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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革 （1922-2007），号红莩，一号拜鞠。1922年1月22日出生于河北省献县之前南宫村。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研究所，后即从事物理教学工作，直至退休。原习理论物理学，中年以后治量子物理学史，专研伟大学者尼耳斯·玻尔的生平、工作和思想。2001年被丹麦女王赐封“丹麦国骑士”，授勋章。平生著译数十种，共约一千五百万言。正业面外，有多种文人爱好，能作旧体诗词，尤嗜治印。主要译著作品有《宏观电磁场论》、《玻尔——他的生平、学术和思想》、《爱因斯坦全集》（第三卷）、《史情室文帚》等。戈革教授因直肠癌，于2007年12月29日下午4点10分去世，享年86岁。 刘兵导读 在科学史上，有许多了不起的科学家，但却只有少数可称为“奇人”。其中，爱因斯坦绝对称得上是一位。当然，另外的，像丹麦物理学家玻尔，也应算是一位。在研究科学史的学者中，如果就国内来说，戈革先生肯定当仁不让地可算是第一奇人了。说奇，可以体现在诸多方面，之一，如他以一人之力，翻译完成12卷的《尼耳斯·玻尔集》，以及大量其他的物理学史和物理学等的译著，以量多质好笔快著称。他后半生专治玻尔研究，应该可称得上是世界上对玻尔了解最多之人。 戈革之奇，亦在他的兴趣，他自称在量子物理学史、篆刻学和武侠小说研究三个方面均可指导研究生，也确实在这三个方面均有令人称奇的表现，除了量子物理学史方面的大量译著和著作、论文之外，大量的金石篆刻，有印成书者，更有大量存留在私人手中，被人称道者，在武侠小说方面，曾出版有《挑灯看剑话金庸》之奇作。 第三，在为人性格方面，戈革也堪称奇。其刚愎孤傲的性格和博学，既使他与众不同，曲高和寡，也使其常不得志，反过来，也许这种情形恰恰又更加成为其翻译和研究的动力。 由于种种原因，对于这样一位著译等身、常识渊博、成果斐然的科学史家，学界理解不够，重视不够。其实，他的学术遗产，是极为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的。以下若干有关文章，也许只能让我们对戈革先生的整体形象提供有限的一窥，但时间，终会证明他的为人为学之“奇”的不朽价值。 ◆ ◆ ◆ ◆ ◆
我受友人和出版社邀请参加《爱因斯坦全集》的翻译工作，实出一时之见猎心喜。事后想来，也颇有感慨。40余年从事物理学史的研习，专注量子物理学史，特别是尼耳斯·玻尔的背景、生平、工作和思想的研究和介绍，而于那伟大的爱因斯坦研究则基本上不曾“进入”，现在沾上一点爱因斯坦之边，实在不过偶一为之，并无他意。 且说我当年在北大求学时，曾选修冯承植(冯至)教授的两年德文课。冯先生对我们要求严格，每次上课都叫起来提问，因此大家谁都不敢不认真温课。两年训练下来，我已经能够比较顺利地阅读专业书。因此当毕业以后考入清华做研究生时，别人大多要补学第二外语，而我却很顺利地通过了考试。然而后来就大事不好了。在一片“学习苏联”的大声呼叱中，我们被迫放下英、德等文而学了俄文。再后来屡经“运动”，“崇洋媚外”、“里通外国”(苏联不算“外国”)等等帽子纷纷落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头上。过了几十年，我的那点德文基础也被压榨得所余无几了。近十几年来，也曾试图把它重新“拣回来”，然而“诗人老去”，俗务纷繁，一直没有成功。 现在要翻译爱因斯坦，至少我本人是不能顺利阅读德文原著了。于是我们商定，不会德文的人们只能以英译本为据。但是又一次出人意料，至少我所负责的这个“第三卷”的英译本，译得较为草率，书中名词错乱(例如将“动量”和“力矩”搞混，“定律”和“定理”不分，“引力”和“重力”互见)，疏漏百出(有时一句话只译半句，甚至整页地漏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根据这样的英译本来搞翻译，使人心中十分不安，精神永远紧张，只能凭借自己那点德文的“残渣余孽”，不断地核对德文原本。可以想见，这种工作干起来是何等地“累”! 我所承担的这个第三卷，内容主要涉及的是统计物理学方面的探索，相对论方面的文章并不很多。阅读这些作品，使人对爱因斯坦增加另一方面的理解。正如原书编者所指出的那样，从这些作品中，你可以看到一位.敏锐的、能力过人的科学探索者，而不是一位“一贯正确”的物理“教皇”。他有时也犯错误(计算错误之类)，有时也有思想矛盾，如此等等，和一个“正常的人”完全一样。例如，在讨论固体的比热容时，他一会儿说“原子”，一会儿说“分子”，一会儿又说“原子”，其实他指的是同一种运动客体。我开玩笑说，如果我的学生在考试时这样答题，我会给他一个很低的分数。但是爱因斯坦却有权这样做，因为当时人们对固体的结构还了解得很差，还没有确切地知道那些“振子”到底是什么。这样的以及其他一些情况，我们在翻译时当然应该忠实于原文，而绝不允许自作聪明地给人家“统一”笔调。 本卷有两篇文章(文件22,23)曾见于许良英等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有人说，凡是该书已有的译文，就应“基本上不再改动”。此议我却期期以为不可。每人的译笔都有自己的特点，谁也不能认为只有自己的指头才是指头。因此我在翻译这两篇文章时虽然也参考了那已有的译文，但却并没有遵守那“基本不动”的条件，而是按自己的笔调进行了重译，并改正了原有译文中的几处误译(如将其原理“不再适用”误译为“仍然适用”之类)。至于新旧译文的得失，当然有待千秋读者们的论定。 英译本遗漏的一页，曾请赵中立先生校订了译文，在此声明并致谢。 我最不放心的是本卷的“附录A'。这是爱因斯坦的一部分草稿，内容很杂，不成系统，有许多独特的简写，而且没有英译本。我没有办法，只好请本校德文教师谢丽娟女士帮忙。她尽量注出了各个单词的“或然意义”。但是有一些单词，特别是那些简写的符号，连她也不能辨认。还有一两个单词，竟然在很大的德文词典上也查不到。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只好保留原文，以待高明读者的指教。尽管如此，译出的部分也还很可能有不少的错误，这是使我甚感惭愧的! 记得当年西南联大从昆明复员(不是“原”，此为当时特殊用语)北上时曾在校园中立了一碑。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在碑前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最后他说(大意):“什么都别说了，请看此碑吧!”我现在也不揣冒昧地仿效梅老前辈的话说:“什么都别说了，请看此书吧!”是为记。 戈革 1996年6月22日于北京之北郊 （原文刊载于《爱因斯坦全集》（第三卷），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12月） 责任编辑 刘小编 本文来自科学的历程 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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