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燕京| “内轻外重”抑或“内外皆轻”？（下）

作者时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注释从略

·书评与文评·

“内轻外重”抑或“内外皆轻”？

——评李细珠《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兼论晚清政治史研究（下）

孙燕京

　　最后一个问题是，权力流向了哪里？李细珠认为流向了军人势力，“当清廷中央与地方督抚的权威一并衰落之时，军人势力崛起，从而出现军人干政局面”（第419页）。他认为袁世凯是军人起家。

　　在我看来，袁世凯如果没有督抚的身份，是不可能单纯靠军人发迹、起家、壮大的，在中国缺乏军人起家的传统（纵观历史，文治时期远远长于武治时期）。固然，袁世凯依托袁甲三辗转发迹，但起初并不是不想走科举正途，只是屡试不中泄了气才转向“行伍”，从此如鱼得水。袁在受到李鸿章激赏后经营朝鲜、小站练兵（此期受到中央地方两个方面的支持），1899以后一直担纲封疆大吏，兼营军队和地方。如果说军队是他的权力基石，那么，地方督抚职权便是他的能量支柱。此后他交结奕劻等上层权贵也主要靠督抚任上才有的各种便利。袁世凯的权力，不是一朝一夕膨胀起来的，实际上经历了长久的积累，是野心、能力、手握军权、历任督抚等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晚清人评价他“不学有术”实在是入木三分。

　　更何况，从曾国藩经营湘军起，经营军队逐渐成为地方大吏的新传统。李鸿章的淮军，张之洞的自强军无不如此。只不过与这些前任或同僚相比，袁世凯少的是旧式君臣观念——毕竟他不是正途出身。如果说那些人称作“尾大不掉”比较确切的话，到了袁世凯这里差不多变成了“狼子野心”。

　　其实对督抚权力来说，清季是“畸轻畸重”，经过多年中央对地方权利的“攘夺”，督抚中的大部分是轻了，但并没有改变少数督抚“权重一时”的事实。最后那位手握乾坤的袁世凯虽不在位，但早已经营好了，权力实际上的占有远比名义上的来得实在。更何况武昌起义烽火刚起，清廷便慌不择路，又把督抚之位发还，只不过袁世凯早已不是昔日的疆臣。

　　如果一定要用“皆轻”来解释中央地方权势格局的话，那么，清廷的轻就像“纸老虎”而督抚的轻则是“真贰心”；如果我们放大视野，观察一番清末中国的政治格局，那么，权力的流向就清楚了，那就是，清王朝衰弱了，其他政治势力不断崛起，比如革命排满、拥护共和的革命党；比如反对流血、提倡立宪的立宪派；比如压抑已久支持改变的广大民众；当然，最大的获益者还是心机特重、善于权术的袁世凯。

　　清末新政中央集权带来的后果是矛盾日趋激化，一方面，中央集权不断消解了督抚权力原有的“中央性”，日益使他们沦为地方化的利益代表，从而导致中央与地方矛盾的深化，督抚们与朝廷彼此越来越不再信任，越来越没有信心；另一方面，督抚借重外围力量，一是联络立宪派利用国会请愿行动向清政府施压；二是曲线借重革命党的声势，不断要挟清政府让步。在这个意义上说，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外轻，能量已经流向民间，“外”的内涵已经大大扩展。尽管就中央地方关系而言，地方督抚权力较之咸同时期轻了不少，但是不合作、离心离德却变得更为严重。这样说来，简单一个“轻”字是无法概括的。

　　也许，经过这一番诘难，会促使李细珠奋起回应或进一步思考。那正是我写此文的目的。因为，历史研究只有在反复甚至无休止的对话中才能前进发展，才能无限接近那个真实。

晚清政治史：光荣与梦想

　　近些年，学者们对研究的“碎片化”忧心忡忡。在我看来，在晚清政治史领域，这种倾向似乎不那么严重，反而形成了“研究不捐其细，立意不厌其高”的追求。

　　迟至20世纪80年代，地方督抚的研究还未成气候。巧合的是，我的硕士论文恰以此为题。想当年，晚清政治史领域犹如一片刚刚发现的新大陆，到处是待开垦的土地。由于文献史料远没有现在丰富，海外包括台湾同行同领域的成果无缘得见，加上认识论、方法论上的种种局限，研究的深度和对这一问题难度的认知十分有限。比如，对中央地方关系的认知，并没有细化到区分内外官制，也没有去类比西方文化意义上的中央地方观念。当时许多认识是一刀切的，直接将中央地方比附为京官、外官。

