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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隐楼可以说是我在上海寻找到的最大藏书楼，然而在此之前，我对此楼的情况却了解甚少，从上海回来后不久，我闹了一个笑话，我在查找书隐楼相关资料时，在网上看到有上下两册的《古书隐楼藏书》出售，当即买了回来，结果书到手后才知道，这是一部道家经典，跟上海的那座藏书楼毫无有关系。作为藏书楼的书隐楼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天灯弄77号，很多报道都说它是乾隆进士沈初的藏书楼，可是我觉得，在三百多年的历史中，这座旧址几易其主，曾经在此藏书者前后曾有数人，如果要把它作为藏书楼而不仅仅是古建筑来纪念和保护的话，将它归在陆锡熊名下更为合适。 由陆锡熊、纪昀等主持编纂的《钦定四库全书》 书隐楼最早的历史要从明末说起，当时上海县城内有着三大名园，分别是豫园、露香园和日涉园，如今豫园尚残存部分遗迹，露香园仅存于一个地名，日涉园则为今日书隐楼的前身。日涉园最早的主人是明代陈所蕴，素有泉石之好，曾经搜集各种奇石逾万，万历二十年（1592）购下唐氏废园20亩，请当时的叠山名手精心设计营造，耗时十二年始建成。陈所蕴有《日涉园记》详述造园始末以及园中景象，其中有“东西两楹，一贮群籍，一设卧具”句，说明这里建园之初，即有藏书楼。陈所蕴故去后，家道日衰，到了清朝顺治年间，日涉园被陈氏族人卖给了陆明允，至乾隆年间，陆明允的后裔陆秉笏在园中增建了传经书屋，“传经书屋”是这座遗址里最早出现的有具体名字的藏书楼。 文保牌 关于陆秉笏的资料并不多，仅知其号“淞南老人”，建起了传经书屋后，每日焚香宴坐其中，春秋佳日则招一二亲友赋诗谈文。但是他的儿子名字却很响亮，那就是四库总纂官陆锡熊，后来陆锡熊得到御赐的杨基《淞南小隐》画卷，因为其父陆秉笏号“淞南老人”，恰好与御赐的画卷同名，于是陆锡熊将藏书楼传经书屋更名为“淞南小隐”，并请来同殿称臣的好友沈初为书斋题匾，这时又将“淞南小隐”更名为“书隐楼”。 晚清沪上绅士秦荣光有竹枝词特记此事：“日涉园居沪海陈，景图卅六主人身。传经陆氏添书屋，小隐淞南画赐臣。” 《同治上海县志》亦载：“后归陆明允，改门向东，在水仙官后。明允裔孙秉笏添建‘传经书屋’，秉笏子锡熊以总纂《四库全书》，得预重华宫侍宴联句，蒙赐杨基《淞南小隐》图，上有御题七言绝句一首，秉笏别号适与之合，因改‘传经书屋’为‘淞南小隐’。”将“淞南小隐”更名为“书隐楼”的原因，我没有看到具体的史书记载，但是根据大家推测，这是因为 “隐”字有退归林下的意思，而陆锡熊当时正在朝中为官，故不太合适，因此将“淞南小隐”变通为“书隐楼”。 紧闭的大门 到了清末，陆氏一族又如前主人陈氏一样变得没落，日涉园也被分割成几块零星售出，其中主宅一度为赵姓购去，赵姓之后，大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宅子又为郭姓所有，直到今天。《上海古迹谈》记载：“竹素堂街（今名天灯弄）有巨宅一，昔为邑绅赵名照所居，大厅共有五、六之多，其后门在引线弄，今为郭绅住宅。”这里的“郭绅”就是今日书隐楼业主郭氏一族的先祖郭福田。到了文革时期，日涉园剩余部分亦遭到极大破坏，日渐荒芜，几成废园。直到有一天，人们重新注意到这座位于城市中心的旧宅，因为楼中尚存沈初所题“书隐楼”牌匾，而将这座旧宅命名为书隐楼，而书隐楼的主人，也因之变成了沈初。 院落中的甬道 沈初（？－1799）字景初，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曾任礼部、兵部侍郎，以及顺天、江西学政，以文才见长，曾任四库馆副总裁，主持编辑《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石渠宝笈》及《秘殿珠林》，并校勘太学《十三经》。其实在古时候，邀请名人或友人为自己的书斋题写牌匾是平常之事，所以并不能以牌匾的落款来认定书斋的主人，例如梁章钜的“较文讲艺之斋”牌匾即由好友伊秉绶所题，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当时沈初与陆锡熊同在四库馆任职，陆锡熊请来沈初题写匾额，是极合情理的。我觉得这里有一个误会，应该找个机会替澄清一下，这座藏书楼真正的主人应该是陆锡熊，虽然在他之前，陈所蕴也在这里藏过书，建过藏书楼。 