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很多，硅谷只有一个

hercules028 2016-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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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网易原生内容中心《回声》栏目出品，每周一至周五准时更新。

过去50年间，全世界都渴望再造一个硅谷。维基百科列出了超过70个与“硅谷”(Silicon Valley)这个词沾边的科技园区/城市：美国纽约有“硅巷”(Silicon Alley)，印度班加罗尔被人称为“印度硅谷”，台湾在新竹建了科技园，北京的中关村从一开始就被冠以“中国硅谷”的称号，2014年5月，北京海淀区副区长孟景伟甚至援引《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称“全世界仅中关村是硅谷真正对手”。

不过，硅谷这个位于美国加州旧金山和圣何塞之间的50英里狭长地带，仍然是世界上最具生产力和创新性的地方。截止2015年8月，硅谷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前99家上市公司，总估值高达2.8万亿美元，占到了美国所有公司的公司利润的6%。根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2011年仍然有125.92亿美元风投资金投到了硅谷，远远超过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38.18亿美元、美国南加州地区33.27亿美元、美国纽约大都会地区30.03亿美元以及北京的28.6亿美元。为什么50年过去了，硅谷仍然无法被复制？

硅谷的模仿者以为划一块地、砸几百亿就能复制硅谷，这是在侮辱硅谷。

硅谷的模仿者都对硅谷诞生的“历史”津津乐道：硅谷在成为“硅谷”之前，还只是大片无人的农业区。1950年代，被后人称为“硅谷之父”的斯坦福教授弗雷德·特曼(Fred Terman)建立斯坦福科技园，将斯坦福8000亩土地的一部分租给了惠普、瓦里安联合、通用电气等高科技公司，同时他还积极鼓励学生创业，并引进政府投资。

1956年，晶体管联合发明者威廉·肖克利(William B. Shockley)受弗雷德·特曼邀请，回到家乡帕洛阿尔托(Palo Alto)创业，他带来的8名员工随后创建了仙童(Fairchild)半导体公司，仙童半导体解体后，又演化出38家新公司（包括英特尔、美国半导体公司和AMD），再加上此时冷战正酣，美国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研究投资……模仿者认为，正是这些因素让硅谷在1960年代就早早得变成了科技界的“宇宙中心”。

于是后来，硅谷的模仿者大多遵循一个熟悉的“配方”：敲定一个热门产业，在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旁边建立科技园区，提供必要的补贴/激励来吸引世界级公司的加入，再创造一个风险投资池。遗憾的是，他们投入了数百亿美元资金，奇迹从未再次发生。

硅谷不是凭空出现的，没有20世纪头几十年的无线电产业积淀，硅谷不可能突然成为世界电子中心。

硅谷的模仿者，从一开始就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硅谷不是凭空出现的。硅谷的诞生不是政府的有意设计，在硅谷出现之前，旧金山湾区已经发展了40年的无线电产业，没有无线电产业，就没有后来电子产业突飞猛进的发展。

联邦电报公司(Federal Telegraph Company)可能不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但是帕洛阿尔托有一处纪念碑(California State Historic Landmark #836)正是为该公司的实验室所建，上面写着“在这里，无线电真空三极管的发明者李·德雷弗斯特(Lee deForest)和两个助手一起，于1911-1913年设计出了第一个真空管放大器与振荡器。[后来]全世界基于该研究成果的开发，推动了现代无线电通信、电视以及电子时代的出现。”

帕洛阿尔托纪念碑。／wikipedia

1895年，伽利尔摩·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就首次实现了无线电通信，但直到1910年，无线电通信仍然没有大规模商用，因为无线电信号在长距离传输过程中会衰减。李·德雷弗斯特并没有发明无线电通信，但却发现了真空管能革命性地解决通信衰减问题。联邦电报公司持续对真空管进行改进，获得了大量的政府订单，到了一战结束，联邦电报公司已经能自如地将真空管技术运用于无线通信的传输、接收和信号放大。

