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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天又把AnnaLee Saxenian的名著《区域优势：硅谷与128号公路的文化和竞争》一书看了一遍。记不得这是第几遍读了。每当对国内眼花缭乱的创新浪潮（涌现出无数自称的创新型城市）产生困惑时，就会翻出来看看，也许能帮助自己透过现象看清楚本质。这回我疑惑的是深圳。似乎在公众眼里，深圳是中国最有条件被称为"创新型城市"的之一，能和它并列的似乎只有北京。但，深圳真的是创新型城市吗？深圳一系列科技公司的崛起，真的是因为本地建立起了一个地区创新网络吗？深圳的创新科技，在高成本的冲击下？还能够持续下去吗？AnnaLee Saxenia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是最早研究硅谷的学者之一，早在1979年她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硕士研究生时，就曾自信地预测，硅谷的繁荣即将终止，理由是那里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自然极限，住房和劳动力成本太昂贵，道路太拥挤，尽管公司总部和研究工作可能会保留下来，但大部分的创新企业将在20世纪80年代转移到其他地方。事实证明，她的预测错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硅谷迎来了历史上最大一波创业浪潮，像硅图、太阳、康诺、赛普拉斯等一大批科技公司都是在这个时候崛起的。"5年后，《商业周刊》也曾在封面故事中宣布，由于来自日本的竞争，硅谷将同底特律和匹兹堡等东部城市一样陷入衰退。事实证明，《商业周刊》也错了。到80年代后期，硅谷再次繁荣起来。尽管半导体行业失去了成千上成个工作机会，但像个人电脑、工作站、磁盘驱动器、软件、生物技术和医疗电子等新领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以苹果公司为代表的计算机产业取代半导体产业，成为引领全球科技发展的新方向。在整个80年代，硅谷的经济不仅急剧多样化，而且在地域上不断扩展，技术活动的空间范围从圣克拉拉县扩展到周边的圣克鲁斯、圣马特奥和阿拉梅达各县。到90年代，这种繁荣景象依然持续，地域范围继续扩大，从多媒体、互联网的应用到电子技术和生物技术的组合等全新的技术和产品不断涌现，网景、思科、雅虎、谷歌等企业的崛起，将人类带进互联网时代。2000年以后，推特、脸书等科技企业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不仅推动了硅谷的持续创新发展，也将人类带进移动互联网时代。如今，特斯拉这个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先锋，正在推动硅谷向'绿色之谷'转型，可望带来全球新一轮的产业变革。"（摘自书中华东师大杜德斌教授"推荐序"）有趣的是，自2015-2016年深圳房价暴涨170%以后，我也一再预言，深圳注定要衰落。2018年是深圳历史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但是我是否会像AnnaLee Saxenian和《商业周刊》那样预言错误呢？深圳会否像硅谷一样，不断地成功产业转型，而创造新的繁荣呢？现在似乎言之尚早。但是重读《区域优势》这本书，让我产生了把深圳与硅谷作一番对比的想法。虽然过去也有人这样对比过，但并没有十分详细的对照，而且迄今为止我也没有看到一本能像AnnaLee Saxenian这样解析深圳创新密码的书。我和小伙伴的新著《先行：华为与深圳》，也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准。我的办法是，将这本书中所写到的硅谷的特点一一罗列出来，看看深圳是否具备这样的特点，我会把"相似点"与"相异点"分列，让读者朋友作一对比，看看是不是有道理。1，硅谷没有太长的工业发展历史，与已有经济和政治体制之间有着一定距离，这倒是为其尝试建立富有成效的新型关系提供了便利。西部的生产商的确正在创造一个与东海岸的老工业体系运作方式截然不同的工业体系。如果说美国有东海岸与西海岸的文化差异的话，中国则有南方与北方的文化差异。深圳、广东建立的工业体系，也完全不同于北方、尤其是东北的工业体系。2，硅谷的地理位置也有利于独特工业模式的发展。最初，公司选址在位于帕洛阿尔托的斯坦福及其工业园区附近，但很快就向南扩展到山景城、森尼韦尔、圣克拉拉，最终扩展到了圣何塞。半岛的自然边界是一片狭长地带，东临旧金山湾，西靠圣克鲁斯山脉，这确保了公司布局的密度，最大限度地缩短了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物理距离，方便了公司之间密集的非正式沟通。在地理位置和技术前沿的双重压力之下，开拓者们共同创造了一种超越公司和职能边界的技术文化。他们逐渐建立起了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有利于尝试的合作传统。虽非有意为之，硅谷的工程师和企业家们正在创造一个更加灵活的工业体系。这不是围绕某个公司的体系，而是一个围绕该地区以及该地区的专业和技术网络组织的工业体系。深圳的地理位置与旧金山湾区有相似之处，原深圳经济特区位于山（西部之南山、中部之塘朗山-梅林山-银湖山、东部的梧桐山）海（西部之深圳湾、东部之大鹏湾）之间的狭长地带，摊开面向香港方向。深圳在特区建立之初，所有的工业区都是照搬香港的工业区空间格局，完全没有中国北方的那种工厂大院和围墙，也非围绕某个大公司的生产体系。这些工业区，有些是同业集聚，有些甚至是完全不同的产业共处一区。