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苏州博物馆拟开苏州藏家系列展览，首当其冲便是“过云楼”的藏书。4年前的2012年6月，江苏凤凰集团以2.16亿元的天价拍得“过云楼”藏书，海内外收藏界为之震动，从此“天下无人不识君”！不过按藏书家傅增湘《顾鹤逸所藏旧椠书目》的推算，“过云楼”藏书约万卷，这在当时江南一带的私人藏书楼中也不过属于中小规模。之所以如此炙手可热，除了那个天价数字外，据说第一代藏主顾文彬深知“书画于人,不过是烟云过眼而已。”因此起了这么个意味深长的名字，藏书刻意低调，不仅通常秘不示人，甚至楼中还设有珍本密室。所以相比之前很多如雷贯耳的书楼，颇有点“遗珠”的味道。无论传言如何，园林之楼，尤其是书楼有时的确比园林本身还要赫赫有名—— 文/晓洋
“过云楼”藏书中著名的《锦绣万花谷》
藏书楼不一定是楼 园林多为厌倦官场的退隐所在，退隐之后，最热衷的便莫过于藏书、著书一类的文化修身了。所以算起来苏州很多藏书家居然都是仕途受挫的文士或者遭遇过贬谪的官吏！在园林中特地为“书”辟出的空间中，聚友品书，琴曲书画，风雅百年，这才是苏州园林与建筑实物一道最迷人的所在呢。 著名学者季羡林老先生耄耋之年时颇有感怀地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喜藏书和读书的国家”。这点在苏州和苏州园林内尤为显著。 苏州人喜欢藏书的传统极深，从园林中便能看出，不仅大多园子都有藏书楼，而且往往不止一座，更有书楼与书斋组成的建筑群。 不过，藏书楼不一定真是楼，有时也无法按图索骥。但“书”于苏州园林而已，历来是重要的文化标志、园林境界之一。谈楼而不谈藏书楼，叹为可惜！ 如今能按图索骥，房舍基本留存并可以参观的有王献臣的“临顿书楼”、李鸿裔的“万卷堂”，俞樾的“春在堂”，文震孟的“石经堂”，顾文彬的“过云楼”，沈秉成在耦园的两座书楼；现在有单位使用的则有吴云听枫园内的“二百兰亭斋”，朱祖谋在鹤园的“听秋山馆”，王颂蔚于现南园宾馆内的“写礼庼”，胡珽在定慧寺巷的“琳琅密室”，凤凰街吴大征的“愙斋”，南石子街潘祖荫的“滂喜斋”、学士街王鏊的“嘉寿堂，”白塔西路潘遵祈的“西圃”……还有不少著名的藏书楼如今都已是普通民居，兴许因为浸淫书香久矣，普通的民居小巷内偶尔还会走来眼神谦恭，手按书本，逡巡四顾前来膜拜的旅人…… 看这些藏书楼的名字也一目了然，很多并不是楼阁建筑。 不过如果真有建筑实物，这膜拜仰慕自然更有的放矢些了。 这其中当然首推“过云楼”——
过云楼 薄薄纸页后的厚厚书脉 “过云楼”和所属的私家花园——怡园的旧址原为明代吴宽所有，清代同光年间被曾任浙江宁绍道台的顾文彬耗银20万两买下，营造九年始成。园内名士云集，琴会、曲会、画社三绝于诸园中，文事风流…… 随着上世纪的城市建设，宅邸的前半部分已经变成了马路，门楼也被拆除，所在的铁瓶巷永远消失进了干将路里，如今临街处便是原来藏于园林深处的藏书楼。 有关“过云楼”，在今天谈，简直能用“神话”来描述了。 不仅因为当时的拍卖价惊人，拍卖中曲曲折折的故事也剧情良多，都为“过云楼”的传奇添上一个个砝码。百多年前，辞官归故里的顾文彬在苏州建了“过云楼”，他本人精通书画文物，本就积累了不少。“过云楼”在同样爱好金石收藏的儿子顾承手中，渐负盛名。传到第三代顾鹤逸这代，藏品盛丰，堪为“过云楼”的全盛时期。 据顾家人回忆，家中大人对于楼中藏品十分谨慎，每一次打开，与空气接触，页面翻动，都会让文物产生损耗。因此顾文彬还立下“十四忌”镌刻在“过云楼”的门楣上，嘱咐子孙牢记。所以对于藏书，即便是顾家自己人，也不是轻易能看到的。 恰在顾文彬开始苦心丰富“过云楼”收藏时，也正是中国百年多事之秋，连年兵灾人祸，人尚如蝼蚁、自顾不易，不要说脆弱的古籍书画了。