联邦电报公司对硅谷形成的作用被远远低估。联邦电报公司成立第二年(1910年)，该公司的两名员工彼得·简森(Peter Jensen)和埃德温·普利德汉(Edwin Pridham)就离职创办了衍生公司Magnavox，专注于扬声器的研发。他们帮助美国海军建造舰载扩音系统，他们打造公开演讲系统，帮助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圣地亚哥向5万名现场听众做公开演讲(1919.9)。

除此之外，联邦电报公司还有其他衍生公司：前员工格哈德·费舍尔(Gerhard Fisher)于1928年在帕洛阿尔托的自家车库里发明金属探测器，随后建立了费舍尔研究实验室；从小就是无线电爱好者的前员工查理·立顿(Charles Litton)，在红木城(Redwood City)父母的家里建立了立顿工程实验室，自行设计和批量制造性能更强、稳定性更好的真空管设备……

1930年代，尽管联邦电报公司被收购，并从旧金山湾区(西海岸)移到了美国东海岸，但旧金山湾区的公司发展真空管产业的关键技术并将其商业化，直接催化1950年代后半导体“电子革命”的到来。经济学家马丁·肯尼(Martin Kenney)在《理解硅谷：解析创业圣地》一书中提到：联邦电报公司也永久塑造了湾区大公司衍生小公司进而推动产业发展（甚至革命性变革）的传统——这可要比“1960年代末仙童半导体解体，引爆了半导体产业”早了30-50年。正是因为这种大公司“溢出效应”，东海岸的IBM发明硬盘和磁盘技术，才会被硅谷新创公司希捷(Seagate)、迈拓(Maxtor)加以利用；施乐发明了图形用户界面(GUI)，才有名不见经传的苹果和微软从中看到了商机。

过去半个世纪没有谁能打败硅谷，因为硅谷有着独门传统——硅谷的公司几乎不发明伟大的东西，它们只是擅长从全新的角度利用这些新技术。

硅谷的崛起不是一蹴而就的，但为什么硅谷能持续引领半导体&集成电路、个人电脑、互联网、社交媒体&移动化半个世纪的科技浪潮？

科技作者威维克·瓦德瓦(Vivek Wadhwa)在《硅谷无法复制》一文中举例，1960年代，美国新泽西州一家高科技公司背后的财团觊觎于硅谷的耀眼成功，便聘请了上文提到的“硅谷之父”弗雷德·特曼，试图利用“大学-政府-产业”的成功模式，再造一个硅谷。当时的新泽西拥有725家高科技公司，包括美国无线电公司(RCA)、默克公司以及晶体管的发明地——贝尔实验室。不过当地还缺少声名显赫的工程性大学，高科技公司高层、政府官员在贝尔实验室的牵头下，决定建造一所像斯坦福一样的大学。

“硅谷之父”当然没能再造另一个硅谷，因为弗雷德·特曼的计划根本施展不开：RCA不愿意与贝尔实验室合作，Esso不想和未来的大学共享优秀的研究人员，默克和其他制药公司不想提供用于研究的资金。弗雷德·特曼后来受邀来到德克萨斯州达拉斯试验，又一次折戟沉沙。弗雷德·特曼在1978年接受采访时提到东海岸沿袭的传统，“[东海岸的]厂商永远不会[在真空管标准上]合作，部分原因是专利垄断。美国无线电公司统治了专利，你必须得和美国无线电公司合作。但只要你把美国无线电公司领进门，它就想掌控一切。”——这一传统，和旧金山湾区（以及后来在这里出现的硅谷）截然相反。

美国东海岸马萨诸塞州128号公路（靠近波士顿），不幸沦为硅谷的另一个陪衬。128公路和硅谷都曾流入过大规模的美国政府资金，它们都拥有现成的科技园区、大规模军事投资、顶级的研究性大学（128公路有哈佛/MIT，硅谷有斯坦福/加大伯克利），它们也都拥有世界级的创业大公司（128公路有霍尼韦尔(Honeywell)、雷神(Raytheon)、数字设备公司(DEC)、BBN科技公司，硅谷有惠普(HP)、仙童半导体(Fairchild)、瓦里安联合(Varian Associates)、施乐(Xerox)）。

