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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华 摄影/葛雷 对于现代的人来说，也许园林仅仅是一个旅行的景点，而对于老法头的苏州人来说，园林，是实实在在的住家，当然应该包括家的所有组成，就像现在很多人家会把一个房间单独辟出来作为书房一样，古代的苏州人在这个方面更胜一筹，藏书楼是很多文人家中的必备，对于心气颇高的读书人来说，比比谁家的藏书多，和现在很多玩收藏的人比谁家的藏品多，颇有点殊途同归的意思。
【壹】 要说藏书楼，首先要说一个书痴：黄丕烈。 黄丕烈是谁？ 他在中国藏书文化史中的地位和影响，如果要套用一句曾经流行的话来概括，应该是藏书界中五百年来数第一。 黄丕烈有多爱书？ 有一种传说，黄丕烈每次得到宋本古籍，都要绘画征题，凭窗静坐，书香四溢，珍爱的善本，在留存着先人遗泽的旧抄旧刻上，书写自己的心情，极风雅盛达。 世人皆知《红楼梦》中黛玉葬花的故事。而黄丕烈祭书，同样是千古美谈。 每年到了除夕夜，黄丕烈就会把一年辛辛苦苦搜购来的秘本图册供奉于读未见书斋中，邀请吴地的文坛耆宿们参加他这独有的祭书大典。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诗意的场景：祭桌上摆满了精心挑选的古籍善本经史子集，下面用果品及自酿的米酒供奉，黄丕烈率领一圈子爱书的亲朋好友行叩拜之礼。礼毕，大家一起细啜慢饮，品评诗赋，宾主欢愉，尽享其乐。书林美谈将古代中国文人惜书、爱书、敬书、藏书的优良传统发挥到极致。 而说起黄丕烈的藏书楼，也很有特点。 苏州的藏书楼，首先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书斋的名字，苏州人的温文尔雅，都体现在了书斋名号上，王献臣的临顿书楼、唐寅的学圃堂，张凤冀的文起堂、文震孟的石经堂、韩崇的宝铁斋，叶昌炽的缘督庐……无不是书斋主人深思熟虑反复斟酌后的结果。 而黄丕烈的藏书楼名号可谓是“第一多”，有百宋一廛、士礼居、读未见书斋、学山海居、陶陶室等。这些楼号，都是他根据自己各个时期藏书的情况，为自己斋室所起的名号。 最初叫“读未见书斋”，是因他好求异本，追寻未读之书而得名。后得北宋本及南宋本两种《陶渊明诗》，又称楼号为“陶陶室”。再后来，因为宋本书所得日多，逾百部以上，又号藏书楼为了“百宋一廛”…… 只可惜的是黄丕烈的全部藏书，在嘉庆末年开始散出，至道光初年他去世前已散失殆尽。其中善本秘册多归汪士钟艺芸书舍。继而又先后归杨绍和海源阁、瞿镛铁琴铜剑楼、陆心源皕宋楼。这是清代藏书链中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重要一环。其藏书现存于国内者，绝大多数分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台北中央图书馆等；流往国外的，则藏于日本岩崎氏的静嘉堂文库，此文库成了日本乃至世界上的汉学重镇。
【贰】 提起苏州著名的潘家，最想说的是潘家五代人的藏书传家的故事。 很多人知道贵潘，知道是官宦之家，但是，潘家更是一个藏书世家，从潘奕隽的三松堂到第六代潘博山的宝山楼，潘家百年的藏书历史、典籍三十万卷，有着中国私家藏书史上最为经典的故事。 宝山楼究竟在哪里？大概很多人都是不知道的。 其实，就在南石子街6号。很多人知道它，是因为这里是潘祖荫的故居，但是，却没想到，这里还藏着个宝，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里不仅有宝山楼，还有当年潘祖荫的“攀古楼”、“滂喜斋”两大藏书楼也应该在这里。 著名藏书家韦力在寻访宝山楼遗址后写道：“宝山楼地处南石子街中段，紧邻安徽会馆。进了院门是一条长长的甬道，有二十多米长，走到院子尽头，就看到一个颇大的院落。由于年久失修，再加上杂居着十多户居民，院落显得破旧杂乱。但从建筑的规模和雕梁画栋所透出的气势，仍然可看出昔日的富贵和大气。从南石子街到进深二十多米其实原来都是院内的建筑，而现在都已拆改过了，只剩最里面的这二进院子，才是当时仅存的一小部分旧居。在第一进院子门楼上砖雕刻着“媚玉辉珠”，是嘉庆年间的题款。