顾家人护着这些收藏四处奔波：“那时家里最好的房子是给书、给画住的，最好的皮箱里放的不是衣服，而是书。”因此“过云楼”藏书的品相也极好，明史大家谢国桢先生在1984年自己最后的一部著作《江浙访书记》对“苏州顾鹤逸旧藏”的描述，几乎会让每个读书人禁不住心动不已：过云楼所藏众多“铭心绝品”，“一展卷，而纸白如玉，墨光如漆，铁画银钩，笔笔俱到，珠光宝气，光彩夺目……” 如此殚精竭虑，可见顾家于“书”的家训何等刻骨铭心了。 人们盛传顾家书画给外人品鉴，古籍则秘不示人。据说版本学家傅增湘当年获准到“过云楼”看书，条件是“只能看，不能抄”。傅增湘凭记忆默写出的《顾鹤逸藏书目》让“过云楼”藏书闻名天下。不过有些专家也认为顾家不是保守的家庭，“过云”一说便有参透的含义，顾文彬就曾说过，希望家藏旧钞能“益吾世世子孙之学”。 而在百年前，顾鹤逸与吴大澂创办怡园画社，就曾破例让这些年轻画家在“过云楼”饱览、临摹历代书画真迹，据说著名画家、篆刻家吴昌硕也在其中收益良多。 “过云楼”非常重视吴中地区的乡邦文献；经史子集四部齐备，但并不强调正经正史，可见顾家藏书并不为博取科举功名，而且家族中也多出诗人、画家，藏书不为功名利禄，这点尤为难得。 乱世成就藏书家也考验藏书家。“过云楼”所藏古籍不少被收入顾家前曾属于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其他藏家。其中，晚清金石学家、版本目录学家，出任过曾国藩幕僚的莫友芝和曾经的苏州书局提调、代理嘉定知县刘履芬的旧藏尤为显著。 “过云楼”在乱世中，尽管有“秘而不宣”的说法，但藏书也被“偷”过数次，尤显现在的留存不易了。 第一个“窃书贼”是日本人。1905年前后，日本人岛田翰常到苏州访书，顾鹤逸对这位勤勉的日本同好颇为赞赏，当他提出要借《古今杂剧》、《十段锦》、《圣宋文选》等元代珍本时，未及多想，慷慨答应。不成想这些书一去不复返。顾鹤逸多次托人催讨，却被告知，岛田翰在日本因窃书入狱，在狱中上吊自尽。 上世纪三十年代，江南许多藏书楼毁于战火，侥幸保存下来，也纷纷被后人变卖。顾家的日子也不好过，但多年战乱，顾家却没有因为生计变卖过一本书。 顾鹤逸去世后，把“过云楼”收藏的1360种善本全部传给了四公子顾公硕。据考顾公硕是苏州知识界坚信“希望在延安”的第一人，1949年之前，以世家子弟的身份掩护中共地下工作者，1949年之后历任苏州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苏州博物馆副馆长等职。 1953年，顾公硕捐了私家花园怡园和顾氏祠堂；1959年，捐献了家藏金石书画；“文革”开始后，顾公硕主动要求抄家，结果顾家先后六次被抄。顾公硕不堪凌辱，投河自尽。 “文革”后，顾家藏书也并没被立刻返还。顾氏后代给国务院打报告，得到批复后，家藏古籍终于被全数返还。 苏博中即将展出的“过云楼”藏品中，那薄薄的书页后面原来有着如此沉甸甸让读书人为之捍卫、向往、痴绝的巨大精神力量！这是怡园，“过云楼”比那个美丽园子，小小楼阁更让人心神悸动的所在了。
博约楼 “完璧归赵”的书院藏书楼 “过云楼”是十分典型的私人藏书楼，也是苏州众多声名赫赫的藏书楼的主要形式。不过对于书院林立的苏州而言，还有一种属于公共藏书楼。 2015年10月1日刚刚修葺开放的可园中的“博约楼”便是这类书院藏书楼，而且也的确是楼阁建筑。 笔名“许敏耀”的苏州学者特意为记者提供了有关可园及“博约楼”的相关资料。 可园与沧浪亭相隔一河、一桥、一路，的确，可园与沧浪亭渊源颇深。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诗人苏舜钦建沧浪亭时，可园便是其中的一部分。之后数度荒芜，嘉靖年间沧浪亭复建，而可园一直要到清代雍正年间，才由江苏巡抚尹继善开始修建，当初叫“近山林”，是官吏宴会聚集的所在。