但1980年代，硅谷在公司利润和创新上都全面超越了128公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28公路的公司太过注重基础研究——他们没法将伟大的新技术商用。纽约专栏作者大卫·奥尔巴赫(David Auerbach)写道，“我在1997年到[128号公路的]数字设备公司采访，这个地方弥漫着中年人的气息。我碰到了一位天资聪颖的工程师，他已经为改进一块Unix系统的单片工作了20年。

与之恰恰相反，《硅谷百年史》的作者之一皮埃罗·斯加鲁菲(Piero Scaruffi)谈到，“硅谷没有发明很伟大的东西，我们只是在看到那些有趣的新技术和新发明时，有了不同的利用它的想法”。半导体、集成电路、互联网、浏览器、个人电脑、智能手机、数据库……这些通通都不是硅谷的发明。这依然可以追溯到无线电时代旧金山湾区的传统——1910年代，是联邦电报公司利用丹麦工程师发明的电弧无线电发射机，以及李·德雷弗斯特的真空管技术，横扫东海岸的无线电产业竞争者。

经济学家喜欢预测“下一个硅谷”在哪里，可以肯定的是，它绝不会是中关村这样笨拙的模仿者。

时至今日，硅谷仍然在保持高速增长，并源源不断地吸引人才。硅谷合资企业协会(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ley)最近的2014年硅谷报告显示硅谷的形势一片大好：硅谷目前拥有142.35万个岗位，已经连续四年保持增长；硅谷至少有3,639人自主创业，比上一年增长2%；硅谷有36.4%的员工都来自国外，2014年净增加19,194名外国移民，比上一年增长52%。

在太平洋另一端，北京海淀区政府于2015年10月发布了“中关村大街发展规划”，决定将现有15万方米的传统电子卖场逐渐腾退，转型为“创新创业一条街”，规划的详细程度达到“重点功能建设区范围主要以中关村大街为中心，且东西两侧各拓展300米”。2016年4月8日，海淀区政府又宣布进一步组建“中关村大街”改造运营公司，年内计划设立规模超80亿元的基金。

一群专家在2016年初放出豪言，说中关村不想再做中国的硅谷，而要成为“世界的中关村”。可惜，这只是在痴人说梦。中国政府还在强力介入中关村的发展，拼命扶持中关村的创业公司，可硅谷分明是一系列偶然市场活动的产物，跟美国政府没多大关系；中关村身处中国北京，无数优秀人才都被严格的户籍制度挡在门外（由于难以落户定居，许多人即使待上几年也不得不离开），而硅谷地区本质上是一个移民地区，1995-2005年，硅谷创业公司有52.4%的创始人出生在美国以外的地区，这个数字是整个美国移民数量的2倍；中关村的创业公司面向国内市场，还在制造成本更低、利润更低的复制品，企业家不阅读TechCrunch也没什么问题，而硅谷的创业公司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美国市场乃至全球市场，他们都希望在前人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中关村与硅谷最大的区别在于：无线电时代的市场活动，塑造了旧金山湾区独一无二的传统——包括所谓的鼓励冒险、容忍失败、喜欢颠覆，这些传统影响并奠定了硅谷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种特定地区沿袭传统的现象在经济学上被称为“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没有一个地方与硅谷有相似的过去，更别提中关村这种渴望超越硅谷的地方有多年轻。

正如科技作者莎拉·莱西(Sarah Lacy)在2009年拜访中国后所说，“今天，硅谷企业家认为理所当然应拥有的由风险投资家、天使投资人、律师、投资意向书、会计法则和最佳商业实践组成的复杂商业体系，实际上是经历了数十年的经济起伏周期才形成的。”许多经济学家喜欢预测“下一个硅谷”会是谁，可以肯定的是，它永远不会是中关村这样笨拙的追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