　　纵观80年代的研究，带有标志性的是魏光奇与林乾的文章，他们继承老一辈研究传统，对地方督抚的权重研究具体化了。到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步入更深层面，社会现实需要为改革求证历史，寻求新的思想资源，于是，清末新政、预备立宪等形成研究热潮，形成相当丰厚的研究成果。2000年以来，涉及督抚的重量级论著越来越多。李细珠的《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刘伟的《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关晓红的《陶模与清末新政》（《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种瓜得豆：清季外官改制的舆论及方案选择》（《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清季外官改制的“地方”困扰》（《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贾小叶的《晚清大变局中督抚的历史角色：以中东部若干督抚为中心的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张海林的《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以及一批博士学位论文，都是这一领域代表性研究成果。

　　近30年来，学术研究早已大踏步超越了那个简单化、贴标签、在革命史范式里打转的时代。晚清政治史至少沿着三条线索（民族民主革命的线索、政治现代化的线索、权力结构与运作的线索）六个方面形成特色。一是研究呈现系统化、序列化趋向；二是从革命史单一向度到多维视界展开，甚至大有冲破“鼎足而三”（辛亥革命、立宪运动、清末新政）的格局而形成多元互动的态势；三是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框架；四是制度史研究获得长足进步，出版多部扎实厚重极具创新的论著；五是开拓了新领域，如政治文化史、心态史、权贵研究等；六是整理出版大量的晚清史资料，为研究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成果显赫而辉煌。

　　但即便硕果累累，大家都觉得仍有一些待深化、需拓展的空间。

　　在我看来，政治史与文化史的结合是一个亟待深入的领域。近些年，有学者进行了尝试也取得了非凡的成果，但涉及的内容还只是晚清史的一个点、一个侧面。当然，什么是政治文化，如何定义它，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晚清政治史仍然需要在理论建构、方法论方面来一个突破和创新。这些年，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研究颇为热闹，可似乎用在区域史、社会史领域更来得顺手，在其他地界尚未舒展开拳脚。民族国家、体制内外等新取向也风头正劲，但还需要进一步开拓。

　　近些年，有些学者把视野转向清末朝廷权贵，试图说明政治鼎革中“原体制内”的变化和内部的自我侵蚀与消融。但是，限于资料、先入为主的成说以及偏见，成果还远不充分。

　　单就督抚研究来说，是否还可以有下列关照？如，督抚群与群之间的研究。不论清末，即使上溯历朝历代，地方封疆大吏在能量、学识、与朝廷的亲疏等方面均各不相同，因此，他们能起和所起的作用就很不一样。分开对待、对比研究显然有助于加深对权力格局的认识。再如，督抚和朝廷各种人物关系值得进一步关注。显然，他们的互动对清末改革决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又如，清末的督抚处于世界潮流变迁之中，外来因素的影响，诸如地方自治、外国宪政等对他们的思想和政策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哪里？程度如何？在清末中央地方关系中有哪些作用？这些在在需要进一步思考。如果能深化这些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梳理派系关系和内部权势消长的来龙去脉，对清末政治的诠释会更准确。还比如，满蒙督抚在清末的出处行藏、派系归属、文化倾向等方面需要加强关注。对满汉矛盾贯穿始终的清末政治，不仅要说明督抚大员如何行事，还要说明作为朝廷核心支柱、“更信得过”的满蒙督抚的影响力和作用力。对他们的忽视或弱化，有碍于对权势转移走向的真切把握。

　　最后一点是督抚群体与个体研究的关系。在多数时候、多数情况下，督抚的群体研究意义更为重大。但是，在任职时间长短不一、任职区域各不相同的前提之下，个人、个案的研究价值非常重要。因为不少时候他们没有共性可言，不同督抚在具体问题上——比如对官场内幕的把握、处于矛盾利害中的具体位置、统治集团利益关系的千差万别等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处世判事的结果往往不一样，在这个时候几乎无群体性可言。这些年，不少学者对博士论文以人物、特别是个人为题颇不以为然，往往讥之为“至多是人物传记”。我的看法不同。晚清文献浩如烟海，研究者面对如许资料每每坐困书城，无从下手。固然，着眼于一个大体相近的群体，能诠释更大的意义，但不对辖区的特色、人物的性格、带有强烈特殊性的事件做个案分析，如何说得准确合理？若我们连个体都尚未捋出头绪，如何更合理地认识群体呢？

　　总而言之，晚清政治史、清末督抚研究远没有穷尽，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做，甚至还需要“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只有心怀这个梦想，晚清政治史才能又见辉煌。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