由此穿入 陆锡熊（1734－1792）字健男，一字耳山，乾隆二十六（1761）年进士，赐内阁中书舍人，直军机处，充方略馆纂修官，奉命编《通鉴纲目辑览》，乾隆三十八年与纪昀一同被任命为总纂官，是年《办理四库全书处奏遵旨酌议排纂四库全书应行事宜摺》中详载各人所司其职，其中有“至各书详检确核，撮举大纲，编纂总目，其中繁简不一，条理纷繁，必须斟酌综核，方不致有参差挂漏。臣等公同酌议，查现在纂修翰林纪昀、提调司员陆锡熊，堪膺总办之任。” 上任不到半年，乾隆即颁圣旨予以奖励：“而撰述提要，粲然可观，则成于纪昀、陆锡熊之手。二人学问本优，校书亦极勤勉，甚属可嘉。纪昀曾任学士，陆锡熊现任郎中，著加恩均授为翰林院侍读，遇缺即补，以示奖励。”在好友王昶的记述中，陆锡熊的贡献更为具体：“考字画之讹误，卷帙之脱落，与他本之互异，篇第之倒置，蕲其是否不谬于圣人。又博综前代著录诸家议论之不同，以折衷于一是，总撰人之生平，撮全书之大概，凡十年书成，论者谓陆君之功为最多。” 第一进院落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陆锡熊一生功绩尽在《四库全书》，其死亦在《四库全书》。乾隆四十七年（1782），朝廷发现《四库全书》所收毛奇龄书中有违碍字句未曾删改，身为总纂官的陆锡熊被部议降职；乾隆五十二年，又因书中发现多处违碍字句，陆锡熊被革职留任，并自行补写错误部分，所有纸张笔墨等费用皆由他与纪昀分赔。这件事的起因还有另外一个说法，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弘历在阅读《四库全书》时，看到了明末清初人李清所写的《诸史同异录》，此书把顺治皇帝跟明朝的崇祯皇帝，做了一系列的比较，比较的结果是说，这两件皇帝有四件事做的很相像，这个比较让弘历很不高兴。 又过了两个月，弘历在翻阅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时，再次看到了一些有忌讳的词句，并且还有一些抄写的错漏，于是他就命和珅带领一些官员，将北京的两部和承德的一部《四库全书》进行检查，而后又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个结果让弘历很是恼火，于是他下旨：“着将文渊、文源、文津三阁书籍所有应行换写篇页及装订挖改各工价均令纪昀、陆锡熊二人一体分赔。” 绿植已经长进了房中 其实《四库全书》的编写和抄录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仅抄写的人员，先后就达3800多人，这么庞大的群体，要保证完全没有错，那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皇帝的话就是金口玉言，既然皇帝下了命令，纪晓岚和陆锡熊就立即开始校书。乾隆五十五年，陆锡熊带领翁方纲等6人前往盛京，去校对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这部大书有6100多函，而校对人员仅6位，每个人的工作量可想而知。他们这6人努力地工作了7个多月，总算把这一部书核对了一遍，工作完成之后，陆锡熊给乾隆皇帝写了份报告，此报告中，列明了校对的结果：“所有书籍，业经全数校毕，复行检核已竣事。其中错落偏谬各书，随时缮写改正。此外漏写错写，应行另缮之本，俱即自行赔写完妥。” 高墙下的甬道 虽然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校对完毕了，但是其他的几部《四库全书》又发现了问题，并且他校完的文溯阁本，因为有一些书还有违碍字句，也同样需要再次复核，于是，陆锡熊再次前往盛京校书，以年迈之躯赴冰雪之地，抵达盛京不久即病逝，终卒于盛京，终年59岁，而后由他的儿子将其灵柩运回浦东，安葬于陆家祖茔，他的墓碑是由纪晓岚撰写碑额，而墓志铭则是王昶所写。陆锡熊因为跟纪晓岚同时任命为《四库全书》的总纂官而声名鹊起，然而他也正是因为《四库全书》而命丧冰天雪地的东北，时耶，命耶，还真不容易下这个断言，当年在修《四库》之时，陆锡熊也拿出自己家的藏书贡献给四库馆做底本，如今检《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为“光禄寺卿陆锡熊家藏本”的进呈书目，共计有二十一部，而作为藏书家的陆锡熊却总是被人忽略，更多的人们只是把他做为官员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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