在后来的产业升级过程中，才进一步形成了同业集聚。这种同业集聚，颇类同于硅谷的"专业和技术网络组织的体系"。3，所有的人都是白人，而且大多数都是二十岁出头。许多人曾在斯坦福或麻省理工学习过工程学，大多数人没有产业经验。大家在当地都没有根基；绝大多数主要人物都是在中西部的小城镇长大，对东海岸长期以来形成的制度和态度都抱有不信任感。他们一再表示，反对"知名"或"老牌"行业，反对"东部的权威人士"。这一点深圳尤其相似。都是年轻人，外来人口，而且大都是中国中西部的小城镇或农村长大。对中国北方的旧制度抱有不信任感。想想当年的"蛇口风波"，如何反感京城来的权威人士。4，硅谷很快就出现了异乎寻常的高跳槽率。在硅谷，专业技术人员很少会在一家公司里一直工作下去而不跳槽。这些高流动率迫使科技公司为争夺经验丰富的工程人才展开激烈的竞争。这种去中心化自由流动的环境加速了技术能力和专门知识在区域内的传播。在硅谷，经济活动的中心是这个地区和地区内的各种网络，而不是某些个体公司。 
这一特点在南山区是存在的。但华为出走南山之后，就形成了一个以华为为中心的体系，即所谓"华为产业链"。这是一个质的变化，值得探究。5，敢冒风险会受到赞誉，失败也可为社会所接受。人们形成的一个共识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年龄、地位或社会阶层都不足以成为阻止一个人重新开始的障碍；商业上的失败也没什么好尴尬的，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如果你在硅谷失败了，你的家人不会知道，你的邻居也不会关心。深圳媒体也常常说深圳也具备这个特点。但这也同样有一个变化过程。在前30年，深圳的确具备这个特点，与硅谷一样，但我们得承认，这主要是因为移民社会，重新组织成一个陌生人社会之故，每个人的根基和主要社会关系都不在此地，所以才会没有人在乎你失败了，因为那时大家都看不见你；但等你成功时，大家都为你喝彩，因为大家都看到你了。但近年来，深圳似乎正在丢掉这个特点，因为一个新的熟人社会似乎正在建立之中。6，惠普还取消了传统上象征层级和地位的大多数企业符号，包括私人办公室、预留停车位、差异化的着装和办公家具，代之以象征团队精神和加州生活的符号。所有员工都享有相同的利润分成和股票期权资格。惠普还资助了一家一流的公司自助餐厅，向所有级别的员工开放，还有各类内部运动队、周五的啤酒狂欢，以及位于圣克鲁斯山区的一个向员工及其家属开放的公园。在英特尔，管理层之间的差异也降到了最低程度，个人被赋予了很大的自主权和责任，这些在东部企业都是闻所未闻的。这些组织结构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促进思想和信息的交流。硅谷的沟通模式明显不同于其他地方。这里更加开放，大可不必担心是否有人在你身边。这里的人们不仅有意不循常规，还刻意来激发各种奇思妙想。创新总是不期而现。优胜者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资助者的支持。在硅谷，人们很少有组织结构图的意识。这一条，我其实犹豫是放在"相似点"，还是放在"相异点"。因为，在某些方面，深圳有点像硅谷，尽可能"去等级制度化"，但在某些方面，深圳却是像128公路地区，等级制度十分明显，企业的集权化管理思维是主流。但是放在中国这样一个语境下，深圳已经在努力向硅谷学习了，所以思来想去仍是放在"相似点"这边。7，硅谷的芯片制造商改变了自身的结构，抛弃了所在的地区及其网络，就像日本半导体公司一样，在大批量生产中改变了游戏规则。他们疏远客户、与设备供应商对立，采用层级制职能管理模式，对生产过程进行空间分割，将研发与制造、装配分离开来。硅谷许大多型半导体公司中设计与制造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这与日本将设计、工程、晶圆制造和组装保留在同一地点的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20世纪80年代，硅谷已不再是几十年前那种技术先锋聚集的社区。该社区的人也不再是"无人不识"了，半导体行业的低迷让工程师们不得不去思考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创新和财富创造的疯狂步伐具有的局限性，在一些硅谷公司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倾向，就是将曾经的员工、专利交叉许可者或疑似模仿者告上法庭。听上去这正是远离南山、孤悬坂田与坪山的华为、比亚迪所作的事情。虽然，它们各自建立了自己的产业链，但并不要求自己的供应商保留在同一地点，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华为禁止自己的员工与同城竞争对手ZTE有任何关系，并经常与对手打专利侵权官司。富士康与比亚迪也是这样的同城关系。8，20世纪80年代，硅谷的电子计算机公司重新定义了与其最重要的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成功与供应商的成功密不可分，便开始在设计、开发和制造创新系统的联合过程中将供应商视为合作伙伴。…与专业供应商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网络，也为计算机公司带来了强大的竞争优势。…到1990年，硅谷已远不止是公司个体、熟炼工人、资本和技术的聚集地。生产商跨国公司和跨行业的复杂网络越来越多地组织起来，以实现创新和共同成长。硅谷与深圳之间存在着代际落差。1990年代硅谷开始第二次迭代之时，深圳才开始成为亚洲生产网络的一部分。