据说乾隆年间有位官吏取“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含义，把这里改为“乐（yao）园”。 很多人按字读“乐（le）园”，这听上去颇有靡费行乐的味道了，于是改名“可园”。 嘉庆年间两江总督铁保、江苏巡抚汪志伊在可园建造了正谊书院，成为官办的书院。道光年间的江苏巡抚林则徐就曾到正谊书院主考过乡试，并在此发现并选拔到了日后的思想家、散文家冯桂芬，称他为“百年以来仅见”的人才，招入抚署读书。 正谊书院和可园后毁于太平天国战争。20多年后，方才由江苏布政使黄彭年在此旧址上建了学古堂，并复建园林，造起了藏书楼——“博约楼”，“博约”的意思一是指文章内容广博，言简意明，同时也寓意广求学问，恪守礼法。其中藏书多达八万卷，还兼作祭祀东汉经学大师郑康成和宋代大儒朱熹的场所。相传学古堂北种有名贵的古梅“铁骨红”，有“江南第一枝”的美誉。清末这里还曾改设有游学的预备科，专门培训官派出国留学生，并于成立当年就选送了6名公费生赴英国留学。可谓早期的“国际预科班”！ 辛亥革命后，近代妇女活动家、教育家、记者张默君在可园里开办了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藏书七万多册。“挹清堂”辟为阅报室，“濯缨处”是儿童阅览室，“博约楼”为成人阅览室，园中又增种了梅树过百株。 我们说起文物遭劫掠常常会从抗战说起，因为日军侵华准备多年，所以对国内的文物早有过详细的调查。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8月时任图书馆馆长的蒋吟秋先生便召集会议决定转移可园内的善本藏书。在宋、元、明刻本，清代精刻本、旧抄本、原稿本中检选出最重要的运上船，秘密地把首批八大箱图书运至东山杨湾的鉴塘小学（即今天的明善堂），藏于密室。之后，再精心挑选出了一批共51箱，前后分三次运送到杨湾、葑门内南园圆通庵和西山显庆寺（即包山寺）满月阁，并专门砌了一道复壁加以掩盖。 同年11月日军占领苏州，到可园后发现珍籍无存，便派部队到东山镇和杨湾挨家挨户搜查。杨湾的村民、僧人、教师早已作好准备，巧妙周旋，日伪最后空手而归。 这样，这批古籍藏了整整八年，抗战结束后方“完璧归赵”。蒋吟秋回可园再掌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可园已是一派荒凉，急需整顿，但此时的国民政府正忙于内战，对这批藏书不闻不问，蒋吟秋只得四处借债，充作搬运图书的费用，很快就把散落在东、西山的馆藏珍贵书刊运回了可园，完好地保存到了1949年。如今这批近二万册古籍完好地存放在苏州图书馆现代化的库房中。 可惜1957年因为地势较低，遭受暴雨后，“铁骨红”梅等古树相继死掉。好在如今可园焕新颜，“梅花香自苦寒来”的书人古训也依旧世代相传……
汲古阁，“毛”字定千金 藏书楼之所以在园林中的文化地位很高，不仅因为藏书，还有不少以校书、刻书、抄书而闻名天下的藏书楼，保守而言，也可谓半条书脉藏于楼中了。 如今听“抄书”有点“手抄本”的意思，仿佛文化不发达时才会有的行为，其实在中国古代，抄的书的地位常常高于刻版书，即使在雕版和活字印刷普及的时代，民间的藏书也差不多是一半抄一半刻，我们熟知的“洛阳纸贵”的典故就出自于抄书。很长时间内抄出来的书（当然也是好抄本）都属于高档出版物。 而在抄书和刻书这个领域都鼎鼎大名的非常熟毛晋的“汲古阁”莫属了。因为北京有字号沿用了“汲古阁”的名字，所以对今人而言，这个名号也不陌生。比“汲古阁”更不陌生的是一种很多练过毛笔字的人都用过的“毛边纸”，比宣纸便宜，而且纸边并不毛，质地细嫩，表面平滑，托墨吸水的效果也和宣纸接近。所谓“毛边”只是因为纸边有一个“毛”字印章，再稍薄些的称“毛太”。