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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儒家对孔子人道观的发展(苏文帅)

 江山携手 2016-04-10


一、孟子对孔子人道观的扩展

孟子一生的经历与遭遇和孔子十分相似。其先世为鲁国贵族孟孙氏,但是到孟子之时,家境已经衰落。孟子幼年丧父,生活贫困。幼年受其母精心教育,孟母三迁。及至年长,“受业子思之门人”,学成之后,“遂以儒道游于诸侯”。他到处宣传“仁道”思想,先后去过齐、宋、邹、鲁、滕、梁等国,虽然受到各国诸侯的礼遇和优待,但一直没有受到重用。齐宣王时,被“加齐之卿相”但“无官守”、“无言责”。最后终因政治抱负无法实现而“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十分尊敬孔子,他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一生致力于宣传发展孔子的学说,尤其发扬孔子的人道观思想,对人极为关注,为以后传统人道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孟子继孔子之后对“人”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人道观,以“仁”定义人,提出“仁者,人也”发展了“仁者爱人”的人道观。在孟子看来,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道德。人生来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于是产生仁、义、礼、智四种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他们共同构成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准则和重要根据,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君主推行仁政的人性基础。在孟子看来,人的这种仁爱之心无疑是善的,由此得出人性善的结论。孟子把孔子的“仁”转化为人的内在本质,并以此规定了人的价值,确立人的地位。

1、对孔子人性观的深化。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但没有具体论证人性的价值判断即善恶问题。而孟子则对孔子人性观加以发展,初步建立了完善的人性的价值学说。孟子认为“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即人性之向善是天然,即人天性是具有价值的,至于人的行为表现能否体现其本性则取决外界环境之作用。而这个本性会给人的价值有什么影响呢?孟子又指出“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则;民之秉彝也,好是懿德。”即强调人性是善的,如果按照人性去做,就可以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至于有些人不善良或负价值,则是他没有按照本性去做。把仁义礼智作为本来具有的,每个人只要要求自己、追求自己,就会获得这些道德价值,但如果不去探索和追求,则会失去这些价值。可见,孟子将孔子的“性相近”的观念改造成了“性相近”于人的仁义礼智,相近于人的高度的社会化上。

另外,孟子认为人性就是决定了人的地位,就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他看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是人异于禽兽的根据,是人之所以会有仁义礼智的根据。

2、对孔子仁义观的扩充。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以仁为本的人学思想,把“仁”的所有内容都提炼成“人”。“仁也者,人也。”即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标志是“仁”,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根据是“仁”。具体则是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所以孟子又用人心来界定仁,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把“人”作为“仁”的定义,以“仁”为“人”的规定性。孟子还把实现人道的方式也界定为“仁”,即“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在仁义礼智四者之中,孟子特别重视仁和义,而且以仁义相连用。但他也区别二者的内涵。“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即发展了孔子以“仁”为人贵标志、以义为原则的思想。在孟子看来,仁是关键,是人心,是人得以安身立命的归宿。义则是走向仁的途径,也是把握仁的原则。

人只要达到“仁”的目的,并通过“义”的原则去进行,孟子在孔子的“德治”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仁政”的思想。“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将“人”的本质用“仁”限定,同时有反过来,用“人”来衡量为政是否为“仁”的标准。同时孟子还发展了孔子的“食色,性也”的观点,在对齐宣王的谈话中把“好色,好货”等人的欲望都可以与“仁政”联系,也就是“仁政”即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之政。

孟子对孔子的“庶矣,富之,教之”的思想加以发展。孟子从人的本质是“仁”这个规定性出发,认为人要践行仁义必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因为人的生存问题得以解决以后才能保证仁义的推行。孟子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同时还主张要通过教化,让百姓“明人伦也。”当然孟子在“恒产”与“恒心”的关系上,还看到了“士”的特殊情况,即“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孟子在以“恒产”来说明人的社会本质的同时,也看到了社会存在的多样性和人的超越性。

3、对孔子人格观的发展。关于人格的理想,孔子有过很多讨论,以“君子”等作为崇尚的情怀,以“修己安人”作为修致途径。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人格观,提出了自己的理想人格观,把“大丈夫”作为一种道德价值情怀,一种独立刚毅催人奋进的理想人格。“大丈夫”首先强调人的尊严和人格独立的重要。大丈夫应该是“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要做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大丈夫”必须要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培养起来。孟子认为要“养浩然之气”。就是要通过修养达到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坚定的理想信念。

