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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年，走过不少城市，穿过无数小巷，不停的寻找居住环境对人的影响。几个大城市跑下来，似有许多感想，而在每当落笔之时，却又了不可得。这时，我又一次来到黟县的古民居西递和宏村，意象突然明朗了一下，几乎就捕捉到了心中的目标，然而终于没有写它出来，只是偶尔与朋友相谈时，说说哪些感想，后来时过境迁，竟然把当时立意要探求的人与居住环境的课题抛之云外。 偶然的原因使我走进绩溪胡宗宪尚书府，眼睛为之一亮，心境豁然开朗，那个心中追逐已久的意象一下撞我入怀，形成命笔为文的涌动。 深味自然 万物有灵，万物有情，万物都在倾诉对造物主的赞美，同时，又在控诉造物主的低能。但，谁是这个世界的造物主？ 自然，自然而然，一切都是自己那样的。当你开始认知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叹服，这是中国古代贤哲对世界最朴实最智慧最优美也是最真理的解释。 小环境是小自然，是小我自成；大环境是大自然，是大我浑成。小我小到我这个个体微尘粒子乃至于无；大我大到村落都市世界直接宇宙。从无倒有，从小到大，全都自然，唯有中间的人经常把自己弄得非人非鬼，非体自然。 万物互生克，阴阳相激荡。任何一种存在都是他周围环境这个大存在的组成因子，不管大小，他都必然要参与着环境的系列变迁，是万物共同缔造了一个环境，又是这个环境迫成内中存在的万千姿态。如果一定要说万物背后还有个什么造物主的话，那个造物主就只能是小环境背后的大环境，我们普遍感知而又迷糊的那个最神秘的力量确实在天际以外，只不过不是作为某个个体的上帝，而是包括我们在内的无边广宇。 一切都是环境造就的，环境是自然，是自己造就的。如果不是自然，不是自己造就的，那么，是怎样一种力量，建构了星河运转？生命是环境造就的，生命也是一种自然，也是自己造就的。所有的生命，如果不是有着自长自成的内在力量，谁能够拔苗助长？如果不是环境的时时胁迫，生命又怎能一定是现在的模样？ 无边广宇深不可测地不断膨胀变化定性了万有生命的无限扩张。生命的欲望私心正是呼应上天的召唤。 是环境给出一系列可能和无限膨胀的诱导，生命就满怀欲求，沿着一系列可能，努力造就了自己。尤其是人，充分利用了那些环境的可能，一意走到生命进化的最前列，几乎成了其他存在的大环境，开始为其他存在开出生存发展的可能条件，人几乎成了其他存在物的上帝，或者已经被一些存在物视为上帝。 迷茫都市，茫茫人海，在这个人类建造的建筑丛林里，在其他生命眼中人和他的造物很可能就是自然，是上帝使然。但，一座座不尽人意的城市毕竟不是上帝拙劣的作品，而是残缺的人为。 看来自然早已不再自然，浑成的自然从无到有，一旦有了派生，就进入了自然与他然一起混同干涉的局面。所有的自然，其实都有无数他然的影子。正是任何自然都必然有无限他然的强行加入，宇宙才无限广大，生命才如此多变，事物才如此繁复，好与坏才能相需为用，美与丑才能相映成趣，相反才必然相成…… 然而，只要将时间一拉长，历史一延伸，我们就看到，所有他然都不过是自然的试验品，只要他然不符自然，这个他然很快就会被废止。这就由不得诸葛孔明不得不喟然叹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汉家天子的统治模式无论如何是不能再继续了，这就任凭孔明算计称绝世，也不可能完成刘备兴复汉业的愿望。天意有废立，人谋论成败，人谋天意正是一回事，只不过天意经常假借人谋行使自然法则。《水浒》的“替天行道” 可以说理解了一点天意，却又是妄自尊大的说法。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天假人为”，人为不管怎样轰轰烈烈，都不过是自然在假借他然之手，行推陈出新之意。 既然有一个自然的大原则在背后拨弄，生命的忙碌作为，很容易就化为雾露泡影。所以，老子无为，如来空空。不过，无为和空空都只能是一种愿望和想法，长期的无为没有可能，环境一定有力量迫使你去作为，而且，平常生命被环境一挤迫，很容易就胡作非为。 在地球生命里，过分自作聪明的胡作非为当数人类。本来人类早已从自然环境的挤迫中透脱出来，不再受到自然环境太多的制约，完全可以轻松地享受一下生命的旅程。然而，环境有办法将人拉回到他辖制的范畴之内，他假借人类的聪明，让人类自己创造出一个人文环境。这个人文环境比之那个相对的自然环境更有推波助澜的功力。 这个人文环境创作出一个宗教信仰，我们掉了进去,在此后的社会波动中，再也离不开宗教的影子；宗教毕竟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难事，这个人文环境又创造出一个真龙天子。