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七大藏书楼：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文溯阁、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概述清朝在北方收藏《四库全书》的四座书阁，分别为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此外，清政府又在南方的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建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 简介文渊阁文源阁位于北京圆明园内，乾隆四十年（1775年）建，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时纵火焚毁。 文津阁位于避暑山庄（今河北省承德市）平原区西北部山脚下，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藏书于1915年运至北京，现归国家图书馆收藏。 文溯阁位于辽宁沈阳故宫之西，乾隆四十七年（1782）兴建，是七阁中藏书最完整而散失较少的一阁。于1966年运于甘肃，现藏于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 文汇阁位于江苏省江都县（今扬州市）大观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建， 咸丰四年（1854年）毁于太平天国运动 。 文宗阁位于江苏省镇江市的金山寺，建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咸丰三年（1853年）毁于天平天国运动。 文澜阁位于杭州西湖孤山南面，是江浙三阁中仅有的一阁，初建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咸丰十一年（1861年）倒毁，部分藏书散失。光绪六年（1880年）重建，现属浙江省图书馆。 详文四库七阁释名《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一部御敕、官修的大丛书，其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海汇百川，纲举条贯，萃四千余年之文化，以成历代典籍之大观。”[1]是我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宝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大部类，“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中的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这些书基本上包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2]并“首缮四部，弃置于大内之文渊阁，奉天之文溯阁，圆明园之文源阁，热河之文津阁。其后又续成三部，分储杨州之文汇阁，镇江之文宗阁，杭州之文澜阁，每部三万六千三百册，连翰林院副本合计共二十九万四百册。”[3]一部大丛书抄写了八份，并为其在全国建造了南北七处藏书楼，此壮举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甚称为史无前例的世界文化伟业。 四库七阁名与《四库全书》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清高宗自称“稽古右文”，要“彰千古同文之盛”，下诏搜访遗书，十二月就开始纂修《四库全书》，次年二月成立“四库全书馆”，任命皇室都王及大学士十六人为总裁，六部尚书及侍郎为副总裁，下设总纂官、总校官等三百余人，如当时著名学者纪昀、陆锡熊、戴震、邵晋涵、周永年、朱筠、姚鼐、翁方钢、王念孙等人均任编修要职。另配缮写人员达四千余人……，可谓人才济济，盛时兴文之壮观。历时十年，至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1782年1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编写完毕，庋藏于文渊阁。后其它六阁全书相继完成。 四库七阁名之缘起早在《四库全书》开始纂修时，乾隆就决定建立宫廷藏书楼阁“籍资乙览”，这一思想在其《文渊阁记》中表达的十分明确：“‘凡事预则立’，书之成，虽尚需时日，而贮书之所，则不可不宿构，宫禁之中，不得其地，爰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以待之。”（《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三，页一至二）此后，北四阁先后建成。又“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薮”，高宗决定再续写三部藏于江南三阁。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初八谕：“朕稽古右文，究心典籍，近年命儒臣编辑《四库全书》，特建文渊、文溯、文源、文津四阁，以资藏庋。现在缮写头分告竣，其二、三、四分，限於六年内按期蒇事，所以嘉惠艺林，垂示万世，典至钜也。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薮，……其间力学好古之士，愿读中秘书者，自不乏人。