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价值观自信 读《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文化自信、价值观自信是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的深层基础。陈来教授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是一部阐释中华文明价值观的新作力作。该书篇幅不大，装帧精美，由三联书店2015年出版。全书主要篇章是演讲词，明白如话，思辨性强，厚积薄发，立意深远，通过中西古今互鉴，阐明了中华文明的普遍价值、价值偏好和传承转化问题，是一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增强价值观自信的优秀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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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文明的普遍价值

 

    该书最基本的理论视角是价值观的“多元普遍性”，反映了作者世界性的文化多元主义立场。作者认为，在精神、价值层面，必须承认东西方文明都具有普遍性，在不同历史时代实现的程度不同，这就是多元的普遍性。西方文明比较早地将自己实现为一种普遍的东西，而东方文明还没有做到最充分的程度。东西方精神文明与价值都内在地具有普遍性，这可称之为“内在的普遍性”，而内在的普遍性能否实现出来，需要很多外在的、历史的条件，实现出来的则可称为“实现的普遍性”。只有建立全球文化中的多元普遍性概念，用这样的原则处理不同文化和不同文明的关系，才能使全球所有文化形态都相对化，并使它们平等化。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该书指出，宇宙观是价值观的哲学基础。与西方近代以来的机械论宇宙观相比，中华文明的哲学宇宙观是强调连续、动态、关联、关系、整体的观点，而不是重视静止、孤立、实体、主客二分的自我中心的哲学。从这种有机整体主义出发，宇宙的一切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每一事物都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显现自己的存在和价值，故人与自然、人与人、文化与文化应当建立共生和谐的关系。这个“共生和谐”的原理，反对单一性，肯定多元性。轴心时代中华文明形成的基本价值成为主导中华文明后来发展的核心价值。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是仁爱原则、礼教精神、责任意识、社群取向，以及对王道世界的想象与实践，这都彰显出中华文明对关联性、交互性伦理的特别重视，以及对多形性和谐的特别推崇。这样一个不同文明、多元宗教融合的传统，是古代中国“和而不同”观念的文化实践，也是中华文明自唐以来的重要的处理宗教文化的资源。这表明，中国文化所追求的和谐是以多样性共存互补为前提的和谐观。这种以相互关联、共生和谐为内容的基本原理，是与西方近代主流价值观不同而可以互补的普遍性文化原理。

    该书呼吁，今天，面对西方现代性的问题，我们应提倡东西方思想的多元互补，提倡交互伦理、关联社群、合作政治、共生和谐的追求，必须珍视多元文明的价值，扩大人类解决困境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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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文明的价值偏好

 

    该书第二个重要的理论视角是主张价值观的“结构论”，而不是“要素论”。东方与西方文明价值观的不同，不取决于所有价值要素的不同，而是价值要素的结构、序列不同，价值的重心不同，从而显示出不同的价值偏好。

    中华文明的价值偏好是什么呢？作者认为，与西方近代价值观相比，中华文明价值观有四个基本特点：“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这其中的“先于”“高于”，表示价值元素之间的一种结构关系和评判比较。“先于”“高于”之前是四种中华价值元素，之后是四种西方价值元素。作者强调要坚持“先于”，但不要把它变为“忽视”。比如说讲责任先于自由是对的，但是没有自由也是不对的。在这个价值结构中，并不是说不要自由、权利、个人等西方价值元素，而是要以中华价值元素为主，吸收这些西方价值元素，这也是充实中华文明和实现价值观现代化的需要，体现了中国主体、世界眼光。

    中华文明的价值偏好与宇宙观相联系，也与中华文明的历史路径相关。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生生不息的连续性文明。所谓“国学”，与“西学”相对，是近代与西方文化接触之前，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发展所创制形成的固有的学术文化体系，其中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和价值理念。当代的国学热是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反映，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重要意义。该书分析了国学流变，精辟地指出，“六经”是中华文明的原始经典，凝结着中华文明早期形成、发展的历史智慧和主流价值，如敬德、保民、重孝、慎罚、协和万邦等。孔子开创的儒家以传承“六经”为己任，最重视文化传承。两汉经学使儒学得到发展并确立了主导地位；魏晋玄学使道家思想得到发展，儒道互补的格局得以成形；隋唐佛学使传入中国的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达到兴盛，中国文化的儒道互补变为儒释道互动的三元结构。宋明理学使儒学重新占据主流思想的地位，理学吸收了佛道的思想因素，社会思想文化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三教趋向融合的稳定结构。自隋唐以来，三教互相影响，共享了中国文化注重平和、宽容、理性的性格，形成了世界少有的和谐的宗教关系。中华传统价值观吸收了佛道思想，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在总体上体现了以“仁”为核心、以相互关联、共生和谐为内容的基本原理和价值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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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华传统价值观的传承转化

   该书第三个重要的理论视角是重视传统价值观的“传承转化”。作者的基本观点是，一方面要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实践，另一方面要注重中华美德体系的传承和实践。

    中华传统价值观需要“创造性转化”。该书认为，中华传统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主要价值理念是以人为本、以德为本、以民为本、以合为本，在社会层面侧重责任、义务、群体、和谐，在个人层面有仁义礼智等德目，这些价值理念既是具体的，也具有普遍含义，都要适应时代发展、结合现实生活而不断转化。在当代中国，我们应该深入思考和讲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美德体系的关系，讲清楚中国文化主流价值观的意义，使之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

    中华美德的传承践行尤为重要。作者特别强调，这是从近代以来，一直是思想家，包括政治家和学者共同关切的一个论题。作者认为，公民道德的大部分内容是公德，这是从政治、法律角度来讲的；但从社会、文化来讲，做一个善人比做一个公民有更高的道德要求。我们不仅要求一个公民的道德，还要求一个善人的品德、美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在个人层面，应以中华美德体系的传承和实践为条件、为落脚点。继承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主要是就个人道德和个人道德修养的内容来讲的，最后要落实到个人的身心实践上来。在这方面，中华传统美德拥有深厚资源。

（作者单位为国家宗教局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