尤其能透出大家之气的是第二进楼上的雕花饰板，整个是用楠木所雕，一反江南的细巧而显得粗犷有力，也带出了官家的霸气。” 潘家藏书，是从潘奕隽开始的。 潘奕隽和黄丕烈是密友，那个时候，黄丕烈的书斋，还叫士礼居，两人经常在这里吟诗观书，潘奕隽三松堂里收藏的古籍中，有百种以上是经黄丕烈校跋过的。不过可惜的是，潘奕隽的藏书，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几乎都散失了。 潘世恩四子中，长子潘曾沂，积藏图书数栋，计划建藏书楼供乡里学子利用，但咸丰九年时一场大火，毁于一旦；次子潘曾莹，其“小鸥波馆”以收藏书画著名。 潘氏藏书到祖字辈时，最有成就的是潘祖荫“滂喜斋”，其次有潘祖同“竹山堂”。潘祖同在兄弟分家产时获得其父所留全部图书，又陆续收购而集成竹山堂四万卷藏书，并递传给嗣孙潘博山、潘景郑兄弟。兄弟俩以竹山堂四万卷藏书为基础，共同努力建立起他们自己多达三十万卷的宝山楼。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潘奕隽在天平天国时散失的图书，有数百种在这个时候，被人拿出来出售，潘博山兄弟以千余元收回其中的数十部。 可以说，宝山楼是潘家五代人藏书的精华所在。不过，抗日战争爆发后，宝山楼所藏图书遭受了一场灭顶之厄，散失了大半，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潘景郑先将所珍品献给国家，而宝山楼镇楼之宝，宋版《后山居士文集》被北京图书馆所珍藏。八十年代初，潘景郑又将仅存的百余种善本连同老师章太炎的手稿赠与上海图书馆。 再来说说潘博山。 很多人对潘博山这个名字很陌生，因为他英年早逝，40岁不到就去世了，因此后人也很少提及他。 但是他实在是个实干家。潘博山早年丧父，独立支撑门户，不仅将祖传有200多年历史的吴县横塘潘万成酱园业振兴起来，设有总店、分店六家，史称“潘酱园”。在苏州还发起电气公司、田业银行，抗战初期又在上海创设通惠银号，是位成就斐然的实业家。 潘博山与其弟潘景郑继承了竹山堂四万卷藏书，并以此为基础，共同努力，藏书多达三十万卷。民国十八年秋天，吴县书市曾出现一部宋蜀大字本《后山居士文集》二十卷，由于纸色晦暗，大家都以为是明代翻刻本而不屑一顾。潘氏兄弟两人慧眼独具，毅然以二百元收下。此集字大如钱，字体古朴浑厚，用黄麻纸印刷，钤有“晋府书画之印”、“敬德堂图书印”等印记。由此他们将藏书处取名“宝山楼”，以示珍重。 宝山楼就是这么来的。 只是如今七十二家房客的格局，让这座官宦大宅，早已没有了往日的霸气。宝山楼的书香也随着市井气而消失殆尽了。
【肆】 藏书的兴盛，原本就不是一个人的能力所为，常常是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会圆满，而洞庭商帮中著名的席氏就是一个从商人转型文化的重点例子，当年的洞庭商帮该算日后“苏商”的奠基人，主要集中在东西两山，东山商人通过大运河走江淮去齐鲁至京师，西山商人则主要走长江至长沙、汉口。据说那时的席家“布帛衣履天下，名闻京师、齐鲁、江淮”。很能代表苏州“衣被天下”的盛况了。而席家的扫叶山房，作为另一种形式的藏书，则见证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繁荣发达。 说起席家和扫叶山房，先要从一个叫席启寓的说起。 当年江南著名藏书阁、刻书社“汲古阁”的创始人毛晋去世，毛晋的子孙并不很看重这份难得的家业，甚至将珍稀的书籍刻版劈了去煮茶，席家由此收了不少汲古阁的刻版。苏州人历来有藏书刻书的传统，席氏家族自然也是其中拥趸。 最痴迷的就要算席启寓。 他本来是京城工部虞衡司的主事，为了藏书，把工作辞了回家，在家里专门藏书刻书种植兰花，过得叫逍遥和风雅。 康熙爷第三次南巡到了苏州，席家负责接待，除了吃好喝好，席启寓另外又奉上了自己刻的《唐诗百家全集》四套和手植的兰花两盆，这样两件雅致的礼物让康熙格外印象深刻，特地将席启寓叫至身边仔细询问，是否当过官？为什么不当了？席启寓的回答也绝对跟他的礼物十分般配——侍奉父母。这样一个为了孝敬父母选择在山间水边种植兰花，与著名诗人吴梅村的妹妹携手读着唐诗的人绝对能让同样有着儒家修为的康熙帝也大为感慨。由此席启寓的“琴川书屋”声名远播。 到了他的玄孙席世臣，估计是祖上名声的缘故，他成为了乾隆末年的钦赐举人，并参与审校当时著名的《四库全书》。