兹《四库全书》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如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口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之‘文澜阁’皆有藏书之所，著交四库馆再缮《全书》三分，安贮各该处，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家藏集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 “天一阁”与四库七阁之缘古之藏书，十分困难，不仅怕兵荒马乱、天灾人祸，更恐“俱之灰烬”。正如清代康熙年间大学问家黄宗羲所说：“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天一阁书，范司马所藏也。从嘉靖至今，盖已百五十年矣。”[6]这是黄宗羲在其《天一阁藏书记》中对天一阁藏书发出的由衷地赞叹。清嘉庆有名的学者阮元在其《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中也赞其曰：“海内藏书之家最久者，今惟宁波范氏天一阁岿然独存。其藏书在阁之上，阁通六间为一，而以书厨间之。其下乃分六间，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义。乾隆间，诏建七阁，参用其式且多。” 乾隆因“办《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欲仿其藏书之法，以垂久远。”[8]所以，在纂修之初就了解到，浙江明代嘉靖年间修建的“天一阁”藏书楼，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藏书不霉烂、不虫蛀，具有防水火之功效。于是即命仿范氏之“天一阁”豫构四阁为将来庋贮之用。如乾隆《文源阁记》所述：“藏书之家颇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巨擘，因辑《四库全书》命取其阁式，以构庋贮之所。”（《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三，页二至三）并派专人赴天一阁，了解构建情况。乾隆三十九年(1774)六月二十五日谕：“浙江宁波府范懋柱家所进之书最多，因加恩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以示嘉奖。闻其家藏书处曰‘天一阁’纯用砖甃，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井无损坏，其法甚精。著传谕寅著亲往该处，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植。井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察，烫成准样，开明丈尺，呈览。”寅著尊旨至范氏家查看后“即行覆奏”：“天一阁在范氏宅东，坐北向南。左右砖甃①为垣。前后檐，上下俱设窗门。其梁柱俱用松杉等木。共六间：西偏一间，安设楼梯。东偏一间，以近墙壁，恐受湿气，并不贮书。惟居中三间，排列大橱十口，内六橱，前后有门，两面贮书，取其透风。后列中橱二口，小橱二口，又西一间排列中橱十二口。橱下各置英石一块，以收潮湿。阁前凿池，其东北隅又为曲池。传闻凿池之始，土中隐有字形，如‘天一’二字，因悟‘天一生水’之义，即以名阁。阁用六间，取‘地六成之’之义。是以高下、深广，及书橱数目、尺寸俱含六数。特绘图具奏。”于是，高宗即仿其式分建内廷四阁，及江南三阁。从此，“天一生水”之义与七阁的命名结下了不解之缘。 四库七阁仿“天一阁”之建设七阁的建设，因地点、环境及各种因素条件的不同，分别进行了新建、改建和扩建等工程的实施，相继完成，但均仿“天一阁”构建之制。 首先蒇工者，则为热河避署山庄之文津阁及圆明园之文源阁。《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三十三，页三十三）《月台诗》曰：“天一取阁式，文津实先构。”注云：“命仿浙江范氏天一阁之制，先於避署山庄构文津阁，次乃构文源阁於此。” 文津阁位于承德避暑山庄，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动工，次年夏建成；文源阁位于京郊圆明园，乾隆三十九年进行改建，在圆明园北部原有建筑“四达亭”的基础上“略为增葺为文源阁”（《高宗御制诗五集：题文源阁诗》），次年继文津阁之后建成，为北四阁中建成之第二阁；文渊阁建于乾隆四十年(1775)，第二年完工建成。地址在紫禁城内文华殿后，阁名沿袭明代文渊阁之称，藏贮着四库馆完成的第一部《四库全书》；文溯阁在北四阁中建造最晚，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动工，次年竣工。它位于盛京（沈阳）故宫的西部。 以上文津、文源、文渊、文溯四阁俱在禁地，为内廷四阁，亦称北四阁。所有阁式，均仿范氏天一阁之制为之。《高宗御制诗五集：趣亭》（卷四十，页三十）曰：“书楼四库法天一”句下注云：“浙江鄞县范氏藏书之所，名‘天一阁’，阁凡六楹，盖义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为厌胜之术，意在藏书。其式可法，是以创建渊、源、津、溯四阁，悉仿其制为之”。 江浙三阁，文宗、文汇、文澜三阁，亦仿范氏“天一阁”之式为之。只是文宗、文汇因先御赐《古今图书集成》送藏，故预构建於先，而文澜阁则在续缮三分《四库全书》之后，始为建筑。三阁皆于江南，故亦称南三阁。《续金山志》云：“文宗阁在行宫之左，乾隆四十四年建。”[11]文汇阁建成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高宗御制诗五集》（卷四，页十九）《文汇阁叠庚子韵》：“天宁别馆书楼耸，向已图书贮大成，”注云：“此阁成於庚子（乾隆四十五年）亦仿范氏‘天一阁’之式为之。”文澜阁始建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告竣于四十九年(1784)，是因“玉兰堂”改建而成。