此，就会走入一个恶性循环，梅毒成为了一种工具，一种被道德上谴责的对象，却没有了昔日的光辉。
这样的一种光辉，是在没有患上梅毒的层面上所引发的一种事实与价值判断。也就是说，没有梅毒就是光荣的，是品德高尚的。但是，回到十九世纪的欧洲，不难发现，为什么患上梅毒的人多数都是文学家、音乐家，美术家等，而不是其他？这样的历史性追问，谁也不好回答。因为从现代性走向后现代的过程中，我们越发的不确定，故此又基于历史的回溯（梅毒既有正面意义也有负面意义），我们就更难断定了。但是，无论如何，她都是一种事实。千万不要偏执性的用价值审判。那样我们就很可能背叛了文明，也欺骗了我们自己。
本文摘自《理想的下场》，刘晨/著，已取得授权
《天才、狂人与梅毒》,（美）德博拉·海登著，李振昌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