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首发 丁祥利| 水治则国治（上）

作者为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6期，注释从略

·学术评论·

水治则国治

——皮大卫《黄河：近现代中国的水问题》评介（上）

丁祥利

　　1866年冬，从北京出发，经开封，前往山东曲阜拜谒孔庙的途中，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A.P.Martin）第一次看到黄河，望着两岸的堤坝在广袤的平原上蜿蜒而去，感觉非常壮观。然而，他也不禁感叹，“中国人对黄河已无计可施，唯有等待将来西方的工程技术来征服它”。19世纪末以来，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黄河逐渐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然而，对于黄河下游，尤其是华北平原的居民而言，他们对这条河流的认识和感情却要复杂得多，甚至认为它有百害而无一利，高悬的河床、频繁地溃堤决口，使得它也被称为“中国的悲哀”。如丁韪良所言，至20世纪，已有不少外国水利专家对黄河进行考察研究，一些留学欧美学习水利工程的中国留学生归国后也投身于黄河治理工程。然而，20世纪黄河的历史并不只是现代工程技术传播与发展的过程，而且涉及民族国家发展、沿河居民生活与自然环境变迁等多个方面。

　　在水利工程技术人员之外，不少欧美人文社会学者也将目光投向黄河及其流域。早在1957年，美国学者魏特夫（Karl A.Wittfogel）提出“治水社会”理论，认为自然环境因素对专制主义的形成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在干旱与半干旱以及特别潮湿的地区，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必须对季节性失调的水资源进行有效管理，灌溉、防洪等较大规模的工程需要有组织的协作，于是逐渐形成制度化的统领权力，这就为专制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其关于中国论述的主要依据之一便是黄河。当然，魏氏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后来受到了严厉批判，众多历史学家通过对地方水利自治组织的研究批判魏氏观点的片面性。伊懋可（Mark Elvin）在其《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6章考察了1855年改道之前的黄河，认为清代的治河技术无法改变黄河河口日益淤积的趋势，最终导致黄河的改道。明清时期，南粮北运，黄河与大运河连为一体，共同构成了漕运系统。李欧娜（Jane K.Leonard）的《遥控：道光皇帝对大运河危机的处理，1824—1826》一书中，分析了19世纪20年代的运河淤塞危机。作者先通过图例详细解释清代河防技术，继而论述道光帝与地方官员在应对运河危机时的协作。虽然皇帝试图掌控漕运的每一细节，但只有地方官员才能制定出具体的政策，这也揭示了清代行政系统的灵活性。兰道尔·道金（Randall A.Dodgen）的《驾驭黄龙：帝国晚期儒家工程师与黄河》一书中，首先介绍了明清时期黄河河防系统的演变，之后集中描述了19世纪清廷如何应对黄河决口所带来的危害。道金认为，将治理黄河的能力与朝代兴衰的表现联系起来是不合理的，黄河失治的主要原因不是腐败，而是技术与财政等方面的局限。清廷努力将黄河置于掌控之中，与此同时，河流的变动也随时引起政府财政开支的消长。李欧娜和道金两书主要是从官方行政的角度考察河流治理的历史，相对忽视了地方社会与黄河的关系。至20世纪，大坝等水利工程的修建更加深刻地改变着黄河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夏竹丽（Judith Shapiro）在《战天斗地》的第1章中记述了水利学家黄万里由于反对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实施而受到政治压迫的个人遭遇，并简要提及该工程引发的移民、上游河床淤积等社会和生态问题。穆盛博（Micah S.Muscolino）新近出版的《战争的生态：河南、黄河及其他，1938—1950》审视了抗日战争及国共内战时期能源匮乏对军队及地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尤其是花园口决堤造成的生态恶果。此外，国内史学界关于黄河的研究则多集中在明清时期河防漕运。胡英泽在其关于黄河滩地的细密研究中，主要探讨了黄河滩地土地产权的特殊性。其虽在著作最后一章考察了三门峡工程，指出强大的国家权力对流域环境造成的急剧改变，但未能深入系统论述20世纪黄河变迁及与之相伴的多层面的历史进程。邹逸麟曾指出，“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就必须先了解黄河流域的历史，而要了解黄河流域的历史，自然也就离不开黄河的历史”，然而，综观国内外史学界已有成果，不难发现，我们所了解的黄河的历史是不全面的，尚鲜有史学专著着力于20世纪的黄河问题。而最近皮大卫（David Pietz）出版的《黄河：近现代中国的水问题》一书，无疑是综合理解20世纪黄河历史的最新尝试。