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初八日谕：“杭州圣因寺后之玉兰堂，著交陈辉祖（浙江巡抚）盛住（浙江布政使）改建文澜阁，并安设书格备用。伊龄阿（两淮盐政）、盛住於文渊等阁书格式样，皆所素悉，自能仿照妥办。”（《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上册，页85。）《杭州府志：西湖图说》亦云：“近复於行宫之左建阁，储藏《四库全书》，赐名文澜；东壁光昭与西泠渊映，永资津逮於靡涯矣。”（邵晋涵纂，乾隆四十九年刻本，卷一，页四十四）又《题文澜阁诗》末联云：“范家‘天一’於斯近，幸也文澜乃得双”（《高宗御制诗五集》卷六，页四）。至此，南三阁规“天一”之迹显然。 四库七阁的命名如上所述，七阁均仿范氏“天一阁”之式，缘因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为厌胜之术，意在藏书。”为藏书久远，乾隆不仅仿其式，并借其名，在“水”字上下功夫，意在“以水克火”，保护四库藏书“以垂久远”。于是，“水”便成了七阁命名的重要组成部分。不难发现，七阁的名字：文渊阁、文津阁、文源阁、文溯阁、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都是三个字，并前后两字全一样，首字为“文”，末字为“阁”，只有中间一字不相同，但都带有“水”旁（文宗阁除外）。其名字寓意十分明白，即首字“文”，代表了中华的文化与文明，代表了大清的文化盛世之意，四库博大精深的文化等。中间带“水”旁之字，如上所述，则意模范范氏藏书楼“天一生水”期厌火灾之术，以保护藏书。至于文宗阁，一说可以写成“文淙阁”；一说因为镇江一地历来水患，该阁又建在金山之上，金山又面临大江，如再加“水”反而会遭成“水灾”了；又一说“宗”字本身就带有水意，“虽镇江文宗，外似独异，而细籀其涵谊，则固寓‘江河朝宗于海’之意。”[12]总之都是以水克火之意。以上这些解字之说，只能算“望文生意”。 乾隆的解释却让人顿开茅塞，入木三分。仅就内庭四阁为例，可见乾隆释名之内涵。他释“文”之义，以文喻水，将浩瀚的文化典籍比作江河之水。在其《文源阁记》中这样写道：“文之时义大矣哉！以经世，以载道，以立言，以牖民，自开辟以至於今，所谓天之未丧斯文也。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派也，支也，流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经而出。故吾於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愿溯其源。且数典‘天一’之阁，亦庶几不大相径庭也夫。”（《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三，页二至三）又在其《文溯阁记》中，对“文”的内涵又进行了阐发：“权舆二典之赞尧、舜也，一则曰文思，一则曰文明，盖思乃蕴於中，明乃发於外，而胥藉文以显。文者理也，文之所在，天理存焉。文不在斯乎？孔子所以继尧、舜之心传也。世无文，天理泯，而不成其为世，夫岂铅椠简编云乎哉？然文固不离铅椠简编以化世，此四库之辑所由亟亟也。”（《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四，页四至五）文之义大矣，“文之所在，天理存焉，”又“数典天一之阁”，从“水”而立义，“天一生水”而克火，以求阁书永存，实求“文”之永存。 四库七阁的释名对于北四阁的命名，乾隆还有专门的解说如：“文渊阁之名，始于胜朝，今则无其处，而内阁大学士之兼殿阁衔者，尚存其名，兹以贮书，所谓名实适相副。而文华殿居其前，乃岁时经筵讲学所必临，於以枕经@②史、镜己牖民，后世子孙奉以为家法，则予所以继绳祖考觉世之殷心，化育民物返古之深意，庶在是乎！庶在是乎！”（《高宗御制文二集·文渊阁》卷十三，页一至二）因此，虽“文渊阁”一名是明代的产物，但因“名实适相副”，所以仍延用其名。又“文华殿居其前”，此乃讲经之所，这样“於以枕经@②史、镜己牖民”，“继绳祖考觉世之殷心，化育民物返古之深意，庶在是乎！”再如，对文津阁也有一段特写：“盖渊即源也，有源必有流，支派於是乎分焉。欲从支派寻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弗知津，则蹑迷途而失正路，断港之讥，有弗免矣。故析木之次丽乎天，龙门之名标乎地，是知津为要也。而刘勰所云，‘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学不传’者，实亦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夫山庄居塞外，伊古荒略之地，而今则闾阎日富，礼乐日兴，益兹文津之阁，贮以四库之书，地灵境胜，较之司马迁所云‘名山之藏’，岂啻霄壤之分也哉！”（《高宗御制文二集·文津阁记》卷十三，页三至四）“津”之奥妙，解释的如此尽善尽美，天衣无缝。 乾隆四十七年(1782)，在他的《文溯阁记》里对北四阁的命名给予了总结：“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义者，盖取范氏‘天一阁’之为，亦既见于前记矣。若夫海源也，众水各有源，而同归於海，似海为其尾而非源，不知尾闾何泄，则仍运而为源。原始反终，大易所以示其端也。津则穷源之径而溯之，是则溯也，津也，实亦迨源之渊也。水之体用如是，文之体用顾独不如是乎？恰於盛京而名此名，更有合周诗所谓‘溯涧求本’之义，而予不忘祖宗创业之艰，示子孙守文之模，意在斯乎！意在斯乎！”（《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四，页四至五）可见乾隆对七阁命名用心之良苦，“意在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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