孟子还对孔子“推己及人”予以在“大丈夫”上发展,认为“大丈夫”不仅限于个人的洁身爱好和个人价值发展,也不仅限于以天下为己任,而是应该有推己及人的情怀,要关爱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丈夫”要能“泽加于民”、“制民之产”、“推恩四海”,要使得天下百姓都能“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孟子把孔子的“仁者”君子般的人格加以了发展,突出了人的文化特性、社会特性,并将其理想化。其基本的价值取向是重义、重精神修养、重人的主题精神。把孔子的人道观予以了更大的发展,为传统人道观的推进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荀子对孔子人道观的引申

荀子是先秦时期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他一生先后到过齐、秦、赵、楚等国从事政治、学术活动,晚年长期居楚,著书于兰陵。他通过对各家各派学术思想的批判总结,建立了自己独具一格的思想体系。他对人的问题极为重视,不仅进一步肯定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更充分地肯定了人的价值,他继承了孔子的人道观思想,尤其是发展了孔子关于“礼”的思想,强调了礼法对人的价值的规范作用,认识到作为一切社会秩序和规则的礼法乃是人类社会的必需和规范。并认为人最为天下之贵,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和崇高地位,把孔子的人道观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

1、对孔子人性观的引申。孔子认为人的自然属性是相近的,只是后来的“习“才导致了善恶的差异。而荀子对孔子这一思想加以了引申,从“习”入手,提出了人性是“恶”的,认为所谓的“善“完全是后天人为(伪)的结果。荀子说:“不可学不可事而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而在人者,谓之伪。”将自然生成的性和后天通过努力达到的善区别开来。他主张通过“化性起伪”的过程,要靠后天不断地进行知识经验的积累和道德的修养才能达到善。同样突出了人在改造自我的过程中的主动性,为人的发展进步找到了理论依据。应该说,荀子通过对孔子“习相远也”的引申,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和自觉性,提高了人的价值地位,肯定了人的自我发展的可能性。

2、对孔子礼思想的发展。孔子十分注重“礼”的作用,把“礼”作用人贵的制度保障。荀子继承孔子礼的思想的同时,也对礼思想做了较大的改造。荀子在重视仁义的同时,更突出“礼”的作用,认为通过“礼”的规范,从外在采取规范手段,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达到社会的安宁。

荀子认为礼是一种区别等级、划分职分的标准和规范。没有礼,就没有“分”的标准,也就不可能让人安于职分。荀子说“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於轻重也,犹绳墨之於曲直也,犹规矩之於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礼”作为标准,贯彻于道德、制度、仪式等方面,并通过这几个方面发挥其对人的影响作用,使之潜移默化,让人的思想、言行、活动都逐渐遵循礼的规定,进而实现人的价值。

同时,荀子还强调礼对人的重要性,认为“礼”是调节人的欲望和物质资源平衡的原则,礼在本质上不仅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同时还调整人与物的关系。“人无礼则不生,事无事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礼成了人类地位的重要保证。“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

荀子是改造了孔子的礼思想,更突出“礼”的作用,认为通过“礼”的强制性,调节人与自然、他人、社会的关系,从而使得社会安宁,人类社会得到和谐发展。

3、对孔子“人贵”思想的深化。关于人的地位以及人在万物何以尊贵的问题,孔子已经深有探讨。而荀子对孔子的“人贵”思想加以深化,特别从物质世界发展进化的阶段性来论证人的价值。

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认为“义”是区别人与禽兽的根本标志,是人类所特有的东西。“义”体现了世间万物发展的最高级的形态,所以比之相对而言的低级形态,理所当然地就是高贵的。用“义”来明于人禽之分,是论证人贵于禽兽的根本思路。

荀子特别提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则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狌狌形笑亦二足而无毛也……。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明确断定人之所以为人者,亦即人的本质不在于人之与生俱来的先天本能——人性,也不在于人的形体外表——形体外表甚至不足以分开人与猩猩,而在于“辨”。而这个“辨”是一种社会实践的总结。“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贵之者,是贵天下之本也。”只有通过“分”和“群”的作用,才能保证社会的主体成员“人”不在无谓的争斗中自我毁灭。

荀子已经把“人贵”的思想上升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层次,看到人类是从动物界进化发展出来的高级形式,从发展的角度认同了人具有着宇宙间最崇高的价值。

 

 

                    ——摘自苏文帅《孔子人道观的价值意蕴探微》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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