真龙天子的概念既是社会精英的自我标榜，也是社会底层对现世救主的渴求，整个社会理念充满着对王侯将相的殷切期望，这就难怪王侯将相的历史一下子就控制了我们几千年；眼见得要看破了，转眼间，一下子又落入了凭空虚构的自由民主。在没有理清人与环境的真实关系之前，人与环境对立，民众与政治体系对立，个体很容易把各种不自在完全归咎于外环境，归咎于政府，这就很自然地导出向政府要自由民主的概念。实质上，在自由民主的概念中，我们不难看出，人类依然幼稚，依然是没有长大的孩儿。如果作个比喻，那么跪拜真龙天子的时期，人类就等于偎依在母亲怀中的婴儿，除了苦和笑别无他法，要求自由民主的时候最多也就是绕膝求欢的儿童，多出了一点向外索取的能力；是的，光索取是不够的，人开始懂得了一点自在的能力和价值。自由经济就从这个环境中派生出来，但经济毕竟不能代表得太多，所以自由经济也自然有些虚妄，在自由经济的一系列虚妄的理念里，也就难免推导出许多贪婪的人生恶梦，更粗制滥造出无数毫无品位和不知自然法则的城市建筑群。 在一系列昨是今非、今是昨非的理念变幻中，人一步步走向认知那个宇宙的伟大法则——自然而然。可慰者，人文环境逐渐成熟。可怖者，自然环境逐步破坏。 在我们赞叹西方城市环境的时候，一位德国人幽幽说道：“我们的绿化好，你们的环境好。”这里的环境好应当说是城市以外的自然环境好，还有他去过的一些古建筑群。 绿化是人对自然的模仿，不过再好的模仿也只是单个生命或类群生命的作为，这些作为如果没有经过岁月洗礼，没有被自然综合冶炼，就不能说已经完成，它与周围环境还缺少和谐默契，怎么看都象一个非法的移民。所有经过环境长期综合冶炼，有幸保存下来的人为构建，看起来就是自然本身，它获得了环境的进驻许可，它开始与环境相映成辉，最终和谐完整地成了环境的一份子。 一草一木都懂得与势相生，新栽的草木与建筑是一种生拼硬凑，需要岁月促使他们相互倚傍，形成不可或缺的相互关照，这才堪称绝妙。这就是为什么，站在破败的古建筑旁边，你只有赞叹只有礼敬，而在现代化的宏大建筑面前，你总不难找到美中不足的缺陷，这个缺陷因建筑者的疏漏，因建筑者对自然的浑朦无知，最终成为一种不可弥补，这使你时时产生逃离都市，回归自然的深切思念。 没有对自然的深刻理解，就很难说美的建筑。 一个没落的村庄，一个急功近利的都市，你别指望在里面找到美的环境，就连最起码的好的绿化都难。 事情就是这样，人越急躁，人的造物也就越粗糙，接着人的拙劣造物又必然反过来影响人的心境，迫使人更加急躁。 一个小学生会因写不好一个字而将一版作业愤怒的画穿，撕掉；因削不好一支铅笔而将铅笔折成数段；一个成人如果老是做事不能，谋事不成，很可能一怒而成罪犯；一个集体更是创造力巨大，破坏力更大，当他兴旺的时候，移山填海，而只要有一两次拙劣的作品，内忧外患就会迅速连成一片，败军如山倒，瞬时垮塌。 人在深深地影响改变着环境，环境更深深地影响改变着人的生活思维方式。 每当一种社会模式发展到相对安定，人的生存较为从容，不再被生活所迫而疲于奔命的时候，人的造物就开始从实用转向工艺，环境开始完善，人也就愈加安定。一个朝代在初建时期，百废待兴，社会人生建立在废墟之上，人心浮动，难以逆料，往往在二代政权交接的时候就已覆灭。历史上差不多所有的朝代都需要三代以上的建设才能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安定，这不可以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与势相生 徽州古民居以独特的魅力震撼着观赏者的心灵。 当我们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在政策失控的情况下，从各种私心利欲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紊乱的一系列建筑群之后，再走进保存完好的徽州古民居，立刻会有一种鲜明的对照。 这里依山旁水，从合理优美的整体布局到细节的人文寓意,各个环节都无不体现着高超的艺术水准。你叹服人类智慧在这里创造出的与势相生的小环境的和谐与宁静。你惊呀是谁赋予了他们整体布局的能力和权力？你很自然就有了感慨：任何一个朝代、民族的文化都是不可小看的，只要他们整合了个体的散乱思路向着相对统一的目标进发时，所表现出来的感染力和创造力都一定无比惊人。 如果要从各具特色的古建筑群中找一个代表，那一定是绩溪的胡宗宪尚书府。 “这一幢功能齐全、结构完整的庭院古屋，胡宗宪尚书府布局独具匠心，做工考究细致，真乃别出心裁，鬼斧神工。体现了主人不凡的修养和才智。与黟县西递、宏村等诸多典型徽州古民居相比，更有其独特之处，堪称徽州古民居中的一支奇葩。