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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前，女儿刚三岁，那时的她还可以和我一起看电视，我们一起看电视新闻，她还会对新闻中那些家长里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情，发几句幼儿版的新闻评论。在我看来，她对人间纷繁复杂的世情，还不能有较为清晰的判断，她的善恶和美丑识别系统，也多是遵循小白兔大灰狼之类低幼读物的道德观和价值标准，这些，除了逗得大人哈哈大笑之外，便再没有别的意义了。直到某一天，她稚声稚气地说出后来被我用来做本文标题的这句话，让我突然有大吃一惊的感觉。她说这句话时，电视上正在播放一个假冒伪劣窝点老板在挡记者镜头的画面。也许老板凶狠、粗鲁、扭曲的表情与三岁小女孩心目中的坏人形象很接轨，故而冲口而出了这么一句话。我之所以对女儿的话感到惊讶，是因为这句出自三岁幼儿口中的话，那么贴切而生动地表达了我从事新闻工作十几年，时常想到，但却没有能准确表述出来的一种感觉。在日常新闻工作中，我们不得不陷入不断的是非判断之中，而这种判断，远非分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么简单。大多数新闻所面对的，都是些原本并不是好人或坏人的人们，他们只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选择以不同的态度面对某一件事，形成一个又一个的“罗生门”，每个人都可能在说真话，每个人又都在撒谎。他们所表述的，都是部分事实，或加了个人利益权衡之后的事实。记者们最头痛的，也就是这一点——要在并不太充足的采访时间中得到尽可能多的信息，从这些信息中大致梳理出一个结果，并得出一定的价值判断，确实是一件困难的事。虽然做价值判断本身并不是新闻工作者的职责，但记者在选择采用哪些材料或哪一个采访对象的说法本身，便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判断，这几乎是回避不了的。以我的亲身经历为例，许多纠纷，特别是民事纠纷，当你采访甲方时，甲方声泪俱下言辞凿凿，让你心生戚戚焉；而当你采访乙方时，乙方捶胸顿足斩钉截铁，让你也觉得不是没有道理。双方抖出的各种文字材料，也都是论斤计，一个个都盖满各种可以证明其权威性的公章指纹和印记。每当面对这样的报道时，包括我在内的记者们都采用一些不痒不痛的中性文字，并原文照录地把双方的意见罗列下来。这种保险的写作方式用来写汇报材料是可以的，但用来写新闻报道，则不知道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毕竟，新闻与催眠药还是应该有所区别的！分不清谁有理或无理，自然报道也就显得浑沌而滑头。见报的稿件分不清，但记者的头脑中，应该大致有个数。有没有什么规律，能大致把这个难题解决了呢？这是我心中一直苦苦想着的，而女儿无意的一句话，让我突然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我试着用挡镜头与否来分辨好人或坏人，有理或无理，来判断自己采访过的新闻事件，居然得出了惊人的结果。只是挡镜头这个动作，有的是显性的，有的是隐性的，在这里，权且把他引申为“阻止正常的采访”。凡害怕记者报道，引起公众关注而采用各种方法阻止记者采访报道的，基本是输理的一方，除了极少数涉及个人隐私的个案之外，概莫能外。挡镜头的方式有很多，而且有档次之分。最低层次的挡镜头，便是前文所述的泼皮牛二式的对着镜头喊打喊杀的。这些大多表现在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老板，拖欠民工工资的包工头或出了工伤事故工地的保安身上。这些看似凶狠却并没有什么阻碍效果的动作往往会被播出来，除了增加新闻的热闹和可看程度之外，便再没有别的用处，显然，这是最笨的挡镜头办法。稍上档次的办法，便是软绳套猛虎式的，塞之以红包或许之以广告，这种临时抱佛脚式的“公关”，大多数时候并不见效，所以，许多商家或单位都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地结识一些媒体的领导，或成为媒体的客户，这样，大多数负面新闻在发生的时候，就已消失于无形。还有一种挡镜头的方式更高明，既不仅要挡住负面新闻，还能“坏事变好事”地将负面新闻变成正面新闻，这些大多用于某些地方政府，他们仗恃不菲的财力，封锁住一切与本地有关的负面报道，并源源不断地将正面报道以“外宣”的形式送出来。当然，这“封”和“宣”都不可能是白干。要花钱的，再高明也有限！真正高明的挡镜头，是通过权力，将本部门或机构变成一个布满高压线和地雷的屏蔽区，新闻媒体甭说报道，就是想去采访，都发怵，并形成条件反射式的回避，什么样的镜头，都伸不进穿不透重重的疑云和迷雾。不管是哪一种级别和档次的“挡镜头”，其根本就在于不愿意公开让民众知道；不公开的原因，是因为有人想不公正地暗箱操作上下其手；而不公正的结果，便是造成不公平事件发生。基于这种道理，我对女儿的话发自内心的赞同：挡镜头的就就是坏人！即便不是，也至少是输理的人！当然，这个标准，也有一个限制词，就是在“公域范围”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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