这印中的“毛”便是苏州藏书刻书家毛晋，毛晋的藏书阁、刻书坊——“汲古阁”在刻书时，为了保证纸张的质量，先到江西造纸的地方把纸定下来，然后在纸边上盖一个“毛”字，是书籍抄本和刻本的一个质量保证，类似如今的专利品牌。 正是这张名不见经传的“毛边纸”让苏州又一座藏书楼名声远播。 古代苏州一直有“刻书赛积德、藏书胜藏金”的说法，因此苏州的众多刻书家同时也是藏书家，藏刻不分离。 其中最知名的居然又是一个落榜生——明朝天启七年，年近30岁的毛晋又一次乡试落榜。发榜当天，毛晋就郁闷地离开了南京，雇舟回沙家浜七星桥的家乡。在船上，据说他做了个梦，梦见一座楼上，中间有一蟠龙，两边是一副金色楹联，写着“十三经”和“十七史”。不知道这个梦是真是假，但日后“汲古阁”刻的最多的书的确便是《十三经》和《十七史》。 而立之年的再次落榜彻底绝了毛晋科举取仕的念想，决定根据自己的爱好做点实业，毛晋的爱好之一便是藏书，“汲古阁”，“汲”是急切追求之状，可见对古书的痴狂了。譬如他找了十多年的宋本《姚少监诗集》居然在一个收废换糖的担子上被发现，是有人当作废纸换了一块糖，毛晋狂喜三日；另一本找了十年的《白莲集》，则是通过一张小孩手里包茨菇片的纸为线索找到的，第二日他赶紧去孔庙拜谒；一次在无锡他无意看到一人拿着北宋原本的《孔子家语》，忙去招呼那人，不想那人弃书拔腿就跑，原来是个贼，拾到书后，毛晋将银子让店家转交那人。不久那人居然找上门来学艺，最终这个“窃书贼”居然成了一个出色的刻版工。 除了这样的零星收藏，毛晋还公开贴榜，高价收购海内孤本珍籍：普通宋版书一页200钱，旧本书40钱每页，珍稀版如果其他人出1000钱，我就出1200！这样的广告，引得各地书商纷至沓来。据毛晋的老师钱谦益统计，在“汲古阁”鼎盛时期毛氏藏书有8.4万部，约42万卷，居明代藏书翘楚。 一天毛晋在别人家做客时竟然发现了一张藏于自己“汲古阁”的古画，怎么会从藏书楼到了这里？！再细看，不过是张临摹异常逼真的赝品罢了，是一个年轻裱画师影画而成的，毛晋由此也发明了“影抄”古书，即用比较薄透的纸蒙在原作上誊写，这种抄本的仿真度自然极高，被时人称为“毛氏影宋抄”。毛晋本人对抄本的底版要求非常高，非宋版元刊不选，因此价格不菲，备受尊崇。 据说到后来他家里的仆童甚至女子也能抄书，而且质量上乘！ 除了抄，大批量的图书也用刻。当初毛晋在南京赶考的客栈中结识了一位镇江学子刘生。刘生最爱王维的诗，甚至能倒背如流，被人誉为“刘王维”。有一次刘生吟王维的《春日与裴迪过新昌访吕逸人不遇》时却出现了一个错误，原来他的书有刊印差错，但这事对一向自负的刘生打击太过沉重，以致居然疯了。目睹这件事始末的毛晋，便决意要刻出质量上乘、校对严谨的书来。 苏州在明清时期是科举极兴盛的地区，考生们跟今天的学生一样，需要课本、辅导教材之类，明朝中叶还有类型如今《高考优秀作文范本及指南》之类的书籍，教材撑起印刷半边天；再有，我们常说“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冯梦龙等人的通俗文学此时也大行其道，类似如今的热销小说，再有便是传统的佛经了。因此刻书的作坊极多，加之苏工刻书质量上乘，全国知名。 “汲古阁”的刻书更有一套规模完备的机构运作流程，其中光校勘就有三十多个，都是毛晋从各地找来的名士。因此无论是数量、种类，还是雕印质量，“汲古阁”都是古代民间刻书史上前无古人的大家名坊。自明末到清初四十多年间，“汲古阁”刻书共有600多种，书版就有近11万块，刊行整个帝国。 不过待毛晋故去后，他的老师钱谦益却做了一个不妙的预测：“将来毛恐不昌矣”。 果然，到了毛晋的孙辈，为了品尝碧螺春新茶，居然焚琴煮鹤般将《四唐人集》书版劈烧煮茶吃了。 曾经的“汲古阁”如今自然如“过眼云烟”不复存了，原址建了常熟博物馆。好在还有不少善本流传，那个小小的“毛”字章也成为书界一个含金量极高的招牌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