　　皮大卫现就任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其主要研究兴趣为近现代中国的科技与环境，尤其是水利相关的问题。其第一本著作是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淮河治理机构演进的历史。新近出版的该书虽然正标题为黄河，但是作者的关注涉及20世纪整个华北乃至全国的水资源问题。在该书第1章“论生态边缘区域”，作者通过东西和南北两个轴向介绍主要研究区域华北地区的地理环境。从西向东，黄河在塑造该地区自然环境方面影响巨大，由于泥沙淤积、河床抬高，在华北平原上形成了地上悬河的奇观。从文化上讲，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历史悠久，人口繁茂。从南向北看，大陆性季风气候对华北的生态环境有着决定性作用。该地区年降雨量500毫米左右，低于年蒸发量，而且降水季节性分布不均，冬春为旱，夏秋易涝。明清时期，区域内水道尤其是黄河，偏重于筑堤以防水患，而缺乏其他的治水良策，因此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维护堤防。而至19、20世纪，政权式微，堤防荒废，遂致水旱灾害频发。作者认为，“华北的生态是人类活动与自然力量长时间以来共同作用的产物，但是这一生态系统并非坚不可摧，无论是黄河还是气候，人类与自然世界在华北塑造的生态平衡仍十分脆弱”。至20世纪后半期，伴随着“人口剧增、农业集约化、工业增长和城市化扩张，华北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不得不承受日益沉重的来自人类社会的压力”，因此，华北的生态具有明显的边缘性（marginality）和脆弱性。

　　在第2章，基于已有研究，作者概括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水利事业的得失。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的兴起便与治水有关。治水的成功使禹获得了声望与权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这使得后世的政治精英认识到欲治天下必先治水。 在依次梳理了贾让、王景、潘季驯、靳辅等人的治河实践后，作者讨论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天、地、人和谐的理念。从华北和黄河的历史来看，作者认为，这一理念中的天与地并非真正的不受人类影响的原始自然。与西方强调的“荒野”(wilderness)理念不同，中国人的自然观是追求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平衡。因此，“从一个重农社会的角度来看，尤其是关于水资源，这是一个受人类控制的生态环境”。20世纪之前，在长时期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已经形成了对自然环境干预的传统。至20世纪，风靡全球的“极端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袭来，“但是它强调的自然、国家、民族身份和经济增长等并非简单地移植到中国的文化和生态系统”，而是与中国自身对自然干预的传统相结合，在20世纪继续改变着这片土地上的生态系统。

　　接下来的第3章“改造饥荒之地”，作者重点探讨了20世纪前半期华北和黄河的文化意象的构建，以及中外水利工程师对黄河问题的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连年的水旱灾害是华北生态平衡崩溃的集中表现。旅居华北内陆的欧美传教士对自然灾害造成的社会惨状有着详细的记述。如1875—1878年由干旱引发的“丁戊奇荒”，约有950万—1300万人丧命。英国浸信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其日记中记述了他在山西的亲眼所见：

　　半天时间就看到了6具尸体，其中有4个是女性：一个几乎全裸地躺在一个破烂的棚子里，只有腰间缠着一条带子；第2个尸体是在小溪里；由于野狗的撕咬，还有尸体被猎食的野鸟和野兽啃得血肉模糊。（我还）见到了两个18岁左右的年轻人，拄着拐棍，蹒跚着缓缓前行，看上去就像90多岁的老者一样……

连日来悲惨的见闻已经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神志是否还清醒：“我到底是活着，还是已经成为那些备受折磨而死的人之一呢？”不只是旱灾，由于水利失修，频繁的水灾也威胁着华北民众的生存。以至于到1926年，当时在华参与救济工作的美国人马洛瑞（W.H.Mallory）在其记述中称中国为“饥荒之国”（Land of Famine）。为什么会如此？根据气象学家竺可桢的解释，就华北全年降水而言，除沿海等少数地区外，全年平均雨量均在500毫米以下，但受季风影响，降雨期多集中在农作物需要灌溉之夏季，因此虽然全年雨量不多，但较为集中的降雨对农业生产裨益极大。“故若此稀少之雨量能年年可靠，或年平均变动不大，则尚可用以种植若干耐旱之谷类，对于农民利莫大焉。但按诸气象学上之通例，凡雨量愈稀少者，其每年之变率愈大。如此欲望其年年均可得到标准雨量也难矣。此乃最不幸事也。”与其他地区平均雨量变率相比，如长江中游为10%，而华北地区则达到35%，每一地区农作物的种植选择必须以当地的标准雨量为依归。如果一年中雨量增减达25%，则表明农作物已受伤害，必将减产；若达到40%，则将无收获可言。“世界上人口稠密之区并无一地，其雨量变化性之大有如华北者。此外人之所以称中国为灾荒国也。”与此同时，黄河由于其历史上多次改道和决堤，也被外人称为“中国之觞”。作者在此着重阐释的，是这些称谓所包含的文化意义。“饥荒之国”的叙述意味着中国尚未具备现代文明的资质，而作为“中国之觞”的黄河则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不得不克服的羁绊。华北与黄河不仅成为中国追求现代化的重要地理场域，而且在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的话语叙述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