席世臣跟祖上一样嗜好古书，还将“毛氏汲古阁”《十七史》刻版上的图记挖去，改刻为“洞庭席氏”重印，之后他在阊门正式设立“扫叶山房书铺”。 到了太平天国时期，因为战乱，“扫叶山房”将经营中心迁至上海发展，并开始采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石印、铅印等新技术，扩大经营规模，成为当时上海最大的书店，书店一直经营到1955年，这个以印刷古籍而声遍百年学子、文人的字号才消失在人们视野中。 扫叶山房和其他藏书楼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并不是局限于收集古籍，而在于它的创新。当年的小说，一直属于市民读物，很多自持身份，将自己定位为文人的刻印社是不屑做的，但席家一直有用商业头脑经营书局的想法，所以大量刊印小说。同时，席家还是从清代创始的《申报》的拥有者，晚清时英国人美查在上海创办《申报》，席裕祺任经理。之后美查回国，席裕祺推荐的席裕福买下《申报》，打败了当时美国人福开森办的《新闻报》成为沪上第一大报。之后席裕福又或参与或主持了点石斋印书局、图书集成局、中国图书公司等，是近代上海新闻、出版界的著名人物。
【叁】 藏书楼，重在一个藏字，多半的珍藏必须是主人的私家“心头肉”，因此，“秘而不宣”向来是藏书楼的宗旨。 不过，也有例外。 常熟的铁琴铜剑楼，倒是把藏书楼做成了公共图书馆的样子，不过，这已经是民国年间的事情了。 铁琴铜剑，多么豪迈的名字，像是从金庸的武侠小说里走出来的名字，不过，楼主建楼，已经是200年前的事情了。 最初并不叫铁琴铜剑楼，而叫“恬裕斋”，一个不咸不淡中规中矩的名字，倒是和主人瞿绍基含蓄、勤勉、恬淡处事相符合。 瞿绍基是当时常熟首富，平生无所好，单就痴迷古籍。古人没有书店，搜书全靠用心。财力、目力、定力，无一可缺。为了多觅好书，他节俭度日，甚至把一件裘袍穿了30年，同乡笑他：“秘籍非易求，高价逾良田，必获始快意，安惜囊中钱。” 铁琴铜剑，这个风花雪月的名字则来自于第二代主人瞿镛一次偶然的机会，觅得铁琴、铜剑两件古物。有趣的是，这也正贴合了瞿镛的潇洒旷达。与严谨的父亲不同，他嗜书并善饮，经常乘一叶扁舟出门搜书，载书载酒往返于城乡间。在船上，他且饮且读，好不自在。 铁琴铜剑楼究竟有多牛？不说捐赠给国家和地方图书馆的几千本珍稀善本和印章，不说是晚清四大藏书楼的迄今唯一留存，单单是两朝帝师翁同龢的一句感慨，便能知一二。 翁同龢有一次在铁琴铜剑楼观书，临走时长叹难舍：“假我二十年目力，当老于君家书库。”尽管，他本身亦是“清末民初九大藏书家”之一。 难怪它与山东聊城杨以增“海源阁”、归安陆心源“皕宋楼”、钱塘丁申、丁丙“八千卷楼”齐名，合称清代全国四大藏书楼呢。 铁琴铜剑楼最初的书，也是秘而不宣的，就连皇帝老儿，也不例外。 据说当年光绪都听说了瞿氏藏书是宫内看不到的，于是他便派人取来欣赏。有一本书光绪看中了很想留下，于是准备赏瞿氏后裔三品高官，并发帑币三十万两来换书。哪知道瞿氏后人却不领情，说先朝颁有诏书，不可将书让人。光绪帝恪于祖训，竟也无可奈何。 结果到了民国年代，公共图书馆的开放意识对瞿家后人产生了影响，把铁琴铜剑楼的书籍分享出来，成了当时的一大盛事，不仅提供借阅，有的时候如果来看书的读书人，手头紧，还管伙食。 铁琴铜剑楼就这样倒成了常熟第一个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了。 藏书最怕战乱。防火防霉，只要定期晾晒、严格管理就行，但遭遇战祸兵燹，无暇自保，又如何保书？李清照带着赵明诚的金石藏品南渡，在颠沛流离中失了大半，于亡夫墓前痛哭，那何况更是整整一栋楼的书呢？多少藏书大家，便是在战乱中“城陷后俱灰烬”的。甲之珍宝、乙之废纸罢了。 但在瞿家，对书的敬意近乎成了一种信仰。当太平天国洗掠常熟时，城中藏书大半损毁，唯独瞿氏后人，不避艰难将所有藏书运到江北免于兵火，后来又重运回常熟，珍本无一丢失。 如今，铁琴尚在，铜剑已失。建国后，瞿氏后人将铁琴与藏书、印章等捐赠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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