深圳从两方面受益于硅谷：一是由硅谷向亚洲转移的计算机生产体系，继续经由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再次向中国大陆转移，深圳及其邻近的东莞成为这个生产网络的底层部分；二是1990年代末开始，硅谷的华人技术精英开始将硅谷模式在中国拷贝，尤其是最新兴的互联网部分。他们主要在北京聚集，但往往会在深圳地区获得他们的生产商供应网络。也就是说，经由这两个管道，深圳作为硅谷技术网络的末稍而与硅谷建立了联系。1，128号公路和硅谷的创业进程和技术进步最初得到了联邦基金资助，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实现了自我维持，最终确立了国内领先的电子创新中心和生产中心的地位。二战吸引了大量人员来到旧金山湾地区，投身到与战争相关的行业。圣克拉拉县有着地理位置优势，可以轻松抵达Richmond、Oakland的军事设施和工业中心以及太平洋战场的门户旧金山。因此，可以坐享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红利。相反，广东，尤其是深圳，由于位于海防前线，国家在几十年里避免在这里有任何投资，更不要说科技战略投资。我一直认为，中国科技战略最大的失误，就是一直到珠三角成长为与长三角并列的国家两个主要的增长极发动机之后，仍然不肯将国家科技投资向珠三角作任何的倾斜。2，斯坦福大学的产业联盟项目促进了教师个人、院系和外部公司之间的合作研究，进一步扩大了该校在硅谷所发挥的作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位于斯坦福以北30英里处，也成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硅谷工业的重要技术资源。…伯克利不仅大大增加了湾区高水平工程师的供应，也成为半导体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中心。两所世界一流的以理学和工学见长的研究型高校，积极投身于硅谷的产业发展，创造了全国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技术环境。加州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系统也是硅谷的技术基础设施提升的重要元素。比尔.盖茨1999年参加首届高交会发表演讲时就告诉深圳人，你们最缺的是一所一流的大学。这表明他不认为深圳大学能扮演斯坦福和伯克利在硅谷的角色。到现在为止深圳都不能说已解决了这个问题，尽管南方科技大学、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及正在筹备的中科院深圳理工大学）、哈工大（深圳）等大学努力想扮演这个角色。事实上在前30年，为深圳提供技术支持的，是类似于华中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中西部地区的工科大学，清华、北大等北京的大学则是晚近的事情。3，尽管当时生产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但是公司间供应商网络的完善，却凸显了在硅谷设厂的优势。为了能够加入硅谷的社会和技术网络，许多公司不顾相对高企的成本，仍坚持在这里开厂或扩张。硅谷作为技术发源地，仍然吸引全球科技公司的目光，并驱使它们在硅谷设立办公室或研发中心，在汲取技术资源的同时，也为硅谷增添了技术资源。但深圳并不是这样，在成本过快暴涨之后，许多科技公司已经离开深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华为。4，总部位于硅谷的计算机制造商往往更青睐当地供应商，尤其是那些技术复杂或定制部件的供应商。这种地理上接近的愿望并非只是出于对成本的考虑，大多数人看到了及时交货的好处，但也认识到，要远距离建立起合作性的供应商关系所需的信任和团队合作很困难。…随着硅谷大型生产商将业务扩展到世界其它地区，它们也复制了这种地理本地化模式。…苹果电脑的"多国本土化"战略基于类似的愿景，即供应商和客户的本地化集群通过促进相互创新，实现共同扩张。像苹果和惠普这样的公司，通过产品制造以及产品开发和营销的分散化，使自己能够更迅速地响应当地的需求。它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企业整体的大框架和这些当地的活动之间寻找平衡点，如何在不同地点之间实现学习成果的有效迁移。这就是后来的全球价值链概念（杜克大学教授Gary Gereffi2001年首次提出全球价值链GVC的概念）兴起的地方。链主们（包括苹果、英特尔、高通等）许多盘踞于硅谷地区，控制着价值链的高端部分。而深圳则居于价值链的末端部分，并努力想向高端部分攀登。这就是此后20年深圳与硅谷的关联（苹果与富士康就象征了这种关联），也是最大的差异。华为代表了深圳向上攀爬的努力，她试图集苹果与英特尔两种链主角色于一身。然后就看到了二者之间的剧烈冲突，结果目前尚不得而知。AnnaLee Saxenian的这本书出版于1994年，所以其对硅谷的观察截止于1990年代初，后面的演变不在该书的视野之内。所以这本书虽然经典，但却仅限于1990年代中期之前。如果截取1994年之前的硅谷，与2008年之前的深圳作比，我们确实看到深圳有很多类似硅谷的特点。但之后的变化就不同了。深圳越来越表现出与硅谷相异的特点。何况仅以此书中提供的线索来对比深圳与硅谷，深圳本身的许多特点并不足以表现出来。所以接下来的一篇文章，我将以另外一本研究硅谷的著作为依据，进一步分析深圳与硅谷的异同。（港湾财经出品，港湾商业观察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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