它一改中国传统建筑中轴对称的模式，而是依居住功能分为居、礼、祭、文、教、娱、医、膳、行等设计布局，各室交错衔接，院落相套，墙体互依。大者“官厅”、“从善堂”各数十尺见方，小者土地庙中尺许一穴。各功能房舍大多以小巧见长，与以前我在上海电视台《中国古民居》节目中见到的胡氏宗祠那恢弘的气势全然不同。其中尤以土地庙为奇，该庙用数件砖雕嵌入墙中拼组而成，不过三尺见方，实为一徽州宗祠门楼模型。整个尚书府充分体现中国农耕经济“小而全”之社会风貌，涉及社会、经济、哲学、历史、文学、宗教、教育、卫生、文化、娱乐、艺术、书法、园艺等领域，对社会学研究者来说，极具人类文化学意义。”（摘自社会科学报2005年6月9日第八版 王恩重） 正如王恩重所描述的整个尚书府小而全， 整个建筑浸透着实用与审美的和谐统一，完全可以用一步一景来形容。最耐人寻味的是它的小而全，依胡宗宪的当时的权威，完全可以大的，但他却守住了小，官高位极，依然本分，惜地如金，不多占一分土地；全是他的需求，是他的胸襟和卓识。更令人深思的是水井旁那一颗苦楝树。你一眼就可以看出，它原本就扎根在这里，主人修建房屋时顺势而为，它就成了整个建筑群园艺布局中最精彩的一笔。苦楝树在当地是最普通的树种，园艺上基本不取用，达官贵人有的是钱财和附庸，弄一颗名贵树木易于反掌，但胡宗宪没有这么做，他保护了这一颗土生土长的与势相生的树，连它浮出地表伸过走道的根都完整保留，这种做法在现在园林上比较常见，而你在这深山古朴的建筑里看到它，你才会惊奇，它已经超越了一般园林的审美意义，它体现出的是主人对一草一木对于生命本身深深的人文关怀。 正是这种无处不在的人文关怀贯穿了整个建筑思路，整个建筑群才体现出令人感动的美与和谐。 在这个美的环境中，在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照中，人的心情也进一步和谐起来，这和谐的心境使家族昌盛不衰，也使它自身历500年而不坏。我也深深感怀那镶嵌在墙上的砖雕土地庙，多么精巧，多么脆弱！500余年中的随便哪一天，随便哪一个子孙，随便一块砖头，精巧的土地庙就面目全非。土地改革后，这座古宅被分给十几户农民居住，众多农民在它的庇荫下也一样纯良理智，在破四旧的风潮中依然没有人对它有任何非礼的行为。这看来偶然，其实必然。这就是人与环境深刻的相互影响。 从一个个各具特征的徽州古建筑群里走过，每一个欣赏者一定有一个浮荡在心里的疑问：它们是怎样历尽劫难保存下来的？ 相信在对胡宗宪尚书府有了大致了解之后，已经不难找到答案。 美国心理学家做了一个实验，在环境杂乱的贫民区摆放高级轿车，只要一个晚上，就被洗劫一空了，而在中产阶级居民区放置一个星期也完好无损，而在被故意打破窗户之后，就开始不断缺少部件，很快成了空壳。这就是破窗理论。 破窗理论指明不协调的环境可以随机产生破坏力，高级轿车与贫民区这个环境很不协调，它的存在很容易使人产生非法的联想，结果大家都非法起来，小车也就自然不复存在。相对而言，中产阶级居民区比较有序，放置高级小车也合情合理，所以一个星期没有问题，而在被打破窗户以后，有序的环境就多出了一个无序之物，环境就变成了严重的不协调，破窗的小车自然也就给人无主之物的感觉，既然无主，就谁都可以做主，顺手牵羊完全顺理成章。 人类社会的生存事件，一般都很难用禁止的方式去达成。生命有即时的内在抉择机制，环境出现了，抉择就出现，禁止是后文化，总要比那个生命的自在抉择慢一步，所以要禁的事件总是禁而不止。比方随地吐痰，只要你把脏乱的环境改变了，他那口痰就不容易吐出来，他得自动去寻找一个吐痰的地方。 同样的道理，徽州古民居自成一个和谐系统，破坏力不易形成，这是徽州古民居长存的理由，如果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几间瓦房几间茅屋，那一定别论，在茅屋群中的瓦房再富丽堂皇也难经风雨，因为它给了环境一个极不和谐的音符，一人一口唾沫它也就腐蚀倒塌了。 徽州的古民居冬暖有炭火，夏凉那是一绝，你很难找到比徽州古民居更具有避暑能力的建筑体系。房墙互倚，马头墙高低错落，洁净的青石板和给排水贯通整个村落，整洁清新实用。这种建筑格局，与徽州山区相辉映，在幽静中不缺乏生动，小屋檐下有大空间，明堂通天，给人家中别有一番天地享受，和谐的心情促进邻里融洽，马头墙既是邻居的隔断也是一美的联系，邻里的和睦很自然就成了徽州的古民风。 在这个井井有条的和谐环境中，无事生非的破坏力被消解了，村民自觉遵从祖训，人们生存在既定次序当中，和谐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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